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梅巡抚一家子鸡犬升天，此事立即震动大清官场。曾经只有官员卖官鬻爵，这一次是皇帝带头干。光绪皇帝本是希望用顶子换来官员的忠诚，却践踏了大清帝国的秩序，将整个国家的政治考核秩序搞得乱了套，这种通过买股票获得官爵升迁的奖赏与卖官鬻爵毫无二致，光绪皇帝这一做法甚至忤逆了祖宗家法。张巡抚升迁的背后，一张庞大而无形的大网犹如噩梦一般扑向脆弱的帝国。
被股票摧毁的改革梦想
关于帝国官员的“站队”问题
光绪皇帝赏赐的“红顶子”大大地刺激了文武百官。
署理四川总督恭寿一看张巡抚一家鸡犬升天，也开始整天琢磨让儿孙加官晋爵的法子。恭寿将军出身，执行力不错，将推销股票搞成了抓壮丁一样的征兵模式。恭寿认准一个道理，廉洁的官员都是死脑筋，照章办事，严格按照昭信股票的章程发行，这样一来股票的销售业绩肯定提不上去，只有心狠手辣的官员才能成为金牌的股票销售员。
恭总督先在省城设立昭信分局，派充一些“贪劣素著”的官员去具体落实销售任务。恭总督派出去的那些贪官污吏很快想出了妙招，决定“按亩加派”，这样一来“与正供同收为甚便”，遂制定销售预期任务表，预定各州县应派股票数额，“或十余万，或十万，或数万不等”。各州县亦多“仿行历年捐输办法，按粮摊派”。[36]
总督大人一声令下，地方官员花招百出。成都州县出台了“按粮每两加派五两六钱”的政策，巴县“按正粮一两，纳库平银八两”，江津和兴文县均为“每粮一石征银六两”，广安县则按粮“（每）石派银十二两”。多出五六倍的征收还不能满足恭寿的胃口，现在皇帝跟太后都是用人之际，银子就是顶子。恭寿又想出一招，用四川省的“常平仓谷”购买昭信股票。
常平仓谷就是通常所说的农业税，这种财政款项按理应由政府统一规划使用。但是，恭寿为了博得北京方面的欢心，在四川横征暴敛不说，居然胆大妄为到挪用财政款买股票。恭寿在四川的暴行很快传到北京，忙于改革的光绪皇帝相当尴尬和为难，若要处理一省总督，会打击到其他地方督抚的积极性；若不处理，恐将激起民愤。
1898年6月29日，光绪皇帝一早就到颐和园。
慈禧太后早餐后，“亲诣大高殿拈香”。随后，慈禧太后命令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弹劾四川署理总督恭寿。高燮曾曾向光绪皇帝推荐过康有为，慈禧太后让高燮曾出面弹劾恭寿，意在分化维新派。无奈之下，高燮曾只能站出来弹劾恭寿：“好谋嗜利，罔恤民艰，纵容家丁，任用劣员，办理昭信股票，令各州县按粮摊派。”[37]
高燮曾弹劾完毕，光绪皇帝只有硬着头皮下令，调查恭寿，将他的劣迹晓谕百官。光绪皇帝希望通过股票考察文武官员的忠诚度，慈禧太后就要抓一个恶劣典型来拆光绪皇帝的台。中央决定派出调查组到四川，专案调查恭寿发行昭信股票问题，慈禧太后要求专案组“据实明白回奏，毋得稍有欺饰”。
正在这个时候，直隶总督荣禄觐见谢恩。6月22日，慈禧太后当着光绪皇帝的面，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6月23日，慈禧太后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军政大权；6月24日，荣禄全权接管直隶跟北洋事务；6月25日，荣禄奏报接篆直隶总督情形。29日是专门来颐和园谢恩的。[38]
荣禄谢恩是想明确告诉光绪皇帝，帝国臣工只听命于慈禧太后，顺者昌，逆者亡。听命于太后的荣禄荣宠之极，有了荣禄掌管的北洋拱卫京师，谁敢在京师兴风作浪？向皇帝表忠心的恭寿胆大妄为，等待他的只有严苛的调查。6月11日变法开始后，慈禧太后任命吏部尚书孙家鼐为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王文韶回任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衙门行走。
在调任中央高级文官的同时，慈禧太后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刑部尚书崇礼调任步军统领，指挥京师禁军；延茂调任吉林将军，护卫满清龙兴之地；那彦图担任阅兵大臣，可巡阅天下兵马；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官兵，包衣三旗官兵并鸟枪营事务。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驻扎香山拱卫颐和园。郑亲王凯泰出任正白旗汉军都统，庄亲王载勋出任正蓝旗蒙古都统。[39]
