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抛弃旧主，结盟武汉
湖广总督巧借机会修铁路
1898年6月26日，光绪皇帝陪慈禧太后用早餐。
慈禧太后突然询问光绪皇帝变法事宜，光绪皇帝说各部院对奉旨交议事件的回复拖沓。慈禧太后立即下令，各部院对奉旨交议事件必须限期回复，逾期即严加惩治。在发给各部院的上谕中，慈禧太后特别点了盛宣怀的名，命令盛宣怀赶办卢汉铁路，并迅速开办粤汉、沪宁各路。[1]
作为帝国的南北干线，卢汉铁路的建设可谓是一波三折。早在1878年，江苏文士薛福成就给李鸿章递了一份《开创中国铁路议》的报告。薛福成出生在官宦世家，但对八股文章毫无兴趣。1875年进入淮军集团，成为李鸿章的贴身秘书，李鸿章跟以刘坤一为首的一干大员的通信，均出自薛福成之手。薛福成建议，中国应修建一条自京师西，沿着太原、开封南下，至汉口的铁路。[2]
薛福成发出卢汉铁路的倡议后，台湾巡抚刘铭传、直隶总督李鸿章均赞同卢汉铁路的规划。期间，唐廷枢在滦州开煤矿，进展得相当顺利，大量煤炭需要通过火车运输，于是唐山至大沽的铁路秘密修成。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李鸿章想借机修建一条天津至通州的铁路，可担心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会反对，便谋划在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之时送一份大礼。
李鸿章送的大礼是在北京城修建一条七公里长的小铁路，机车跟车厢一共七节。为了让光绪皇帝跟慈禧太后亲眼看到火车的优越性，李鸿章专门聘请法国商人承建。在修建过程中，李鸿章只划拨给承建商六千两白银，法国商人最终自掏腰包四万两。[3]1889年1月，小铁路刚修好，以帝师翁同龢为首的21名中央高级干部便联合弹劾李鸿章以西洋淫巧诱惑皇上。
尚书学士、九卿言官们强调，通州“密迩京师”，“漕运重镇”，“若置铁路期间，尽撤藩篱，洞启门户，风驰电走，朝夕可至”，[4]这种“资敌”“扰民”“夺民生计”的工程实在是太危险了。以翁同龢为首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可在边地试行。
一份大礼酿成了政治风波，这令当时统率北洋的李鸿章始料未及。李鸿章嘲讽北京城的官员们无知，欧美的铁路建设都是从繁华城市开始，如果将铁路设于边地，腹地之兵跟粮饷只能望尘莫及。如果铁路修在“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李鸿章还给官员们普及常识：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费用方能措办。
北洋跟京师交锋之时，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9年4月1日向总理衙门上了《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张之洞希望利用朝廷调停政治风波之机，寻求建造卢汉铁路的机会。张之洞认为“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众富有国力才会强盛。张之洞提议，“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5]
张之洞的建议当时得到了奕的嘉许：“别开生面。”1889年8月8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他猜测北京调令的深意：洞调两湖，自为创办铁路。张之洞上任湖广总督后，提出卢汉铁路干线由国家出资修建，支线则招募商股修建。卢汉铁路干线预算以一里铁路一万两银子的成本，国家需要通过财政积累的方式，投入2000万至3000万两。
修铁路需要大量的钢轨。清流派出身的张之洞拒绝向海外采购钢轨，可是中国也没有生产钢轨的铁厂，他决定在湖北组建铁厂生产钢轨。可是从组建铁厂到生产出钢轨，时间周期很长，于是张之洞提出了“储铁宜急，勘路宜缓”的策略，在汉阳组建铁厂。由于资金短缺，汉阳铁厂直到1893年才开始投产。汉阳铁厂产量很少，钢中磷含量很高，根本无法造出钢轨。
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回京后为千夫所指，在北京贤良寺郁郁寡欢。这时，身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的盛宣怀也面临人生新的抉择，是跟着李鸿章消沉下去？还是寻找新的政治盟友？淮军集团在精神上已经死亡，盛宣怀需要选择新的政治盟友。
