更为重要的是盟友胡林翼的突然死亡，湘军取天下已无可能，留给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的，只有继续效忠爱新觉罗王朝一条路。庞大的湘军集团要想安身立命，必须由武装集团向文官集团转型。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会不会给湘军集团转型的机会？战争结束后，富国的改革是大清帝国唯一的选择，湘军集团只有抓住改革的主导权，才能立于政治上的不败之地。
改革，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是一个多么奢侈的大胆想法。
海疆是大清帝国难以抹去的伤痛，现在好了，英国人要帮助大清帝国组建海军舰队，战舰还没有下订单，英国人就将手伸到了帝国的军队之中，这样的军事改革只能是引狼入室。曾国藩非常清楚，朝廷给了自己四省军权，可是海军舰队的大权将落入奕跟英国人的手里，尤其是以赫德为首的海关税务司，已经落入了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手中。财税决定战争的未来，剿灭太平军的最后功劳也将由海军舰队独占。
枪杆子是政治跟外交的绝对保障。
当起事的联盟成为历史，为使中国免于沦为鬼蜮，为了在未来事关湘军集团转型成败的改革中取得主动权，曾国藩决定抓住枪杆子走改革之路。在跟李鸿章喝茶密谈期间，曾国藩还在等待两位幕僚的到来，他们将成为曾国藩改革之路的奠基人。
军工基地定安庆，帝国军事初始航
数学双星
曾国藩突然起身，快步走向大门口。
两位书生模样的人向曾国藩行礼致敬。李鸿章在旁边有点纳闷儿，六个月前在宿松，正在大帐中用午餐的曾国藩听闻左宗棠到，手上攥着筷子就直奔帐外，那时候的左宗棠只是个四品京堂候补。今天这两位书生从穿戴上看亦无功名，到底是什么来头，令统率四省兵马的曾国藩辕门相迎？
曾国藩笑容满面地将两位书生迎入客厅。说实话，对这两位，曾国藩其实了解得也不多，只是听江苏巡抚薛焕在信中介绍过。其中一位叫徐寿，年纪大一点，1818年出生，是个苦孩子，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五岁那年死了老爹，在老妈的拉扯下学习过四书五经，学了一阵儿将私塾先生给炒鱿鱼了。
徐寿身边是一个官宦子弟，名叫华蘅芳，出生于1833年，别看小伙子一脸稚气，可在他的家乡甚至上海都是一个异数。华蘅芳的老爹华翼伦，举人出身，官至四品。徐寿跟华蘅芳能够成为忘年之交，完全是因为华翼伦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徐寿跟自己的儿子华蘅芳的兴趣都不在科举，而在科学方面，于是介绍两人认识，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
华蘅芳跟徐寿在无锡的老百姓眼中是典型的不学无术之徒，两人整天不学习四书五经，却都喜欢收集西洋玩意儿。徐寿年纪大一点儿，但对洋玩意儿的好奇远甚于华蘅芳。徐寿跟华蘅芳都喜欢与几何、科学相关的东西。他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在当地颇有名气，甚至还利用仅有的一点了解，拆解西洋玩意儿，华蘅芳跟他老爹华翼伦说那是科学研究。好东西都拆了，在华翼伦这个四品文官看来，很是可惜。
曾国藩很快了解到这两位书生的一段传奇经历。华蘅芳听闻了上海墨海书馆出版西洋科技书刊，立即鼓动徐寿一同前往。两人到了上海，立即迷上了西洋数学。当时，李善兰和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所译的《代微积拾级》尚未脱稿，华蘅芳等不及出版，就在书馆找了个地方，日夜奋笔疾书，竟把译稿全部抄录了下来。
华蘅芳跟徐寿来到上海，注定了两人对这座城市会有难以割舍的情缘。不过，年纪大的徐寿更喜欢实战，在无锡没有的西洋玩意儿，在上海都能看到，那些玩意儿简直超越了自己的想象。尤其是墨海书馆的印刷机等西洋器物让他着魔，每天都围着这些机器钻研。可以说，墨海书馆成了徐寿跟华蘅芳的科研所。
战争让两位科学爱好者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墨海书馆的关门也击碎了两人的科学迷梦。当太平军围攻上海时，徐寿跟华蘅芳结束了上海之旅，回到无锡。上海的游学经历让两人对科研更是神往，在没有任何科研设备的情况下，两人依靠在洋商那里买来的一杆火枪，通过子弹射击活鸟的办法，完成了“抛物线”试验。1959年，华蘅芳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数学著作《抛物线说》，徐寿为之作图。
尽管两人著书立说，尽管《抛物线说》让中国的读书人眼前一亮，可是徐寿和华蘅芳没有功名，在进士和举人们的眼中，他们跟怀着科学知识到中国传教的西方冒险家一样，都是社会的下九流。徐寿跟华蘅芳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只能闭门捣鼓那些西洋玩意儿。
