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让左宗棠出任专案组负责人，这无疑是将左宗棠推向胡雪岩的对立面，但左宗棠别无选择。胡雪岩拖欠公私款项不还，将从重治罪，按照邵友濂在上海推出的整治金融问题的政策，凡拖欠一万两公私款项不还者，将判处绞刑缓期执行，有上千万两资金窟窿的胡雪岩必死无疑。如果左宗棠拖延不查，抑或是偏袒胡雪岩，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一定会弹劾左宗棠玩忽职守。
左宗棠将调查胡雪岩一案交予浙江巡抚刘秉璋，胡雪岩一回到杭州，“将其产业簿据献与文庄（刘秉璋），不稍隐匿”。刘秉璋也立即成立了一个规模空前的胡雪岩专案组，“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56]专案组的官员们面对胡雪岩庞大的家业，“皆踌躇莫知所对语”。刘秉璋对专案组的官员们训话：“诸君学古入官，独不思他日积赀致富，设典肆以谋生乎？收典犹开典也，不外验赀查帐而已。”
一场声势浩大的调查刚开始，刘秉璋的办公室就源源不断地收到北京的来信。总管内务府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文煜来信，说自己将三十六万两白银存入阜康钱庄，现在“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文煜提出，胡雪岩没有现银，可“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
胡庆余堂是胡雪岩旗下最大的实体产业，一旦将胡庆余堂的股权交给文煜，那么胡雪岩将永远没有翻盘的机会。文煜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位高权重，如果将胡庆余堂百分之五十的股权交给文煜，淮军集团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将皆大欢喜，这是两个政治集团结盟的最佳时机。
文煜豪夺了胡庆余堂百分之五十股权后，户部侍郎孙诒经的信马上飞抵杭州，孙诒经说有万金存在阜康钱庄，那可是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请刘秉璋帮忙要回。孙诒经担心刘秉璋不买自己的账，还委托李鸿章的亲信张佩纶给刘秉璋写信。张佩纶正在福建前线谋划对法海战，但孙诒经之托难却，于是给刘秉璋写信说：“子授（孙诒经）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57]
左宗棠之前在给北京的报告中常夸赞胡雪岩急公好义，素有“东南大侠”的江湖名声。刘秉璋的专案组进驻胡雪岩的钱庄、票号、商号期间，胡雪岩把妻妾“尽呼之集一堂”，“各予以五百金遣去”。胡雪岩喜新厌旧，妻妾成群，那些嫁入胡府的艳妇“本无一人崇尚名节，故一哄而散，毋稍留恋”。一代商场枭雄，面对金融风潮束手无策，最终落得妻离子散。
赶到胡府抄家的官员发现，曾经“门庭若市”的胡府，现在却是“以伙友无良挟赀远遁告，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朋友远遁，姬妾散尽，在胡府等待接受专案组调查的胡雪岩，已经没有以前呼风唤雨的气魄，整日里呆坐在空荡荡的府邸，犹如一个风中孤独的老人，与往日的风光相比，简直“判若两人”[58]。
专案组调查发现，胡雪岩的钱庄亏欠大量的财政款、军费，比如阜康钱庄及其分号裕成钱庄倒闭时，福建“省司道府库及税、厘、善后局汇兑京、协各饷，或购军火，或地方善举，由该商经手共计存银二十三万一千两”。[59]由浙江著追的有1613900余两，另有亏欠江海关、江汉关及两江采办军火、电线等银786800余两，两项共2400700余两，占倒欠官私各款的20%。
左宗棠看着专案组“奉旨查抄”，一度在暗中“再三为力”，无奈阜康钱庄深陷债务连锁链，全国各地钱庄、商号的倒闭，导致阜康钱庄大量资金难以回收。北京的达官贵人，地方的官宦要员争相挤兑，胡雪岩的整个金融帝国和实体企业已经失去了流动性支持。左宗棠意识到，一张巨大的网正向自己张开，击垮胡雪岩，自己失去了资本支持，纵有雄心万丈，亦难再和李鸿章抗衡。
胡雪岩的迅速垮塌让左宗棠肝火上窜，致使眼疾突然发作，经过四个月的调理仍然毫无起色。于是左宗棠向北京方面请假调理身体，清政府执政精英立即调曾国荃总督两江，彻查胡雪岩一案。经过一阵子的调养，左宗棠眼疾痊愈，北京方面决定再调左宗棠进入军机处。左宗棠进京后，光绪皇帝专门发了一道圣旨，在召开御前会议的座位班次上，左宗棠排在李鸿章后面。[60]
淮军集团杀敌一千，自伤八百