张之洞是盛宣怀政治结盟的首选。第一，在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弹劾轮船招商局一案时，盛宣怀的父亲盛康进京，成功游说张之洞保持中立，两人交往日深。第二，张之洞从清流名士到实权总督，跟他与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的关系融洽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且张之洞在地方督抚中的影响力已经超越李鸿章。第三，汉阳铁厂创设之初，张之洞曾欲与盛宣怀合作，两人在上海豫园“连日晤谈，详加考究”。[6]
盛宣怀跟张之洞在上海的商谈之所以无疾而终，主要是因为两人在卢汉铁路的资金问题上分歧严重。盛宣怀提出，卢汉铁路从组建铁厂开始就应该招募商股，轮船招商局的经验已经证明，民营资本运作效率高于国有资本。张之洞则坚持汉阳铁厂跟卢汉铁路干线应该国有全资。《马关条约》签署之后，朝廷连赔付日本的银子都要依靠国际贷款。所以，汉阳铁厂根本不可能从朝廷要到资金，没有资金已经进行不下去，再加上遭遇了技术难题，更是雪上加霜。卢汉铁路因此一拖再拖。
张之洞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信，信中的他已经没有汉阳铁厂开张之时“再也不必仰仗于他人”之豪迈，而是相当谦卑地写道：“臣力小任重，时切悚惶，加以督工筹款，事事艰难，夙夜焦急，不可名状。惟以此事为自强大计所关，相机赶办，期于必成，断不敢因工巨款绌，中途停废，以致创举无效，贻讥外国。”[7]
卢汉铁路拒绝洋款，只招华商
帝国千秋之伟业，现在成了张之洞的心病。
张之洞当初主张修建卢汉铁路，在李鸿章看来是“欲结邸欢”。唐山至大沽的铁路通车时，李鸿章邀请醇亲王奕剪彩，奕坐在火车上感觉甚好。李鸿章在光绪皇帝大婚之时送小铁路作为贺礼，意在取得奕对天津至通州铁路的支持，没想到却闹出了1889年的政治风波，连奕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张之洞提出搁置津通铁路，修建卢汉铁路，主要是为奕解围。
“恐难交卷，终要泄底。”[8]李鸿章当时很快就掌握了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的情报，张之洞一来，自己的哥哥李瀚章就必须调离湖广总督之位。在给李瀚章的私信中，李鸿章很是瞧不起清流派出身的张之洞，甚至嘲笑张之洞在湖北干不成事，因为张之洞在北京期间就是一个高谈阔论之人，“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也”。
现在，张之洞已经陷入绝境，汉阳铁厂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炼铁仅开一炉，每年仅出铁一万五千余吨，亏折甚巨；欲添开一炉，则须增银五六十万两，无从筹措。”[9]张之洞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现得相当沮丧：“铁厂经营实在难以为继。之洞已使出全身解数，仍无回天之力。”
汉阳铁厂无法生产钢轨，卢汉铁路自然难以建设。当时，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连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都只能靠贷款偿还，朝廷不可能再划拨银子给张之洞炼铁修路。李鸿章当初的预言成真，此时的张之洞相当狼狈，他除了向朝廷表达自己的无能之外，只能向友人空惆怅：“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可以谢谗谤之口，是死症矣。”
张之洞的报告送抵北京，北京方面考虑到，卢汉铁路是连接帝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更是利国利民的千秋伟业，岂能成为烂尾工程？可是朝廷实在没钱，汉阳铁厂这个包袱只能通过民营资本来化解。北京方面很快给张之洞下令：“南洋各岛暨新旧金山等处，中国富商在彼侨寄甚众，劝令集股，必多乐从。”朝廷同时下令时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等督抚选派代表，“迅赴各该处宣布朝廷意旨，劝谕首事绅董等设法招徕。”[10]
一直没将华侨当人看的清政府执政精英们，这个时候想起了在海外的华商。张之洞本人对海外招商信心不足，因为“铁厂经营多年，用款甚巨”，现在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恐南洋华商无此才力”。盛宣怀曾经建议卢汉铁路进行商办，张之洞意气用事，拒绝了盛宣怀的提议，才落到今天的地步。这时，张之洞想起了盛宣怀，他让汉阳铁厂总办蔡锡勇跟湖北纺纱局总办盛春颐接触。
盛春颐是盛宣怀的侄儿，张之洞希望盛春颐转达自己邀请盛宣怀来汉口的意思：“令叔槃才，承办此厂，必能日见兴盛。议请阁下电商令叔，有无接办之意。”[11]张之洞谦卑的邀请，却迟迟没有等到盛宣怀的回音。1895年12月5日，汉阳铁厂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不得不封炉。