一番调兵遣将后，以北洋、东北、蒙古为首的京畿地区，以及京师内外、宫禁要地的军队都牢牢控制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皇帝身边只有一批文人小吏在为变法出谋划策。更让光绪皇帝绝望的是，地方官们正在拿自己当猴耍，昭信股票本是皇帝检验文武百官忠诚度的试金石，没想到他们将昭信股票当成了敛财的工具。
专案组到了四川，恭寿已经一命呜呼了。接任恭寿的四川按察使由于在第三次“大足教案”爆发之后处理不当，在总督的位子上还没有坐热屁股就被撤职查办了，紧接着，认购了一万两银子昭信股票的江苏巡抚奎俊接任四川总督。奎俊一上任就调拨昭信股票银50万两充兵饷，大举进剿“大足教案主犯”、清末农民起义首领余栋臣。[40]
仗打了十多天就结束了，四川总督奎俊、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在成、渝分别与法驻渝领事、天主教会代表谈判赔偿问题，结果赔银一百一十八点六一万两，以四川昭信股票抵押。这一下，四川人民愤怒了，昭信股票明明是国家自强的股票，怎么奎总督拿着老百姓买股票筹集的银子，去剿灭杀洋鬼子的余栋臣呢？这简直没有天理嘛，最后还要用昭信股票作抵押，赔偿法国人上百万两银子，这哪里是国家自强，这简直就是拿着老百姓的钱杀老百姓。
奎俊在江苏巡抚任上就想着封妻荫子，到了四川，发现北京城风云变幻，曾经排在第一位的、对皇帝的忠诚已经不再是第一位了，但如果地方的武装叛乱不及时镇压，不管是哪一位主政北京，都会要自己的脑袋。挪用股票资金同样是不可饶恕，奎俊出了狠招：“计亩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严押，所派之数不准稍减分厘”，[41]不买股票就是不忠君爱国，同余栋臣一样属于谋逆大罪，抓住是要杀头的。
四川督抚挪用昭信股票资金只是股票问题的冰山一角。山东巡抚张汝梅向光绪皇帝打报告，称黄河山东段决堤，泛滥成灾，哀鸿遍野，急需政府救急。命大于天，光绪皇帝面对这个曾经伏案哭泣的臣子，只能下令让户部划拨二十万两股票资金用于救灾。可是黄河之灾在江苏北部地区也很严重，两江总督刘坤一不仅要皇帝调拨八万吨漕粮，还要皇帝拿出三十万两股票资金用于救灾。[42]
湖南巡抚陈宝箴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说是当初湖南的商业税被洋贷款挪去作抵押了，商业税可是重要的财政资金，他请求用昭信股票募集的资金来归还商业税。张之洞收到信后，立即向光绪皇帝汇报。同意？反对？慈禧太后已经掌握了军权，地方督抚现在将手伸向皇帝的口袋里，不满足他们的话，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将失去他们的支持。光绪皇帝只好无奈地同意了陈宝箴的请求。
昭信股票已经成了地方督抚们眼中的一块肥肉。
甲午年状元张謇给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各省昭信股票，大省认缴一百数十万，小省亦数十万”，可是地方的督抚们都对这笔巨款“睽睽而视”，[43]这样一来，昭信股票就变成了地方官员们的小金库，中国完全可以学习日本，截留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作为财政专款，打造成政府扶持商业的基金，责成督抚补贴农工商务，发展资本工商业。
昭信股票成了贪污股票
两广总督谭钟麟面临一个难题，左宗棠去世后，他成为湘军集团的元老，需要募集大量昭信股票资金向皇帝和太后表忠心，可是粤西等地的会党担心，这位湘军大佬会学习奎俊，以招募股票资金的名义，拿着老百姓的钱去剿灭会党，于是粤西会党专以反对昭信股票扰民、害民为名，“簧鼓大众”。[44]淮军集团失势后，整个帝国的眼睛都盯着由谭钟麟领衔的湘军集团。现在，谭钟麟管辖的地界一旦出事，最先发起攻击的就是那些整天盯着官员的检察官御史大人。
御史徐道、张承缨、余诚格、黄桂、给事中高燮曾、户部尚书敬信、庶子陈秉和、编修张星吉、候补主事李经野等人先后上疏，指揭各地办理昭信股票的种种弊端，请求严行查禁，或停止劝办。而粤西的会党正是担心两广会重蹈四川的覆辙，所以才闹事，这样继续下去，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恶果。