徐寿跟华蘅芳在无锡进行科学试验的时候，安庆城的曾国藩就早已听闻了他们的奇闻逸事，但是他们肚子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曾国藩心里可没底，但又担心太平军将二人弄到南京效力，于是下令江苏巡抚薛焕暗中查访。薛焕行动迅速，告知曾国藩二人在科研方面拥有过人之处，并随后将二人送抵安庆军营。
曾国藩与徐寿、华蘅芳交谈之后，觉得两人的科学知识绝非常人能比，当即聘请两人为幕僚。那个时候没有科学顾问一说，徐寿二人只有以幕僚的身份留在曾国藩身边。他们这个时候都没有想到曾国藩的宏大计划，更没有想到中央政府一场釜底抽薪的行动正在上演。
流产的税金争夺计划
1861年是大清帝国的多事之年，皇帝死了，王爷政变了，太平军进攻江浙了。当英国人攥着恭亲王奕的密令在伦敦策划阴谋的时候，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战场上寝食难安。曾国藩清醒地意识到，恭亲王这场以自强为名义进行的改革，不仅会将湘军集团推向灭亡的深渊，还会将大清帝国推向英国殖民的歧路。
奕组建海军舰队之前已经提出改革自强路线图，“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1]身为清政府执政集团中的皇族精英，奕的改革路线首先要抓住军权，他认为只有掌握了军权才能维系爱新觉罗家族的皇权。改革一定是中央主导，地方政府全面配合的从上而下的格局。奕推行的第一步军事改革就是在京城组建了神机营，装备了全新的沙俄枪炮。
蒙古禁卫军葬身八里桥的悲剧时刻提醒着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只有现代化的武器才能维护国家安全，有了中央掌控的海军舰队，才能拒海外势力于海上。
北京神机营的枪炮是沙俄提供的，现在奕让赫德采购军舰，一定是英国人提供的。奕有些尴尬，那些曾经在马上驰骋的八旗汉子们，整天跟刀剑打交道，手上一握枪杆子，立即就手不是手，脚不是脚了。洋人只好派出教练来指导，这些洋教练也就成了神机营的真正操控者。更为关键的是，随着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枪炮船只的大宗采购，使得大量的真金白银流入了洋人的腰包。洋人又通过武器控制了帝国的经济。
在曾国藩下令薛焕寻访徐寿、华蘅芳期间，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为了装备神机营、步军统领衙门的皇家卫戍部队，提高八旗子弟的现代化军事作战能力，将手伸向了曾国藩的湘军。他们的第一步是废掉官票，因为随意印发的官票导致帝国流通的货币太多，贬值严重，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在咸丰皇帝龙驭上宾这一年，大量的钱庄倒闭，生丝商人、茶叶商人纷纷卷入金融危机之中，物价飞涨导致民怨四起。废掉官票，帝国财政的赤字问题进一步加剧，为了削减帝国的财政赤字，议政王、军机大臣奕决定改革厘金制度。
厘金实际上就是商业税。商业税在每个朝代都有，天下承平的时候，商业税一般都归于“杂赋”，根本就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八旗军队进关之后，商业税一样成为杂赋。到了咸丰皇帝时期，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跟太平军起义，大量的军费支出将帝国财政拖入了连年赤字的恶性循环之中，一直被朝廷视为杂赋的商业税成为削减财政赤字的重要大税。
围剿太平军期间，前线军费紧张，清军将领胜保看到了商业税这个杂赋的玄机。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调，商业税是帝国国家财税收入的一个杂赋，这点儿小钱儿就让“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协拨各路军饷之需”。在太平军席卷江南、情势危急之时，朝廷答应了前线将领们的请求，胜保这一招让带兵的将帅有了自主财源。
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很快就尝到商业税的甜头，征税对象也由一开始的大米扩大至日用百货，尤其是对茶叶、食盐、鸦片等特殊产品征收的税率高达20%。“军兴十余年，各省仿行，源源不竭。”[12]地方督抚只需将各省商业税的收入数与支出数，按季报户部核查即可。这样一来，中央政府根本就管不着地方大员们操控商业税。
曾国藩能够在安庆会战中围攻多年，商业税无疑成为湘军军费最大的保障。1857年至1862年，平均每年有128万两白银的商业税流入湘军之中。当年曾国藩驻军的江西相当贫穷，可那里是主战区，事关江浙命运，曾国藩征收商业税毫不手软，1859年，湘军征收了167万两商业税，此后四年共计为700万两。曾国藩自己也在日记中记载“岁入二百数十万两”。