张之洞决定冒险招募国际资本，他致电蔡锡勇：“铁厂一切经费拟包与洋人。有愿包者否？每年经费若干？建询各洋匠，电复。”1895年12月12日，张之洞急不可待地再次电令蔡锡勇，抓紧跟比利时、德国各大厂联系，希望洋商能够派人来评估，一切费用由政府财政报销。张之洞此举意在吸引国际资本。
蔡锡勇在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出任其幕僚，一直是张之洞的实业总管家，对国际资本相当排斥。可是炉已封，迟迟等不来盛宣怀，张之洞催逼甚紧，蔡锡勇只能在15日的回电中谎称，“闻盛道（盛宣怀兼任天津海关道）已南来”。在蔡锡勇看来，现在国际资本对中国铁路、矿产虎视眈眈，“揆度时势，似包与洋人，不如包与华人为宜”。
轮船招商局创设之初，朝廷就明文严禁国际资本入股，可是华商“类多巧滑，若无洋商多家争估比较，定必多方要挟，不肯出价”，被寄予厚望的盛宣怀迟迟不见踪影，张之洞决定亲自出面跟国际资本接触。张之洞致电大清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希望许景澄在欧洲推销汉阳铁厂项目，看国际资本是否有意来湖北“看估面议”。[12]
张之洞心急火燎的时候，盛宣怀正在上演欲擒故纵的好戏。甲午海战埋葬了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一纸《马关条约》将李鸿章抛到了权力中心之外。张之洞现在是盛宣怀重要的结盟者，只是他还需要等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机会，让两者的结盟地位更对等。盛宣怀早就向汉阳铁厂派驻了卧底，卧底一直关注着张之洞的一举一动，随时向盛宣怀汇报进展。
盛宣怀这边正在观望，张之洞那边也很快跟洋商戴马陀联系上了。蔡锡勇在南京跟戴马陀见面后，戴马陀提议去汉阳铁厂实地考察一下。1896年1月，戴马陀跟比利时驻汉口领事一起来到汉阳铁厂考察，戴马陀“索铁厂机器价目全账”。经过评估，戴马陀提议将汉阳铁厂作价四百万两，他再出资四百万两，双方各持股百分之五十。[13]
戴马陀的汉口之行立即传遍了湖广官场，湖南巡抚陈宝箴立即给张之洞发电报：“忽闻铁政将与洋商合办，极感怅然。我公此举原为铁路、枪炮及塞漏卮而设，诚中国第一大政，我公生平第一盛业。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君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开，将无事不趋此便易之路，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14]
陈宝箴的电报击中了张之洞的痛处。卢汉铁路是张之洞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事业，一旦汉阳铁厂落入清流派痛恨的洋人之手，岂不成了天下第一大笑话？张之洞的幕僚们对此分歧也很大，有人持赞成票，觉得如果戴马陀投资，汉阳铁厂便可起死回生，更重要的是卢汉铁路将来也可以推行汉阳铁厂的模式。但以蔡锡勇为首的心腹幕僚竭力反对，希望张之洞能够招来华商资本。
接办汉阳铁厂
盛宣怀一直觊觎汉阳铁厂跟卢汉铁路。1893年，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巡查长江各分局，路过武汉时跟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交流，了解到汉阳铁厂已耗银400多万两，张之洞当时还在向朝廷请求再调拨七十万两。郑观应向盛宣怀建议，“如欲接办”，“宜先寻有好煤矿，可炼焦炭，将化铁炉移于大冶铁矿山左右，可省运费，焦炭价廉方可获利”。[15]
丁戊奇荒期间，盛宣怀在赈灾过程中跟江浙资本建立了盟友关系，属于广东商帮二流人物的郑观应当时也加入了赈灾圈子，并成为了盛宣怀的知己。郑观应在武汉收集汉阳铁厂情报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由此不难看出盛宣怀对汉阳铁厂早有酝酿，对汉阳铁厂的资本结构、原材料都有周密的筹划。
陈宝箴及其幕僚的批评令张之洞相当尴尬，他不得不亲自给盛宣怀写信，希望他能够南下合作。张之洞以卢汉铁路为诱饵，说总理衙门已经发出了电报，让广东、湖北、湖南三省的督抚就“粤湘汉铁路须速奏”，“迟则恐为外人强索矣”。[16]湖北按察使、盛宣怀世交恽松耘在1896年2月17日给盛宣怀发电：“帅颇喟然，嘱公速自赴鄂详看，以便筹商。”
张之洞在跟洋商洽谈期间，盛宣怀一方面静观湖北的动静，一方面在判断李鸿章的政治前景。当时，清政府执政精英们主张联俄抗日，李鸿章又肩负起结盟沙俄的使命，成为出使欧美的全权大使，李鸿章起节出洋到底是仕途转机，还是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化解国人愤怒的借口？盛宣怀一直以健康为由，推延南下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