面对法国的挑衅，淮军集团的文臣武将们跃跃欲试，清流派张佩纶极力主战。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暗流汹涌，左宗棠一方面给曾国荃写信，希望他对胡雪岩手下留情，一方面向朝廷提出南下跟法国人决一死战，以重塑自己在帝国的威望。张佩纶嘴皮子功夫了得，结果一开战就开溜了。曾经掌握着马尾船厂全部军事数据的法国人，开着舰队直奔马尾，不久，马尾军港全军覆没。北京方面很快就收到了关于张佩纶战场上逃跑的弹劾报告，并派左宗棠调查张佩纶逃跑事件。
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再度将汉族武装集团推向了内耗的风口。
淮军集团的名将刘秉璋主要负责调查胡雪岩，图谋清除胡雪岩以遏制左宗棠。现在北京方面派左宗棠调查张佩纶，张佩纶可是李鸿章的心腹，一旦战场逃跑坐实，李鸿章也救不了张佩纶。左宗棠借机向李鸿章释放出和衷共济的信号，向北京方面提交了一份模糊的调查报告。左宗棠试图在福建战场前线保住张佩纶，也希望刘秉璋能够在杭州对胡雪岩网开一面。
左宗棠的调查报告送抵北京，慈禧太后看后大动肝火，当即向全国地方督抚发出一道严厉的上谕。慈禧太后在圣旨中痛批张佩纶“朋谋罔上，怯战潜逃，讳败捏奏，滥保徇私”，对“玩敌怯战”的前线将校判处斩监候，秋后处斩。左宗棠“奉旨交查要件”却为张佩纶“意存袒护”，“曲为开脱”。[61]
慈禧太后在上谕中言辞激烈：“军事功罪是非，关系极重。若失事之员惩办轻纵，何以慰死事者之心？左宗棠久资倚畀，夙负人望，何亦蹈此恶习？”张佩纶统率的军队在马尾之战中一败涂地，导致南洋精锐全军覆没，身为统帅的张佩纶临阵潜逃，何以告慰战死的亡魂？朝廷信任倚重左宗棠，没想到左宗棠已经染上了官官相护的恶习，实在太令自己失望了。
左宗棠曲意开脱，意在向李鸿章释放善意，未曾想慈禧太后大动肝火。慈禧太后在向大臣们口述这一道上谕之时，对左宗棠的失望溢于言表。可是，谁又能理解左宗棠心中的失落呢？“未几郁郁而终”。[62]胡雪岩因“亏军需帑，至褫职监追”，“宾客尽散，姬妾潜逃，只堂上一衰母耳”，失去了左宗棠庇佑的胡雪岩最终“愤死”。[63]
定点清除胡雪岩的行动对于淮军集团来说可谓杀敌三千，自损八百。
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津沪电报局、上海机器制造局、上海纺织局、济和水火保险公司等淮军集团企业在金融风潮中同样遭遇股票抛售，招商局股价跌到每股34两，济和水火保险公司跌到27两，开平煤矿跌到29两。身为轮船招商局、济和水火保险等公司的股东，徐润的股票资产大幅度缩水。同时，徐润控股的宝源祥房地产公司还遭遇22家钱庄逼债。
宝源祥房地产公司的债权人一度希望引入新股东注资，最初他们第一个想到了津沪电报局总办盛宣怀。但盛宣怀同样深陷资金危机，因为湖北矿务局的14.3万串财政款存放在阜康钱庄，有10万串难以收回。李鸿章勒令盛宣怀赔偿，“差缺赔累祖遗田房，变卖将罄”，搞得盛宣怀的老爹盛康“无田可归”，盛宣怀也成为盛氏家族的“不肖毁家之子”。[64]徐润的债权人嘲笑盛宣怀是“空心大佬”。
徐润只能将房产、股票全部抵押给债权人。在与徐润的债权人接洽的过程中，盛宣怀发现徐润挪用招商局十六万两银子的秘密。盛宣怀马上给李鸿章写信：“惟雨之（徐润字雨之）将家产抵还庄欠二百余万，以赊抵现，不倒之倒，并闻局款尚有私挪。恐此后各商以不信唐、徐者不信商局，殊多窒碍。华人办事，贻笑外人，可慨。”[65]
盛宣怀的一纸信函立即将徐润推到了风口浪尖，徐润立即给远在美国的唐廷枢发电报，希望唐廷枢马上回国主持招商局。可是盛宣怀很快又发现，唐廷枢也挪用招商局公款七万两。徐润愤愤不平：“借端发难，个人具禀南北洋大臣，以该局本根不固，弊窦滋生，几难收拾。”[66]徐润气得咬牙切齿，大呼盛宣怀落井下石。
胡雪岩破产后，徐润的资金链已经极度紧张。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写道：“徐道向左相禀借不允。徐私欠百余万，钱庄皆不允转，拟书产交抵，声名大裂，局欠益难，人情汹汹，势甚危岌。”左宗棠连胡雪岩都拯救不了，岂能救得了徐润？
李鸿章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报告，弹劾徐润“假公济私，导致亏钱局款，实属瞻玩”，建议革掉徐润的官衔，勒令徐润偿还轮船招商局的公款。徐润被迫离开招商局，将手上仅有的八千多两银子交给招商局，并从朋友处借了八百八十三股招商局股票抵债，同时还将自己的十六铺地产抵给招商局。
同样挪用公款的唐廷枢也离开了招商局，专办开平矿务局。徐润、唐廷枢这两位淮军集团的资本功臣，在金融风潮中悲怆地离开了招商局。盛宣怀如愿坐上招商局老大的宝座，大商人、大作家郑观应也应邀入局会办招商局。盛宣怀已经没有可以匹敌的竞争对手，广东、江浙的商帮们只是他的配角。李鸿章也没有了疆臣对手，只需应付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他需要通过掌控改革主导权来保护淮军集团的利益，进而寻求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政治博弈的一种平衡。