大量的商业税流入以湘军集团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的腰包，这让以奕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忐忑不安，当时的国库实际收入不到十万两，可是上百万两的商业税银却实实在在地进了曾国藩们的腰包。奕决定对曾国藩等人下手，当时身为户部侍郎的潘祖荫给新皇帝同治递呈了一份奏折：“十分之中，耗于仆隶者三，耗于官绅者三，此四分中，又去正费若干，杂费若干，国家所得几何？”[13]
身为户部的高级官员，潘祖荫建议各地向户部提交商业税明细，因为从1853年开始征收以来，平均每年有上千万两的商业税银流入到地方督抚们手中，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潘祖荫希望将商业税征收大权收归中央。潘祖荫看到的是银子问题，奕看到的是改革的问题，地方督抚有了银子就能造枪造炮，自己设计的改革方案到时候就会沦落到掌握枪杆子的人手中。[14]
打仗打的就是金钱，现在户部要地方商业税的明细，这就会让领兵督抚的账本就一清二楚地暴露在清政府执政集团的面前，这怎么可以呢？曾国藩更不可能将好不容易抓到自己手上的商业税财权上交，如果上交征税大权，庞大的湘军集团到时候只有到北京乞食，就成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刀下鱼肉，那样一来自己的改革蓝图也将成为泡影。
曾国藩们以战争为借口不给中央汇报详细数据，理由是南征北战，进出财税难以周详。以奕为首的执政精英们最后也拿地方督抚没有办法，只能说各路统兵大臣、各省督抚要有天良这样的安慰话。最后，主管户部的大学士倭仁被迫采纳户部郎中王文韶的建议，将各省累年军费奏销，简化为勒令各路统军督抚大员“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15]
军工业上马
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没有财权的支持，枪杆子就会擦枪走火。
潘祖荫的中央集财举动尽管以北京派的妥协告终，但这助推了曾国藩在安庆搞军事工业的步伐，生产枪炮船只成为军事工业的主营业务。
奕的改革计划令曾国藩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清政府执政集团试图通过财政手段削弱汉族武装集团的实力。可以想象，剿灭太平军的战争一结束，汉族武装集团向文官集团的转变将危机四伏。安全转型的筹码在哪里？曾国藩进行了权衡利弊，他认为改革是最有效的利益重组，只有打破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垄断利益，才能确保汉族武装集团成功转型。
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皇权一统的政治延续了两千年，国家资本主宰着王朝的命运，民营商业只是王朝的点缀，清政府执政集团岂能甘心垄断利益被瓜分？军事工业无疑是最好的改革突破口。一方面，太平军席卷江南，大清王朝岌岌可危，加之国际势力的频繁威胁，军事工业改革可以满足捍卫皇权和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军事工业改革的费用从军费而来，属于国家资本控制，名义上在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掌控之中，他们没有理由反对。
曾国藩已经有了自己的谋划。湘军集团的军费更多地来自于地方的商业税，只要做大汉族武装集团的军事工业规模，就可以犹如绞肉机一样将更多的国有资本吸纳到军事工业之中。军事工业改革推行后，一方面可以让湘军集团装备上现代化的武器，在战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扩大集团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遏制奕夺取军权的计划，因为奕试图通过组建现代化舰队来削弱汉族武装集团的影响力。
枪炮船只的生产在欧美那儿可是大宗买卖，它们有一个很时髦的叫法：军工产业。中国的皇帝尽管身居九重，可他们都是土老帽儿，除了知道农耕养殖外，产业、资本啥的都不懂，对西洋的新奇玩意儿都叫奇技淫巧，一脑子的八股糨糊。
曾国藩一开始也没有整明白啥是军工产业。在江西跟太平军作战期间，太平军使用的都是从洋人那里买来的火枪大炮，曾国藩的湘军弟子们举着大刀片子去送死，看着都心疼。没办法，曾国藩只好在江西设置火炮工厂，搞军工产业试点，资本完全是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