第一，帝国的政治秩序乱了，帝国通过销售股票，导致变相卖官鬻爵的风潮兴起，有钱就能当官，如此一来帝国的政府管理人员素质肯定会急速下降；第二，官员为了升迁而对老百姓苛刻，发行股票原本是为了激发帝国子民的忠君爱国热忱，但实际的结果却恰恰相反，这样下去帝国的公信力会荡然无存，甚至会激化帝国内部的矛盾；第三，洋人一直觊觎我们的经济，像奎俊这样随意地用股票作赔款抵押，已经将整个帝国脆弱的经济漏洞暴露给洋人，可能会导致英美等列强纷纷仿效，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老百姓会更加仇视朝廷。
自昭信股票发行以来，地方官们的表现就令光绪皇帝胆战心惊。
1898年4月13日，光绪皇帝听闻顺天府官员对凡是不认购昭信股票的商民，一律逮捕下狱。顺天府就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官员们都敢为了向皇帝表忠心而对老百姓的死活不管不顾。光绪皇帝派出调查组，“确切查明，据实参奏，毋得稍涉徇隐”。[45]
同年5月17日，光绪皇帝向全国发谕令，重申对各省在办理昭信股票过程中“名为劝借，实则勒索追催，骚扰闾阎”的现象，“亟应严行查禁”，“著各督抚通饬各该地方官遵照部定章程妥为办理；商民等愿领股票与否，各听其便，如有不肖官吏借端指派，致滋扰累，立即查参惩办，以杜流弊，而顺舆情”。
很快，光绪皇帝就发现地方督抚们阳奉阴违，他不得不针对山东安邱县知县俞崇礼办理昭信股票“苛派抑勒”一事发布谕令，指出此种行为“贻累闾阎，与朝廷开办股票任听乐输之意大相刺谬，殊堪痛恨”，并责成山东巡抚“通饬所属，严切晓谕各该地方官妥为办理，不准稍有扰累，倘有官吏借端苛派者，即行据实参办”。
光绪皇帝非常担心昭信股票的问题会乱了自己改革的大事，因此要求各地督抚要“查照部章，妥为办理”，“不准少有勒索苛派，致累闾阎”，特别责成四川总督要“严饬所属……慎防泫弊，不准抑勒”，否则“从严惩办”。不过，地方官的行为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皇帝的命令已经不管用了，这些人依然是“力仅足买一票，则以十勒之；力仅足买十票，则以百勒之”。[46]
7月5日，一桩关于黄思永的旧案被翻出来。几年前，黄思永办理山西赈灾事务时，御史杨祟伊曾弹劾黄思永贪污赈灾款项。这个杨祟伊是慈禧太后的铁杆粉丝，康有为创办强学会时，杨祟伊就向慈禧太后打报告说强学会妖言惑众，将危害大清江山社稷。这一次，慈禧太后让吏部尚书孙家鼐调查黄思永。
黄思永是昭信股票的策划人，深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后，立即擢升黄思永为从四品的侍读学士，筹办北京大学堂，让其成为教育改革的先锋官。杨祟伊弹劾黄思永贪污，将他跟以昭信守的昭信股票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一个品格有问题的皇帝近臣，他主张发行的股票怎么可能具有公信力？
杨祟伊是个狠角色，他将昭信股票的公信力跟黄思永的品格问题捆绑在一起，将昭信股票架上道德的圣坛，最终通过打击黄思永的品格来打击昭信股票，进而粉碎光绪皇帝检验文武百官忠诚的计划。光绪皇帝如果叫停股票发行，会得罪地方的文武百官。如果昭信股票继续发行，那一桩桩民怨沸腾的勒索案便清晰地证明，昭信股票已经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康有为觉得自己应该助光绪皇帝一臂之力，“请皇上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置制度局于内廷”，只有让文武百官到太庙列祖列宗面前宣誓，忠君爱国，誓死追随皇上，以期官僚系统能够稳定，改革才能顺利进行下去。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吓坏了，立即给慈禧太后送了一份情况汇报，说康有为的主张“均系变易内政”，希望慈禧太后“特派王大臣会同臣衙门议奏，以期妥慎”。[47]
慈禧太后已经委任以奕劻为首的一帮皇室贵胄管理八旗统骑营，命令他们按照西方军事制度操练八旗子弟兵。为了加强对军机处以及军队的控制，慈禧太后让调回北京的裕禄到军机大臣上行走，同时出任镶蓝旗汉军都统。慈禧太后还要求光绪皇帝到颐和园伺候自己早晚膳。慈禧太后的用意已经非常明显，尽量让光绪皇帝少跟康有为那一帮小吏接触，这样奕劻他们就可以掌握改革的主动权。
光绪皇帝常在颐和园伺候慈禧太后吃饭的反常举动，令维新派的小官吏们相当紧张，康有为担心慈禧太后会囚禁光绪皇帝，于是提出改组绿营兵制，一律仿德国与日本练兵，绿营兵改为巡警。在北京城有五营巡捕，统于步军统领。康有为的绿营兵改组计划，意在向步军统领衙门渗透，最终通过巡警制度抓住京城防卫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