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时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科学家们用分子分析来构造特制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根据需要变得坚硬、便宜等等，而且也可以被用作机械制作，比如飞机、摩托以及各种合成物（生物物质），也能运用在人体中，制作骨头移植、心脏移植等等。
人类的科技在挽救生命方面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生命与死亡受到了人类的干预。以天花病毒为例来说明，大约在2000年之前，远东地区首先出现了天花病毒，公元8世纪左右这种病毒在欧洲开始泛滥，接着哥伦布的探险将它带往了美洲。这种全世界都恐惧的病毒随着欧洲殖民地的大肆扩张到处传播，有大批的海外居民因此被夺去了生命。之后各洲的原住居民例如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群岛居民也都被这种病毒折磨不休。仅仅是在欧洲，天花病毒引起的瘟疫就夺走了三分之二人口的性命。
直到1796年爱德华·詹纳发现了预防天花的方法，这位伟大的英国医生用接种牛痘的方式预防天花，这种病毒才开始被驯服。如今天花几乎完全不成问题了，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还存在着病毒样本。1977年索马里天花是已知的最后一例天花病毒，到1980年所有天然天花病毒都被消灭殆尽。
有些科学家担心天花病毒外泄，曾希望毁掉所有病毒的样本。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将其保留，以备未来的研究需要此种样本借鉴。现在来讲这种担忧很可能不复存在，科学家们已经研制出对人体没有害处的天花病毒模型，其DNA和完整的基因图谱能帮助科学家们在没有样本的情况下也能进行研究实验。1996年6月30日是全球毁灭天花病毒的截止时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当年1月就予以批准。如此，人类在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再一次占据了统治地位。
物理学家维纳·汉森伯格在总结中提到：“在时间推进的长河中，人类在地球上第一次碰面的只有自己，他们没能发现其他的同伴或者敌人。”我们所处的时代最大的讽刺就是，人类自以为是的主导权正是之前所讲的全球精神压抑的病源。排除了所有潜在的对手之后，人类已经没有了其他竞争对象，剩下的就是要面对自己。我们的面前摊开了一个艰难的任务，打败内在的自己，而不是以往的外部环境。这不仅仅要我们吸收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早就所向披靡了，只需要在知识的王冠上安装一个伦理的指南针，来为以后的道路指明准确的方向。
17世纪的时候，科技革命开始出现在历史的舞台。英国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醒人们，在挖掘它无限量的潜能的时候，又要防范随时潜藏的危害。他对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表示强烈的赞同，但是他也强调在追求的同时又要用“谦虚和慈善”的心情，不能够只是“为了喜悦的心情，或者为了争论，又或者为了相较别人的优越，更不能为了名利和权力，即使是这些东西的内在物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多的生活利益。”
福特汉姆大学的《社会健康指数》和电视荧屏上的新闻都清晰可见，直到现在，我们都有注意到培根警示的正确性。整篇分析中都提到了一个关键字眼“直到现在”。这个词提出了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境遇是否和之前的许多困境一样，是最终会被克服的暂时性困难？还是说现在的困窘建立在人类天生的抢夺性和贪婪的天赋上，也就是说这种困境是不会打破的？
假设已经决定的基因让这个命运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悲观情绪就可以理解了，但是这件事情没有证明的必要，最近的一些研究对人类已经默认的命运提出了怀疑。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是生物学家玛利·克拉克，她不仅对以基因为基础的人类掠夺性和贪婪的说法提出否定，还进一步提出“人类需要理论”来代替。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中发生的冲突大多是因为邻里之间以这种生物的需要建立的合作被其他的社会安排扰乱”。合作比冲突更是人类本质的说法得到了密西西比和沿岸的伊利诺伊小城尼奥塔的大力肯定与支持。1992年中西部发生洪水，驻扎在周围新兵营中的被判刑的西班牙裔黑人毒贩被分派到尼奥塔来加固受到洪水猛烈冲击的堤坝。
他们刚到小镇的时候，其中一个犯人心情很复杂地说：“走着瞧吧，不用多久我们就会被他们叫黑鬼的。”几个月之后，犯人根据自身的经历说，我们在等待着，但是现实却是根本没有人这样做。“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侮辱，反而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在没日没夜地工作了9天之中，犯人们获得了居民们由衷的感谢和称赞。”“他们还给我们送来了百事可乐，”一个犯人回忆道，“他们让我们在阴凉的地方休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水龙头上喝水。大家都十分善良，我们还有烤牛肉和鸡肉晚餐，还有无限量的夹肉面包和苹果派，每天晚上，他们都向我们表示感谢。”虽然在洪水的相关报道中，媒体并没有关注到这点，但是所有参与的人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犯人还记录下当时在大堤扔沙袋时唱的歌：
在尼奥塔，他们说
食物很美味
他们每天给我们提供两顿饭
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
哦，上帝，不要再发洪水了
在尼奥塔，他们说
人们十分的慈善
我们的肤色虽然不相同
但是他们并不在意
思维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改变，就像是事例证明的那样到了“清洁”的时候。生活在城市的人，要么选择更多的罪犯入狱，要么选择一批学生来支援。对于监狱里的人，市民们达成了一致，所以短时期之内，不同种群的中西部人会用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的方式改变惯有的害怕和恐慌，对此有怀疑的人表明，水位的抬升压迫整个部落一起工作，而这样的行为恰恰改变了旧观念，所以这种质的飞跃是有可能的。显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另一个真实是全球的水位也在不断抬升，也有可能会帮助全球的人类跨越偏见和恐慌。世界上始终处于主体地位的大机体的快速衰落加快了这种转变，但又使个体不得不接受日益趋下的环境。职权和责任不可能再一次稳妥地放在控制中心，不管是白宫，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唐宁街10号。全世界范围内，人们都在严肃地重新争取管理权利，为社会建造稳固的房屋。
苏联
苏联共和国底层环境主义者就针对本国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与克里姆林宫的决策产生冲突，而且双方火药味十足。他们不停地发起抗争运动，促进苏联共和国朝着民主方向转变，最终迸发革命。在苏联解体之后，环境主义者的运动还在继续，他们试图通过社会生态协会的操作，为独联体寻找有作为的继任领导者，继续对环境和人权问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