日本间谍与甲午海战
小川又次和他的《清国征讨方略》
1894年8月2日，正坐在天津海关衙门的盛宣怀握着一纸报告，双手发颤。
盛宣怀的脑子里浮现出7月25日那个可怕的早晨，大清帝国开往朝鲜的运兵船在丰岛遭遇突然袭击，日军“击沉清军一千五百人乘坐之运送船一艘（即高升号），捕获清军舰‘操江’，‘济远’向清国，‘广乙’向朝鲜西岸逃遁”。[67]堂堂天朝海军，居然在丰岛海面乱成一团，面对日军毫无还手之力。
1894年8月1日，北京和东京方面同时宣战。李鸿章身为清军总指挥，向轮船招商局下达了战时运输任务。轮船招商局的广济、镇东、美富、图南、永清五艘轮船负责运送武器弹药和钱粮物资。与此同时，盛宣怀截获了一份发往日本东京海军总部的密电，密电破译以后，出现了“美富”字样，而淮军集团调拨的运输船正好有一艘名叫“美富号”。
远在招商局上海总部的郑观应给盛宣怀写信道：“‘飞鲸号’买办云，在大沽载兵时见倭夷往来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梭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68]郑观应提醒盛宣怀要加强战时军事口岸的安全管制，尤其是电报的保密和防范日本间谍。
现在，无论是贵族富商还是贩夫走卒，都在关注着朝鲜半岛局势。
1883年，大清帝国与法国军队激战东南亚，致使大清帝国失去了藩属越南，南洋海面从此无险可守，帝国大门洞开。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也随即膨胀起来。1887年，日本军方的高级将领们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69]日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长小川又次从1880年开始，多次以间谍身份进入中国，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掌握了大量的军政情报。他在《清国征讨方略》中将大清帝国批得体无完肤：“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自尊傲慢成风，自称中国。发生一事件，内心实畏惧，表面却伪装成豪壮不挠之态。因此常以虚张声势为惯用外交策略，屡屡酿成同外国纠葛，又屡屡招致失败。”
小川又次认为自满洲关外的军事力量一统中国以来，人民的厌恶已经延续上百年，“自长毛贼、回匪大乱以来，至今窥伺帝室之贼徒不绝”，满洲贵族“袭自尊傲慢旧习，疏于天下形势”。
第一次鸦片战争重创了满洲军队，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则真正击垮了八旗精锐的灵魂。汉族武装集团的崛起对清政府执政集团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利用与制衡的反复冲突中，中国的军队是为了权力而战，而对域外军队则畏之如虎。尽管中国的改革从航运到矿业，从铁路到电报，从实体到股票，可谓是全面铺开，就连军队也都装备了新式的火炮，可为什么淮军精锐还是在中国西南被法军打得丢盔弃甲？
“国家基础不仅在于兵器精良与国内富饶，最需要者乃忠君爱国之热情。若无此种精神，即便携带如何精良之兵器，国有许多财富，亦将无用。”[70]在小川又次的眼中，曾经以文祥为首的权臣、以郑观应为首的商业精英都提出了“共和政治”，慈禧太后跟奕也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叔嫂共和”，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更是创建了共和天堂，但当权者“处事迟钝，中途目的多变”，而“无知愚昧之人民，多不知爱国为何物”。
小川又次在给明治天皇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支持，朝廷和民众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爱国的勇气和思想会迷失在模糊的家国意识里。主导经济的改革者会成为新的利益集团，加速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整个国家会陷入动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