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难不倒当过几年县委宣传部理论科长的陈定模。他从马列经典和各种文件的字里行间发现：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农民可以“离土”却不能“离乡”。但这个“一号文件”同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好了，进城的依据有了。《资本论》里马克思又说过“级差地租理论”，这样，龙港有4.1平方公里土地，就可以按不同地段向愿意投资进城的农民“征收公共设施费”。
这实际上是变通式的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资料显示，1980年，深圳曾在全国首次向外商出租土地，以换取开发资金。龙港的突破之举，则是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向国人尤其是向农民第一次开放。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回忆，他还是在龙港头一回听说了“房地产”三个字。
理论撑腰，底气十足，陈定模动手了。1984年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温州日报》头版刊登，公布了8条优惠政策，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盖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
《决定》发出第十天，申请进城的报名农民已近3000户。1984年12月31日，首批登记建房交款的最后一天，一包一包的钞票、一捆一捆的希望，在简陋的龙港镇政府“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堆成了小山。
原本认为千难万难的“造城”由此变得势不可当。到1987年，龙港的进城农民已达6300多户，拥有“市民”3万人，集资投入2亿多元，建成区面积102万平方米，修建纵横街道27条，总长23公里，并建起了5所学校、7所幼儿园、3座电影院，还有一个标准溜冰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定模的造城理论只是为龙港的破土而出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这场惊世骇俗的“造城运动”大获成功，根本上缘于其顺应了一个早晚都会到来的趋势：生活的富裕并不是千百万农民参与改革的全部目的，他们还渴望得到一次社会结构重组的机遇，以期在这一机遇中彻底改变自身的生存形态。龙港的横空出世，正是这样的“机遇”。
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坚持认为，蒸汽机之生就是磨房之死，传统的乡村小工业根本无法进化成社会化大生产，并滋生出现代城市的新文明。欧洲200年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只能是大批农民被迫放弃土地，挣扎在大城市的边缘，肮脏且充满腥味。
龙港的崛起，展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前景：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摆脱了贫困，进而发展城镇，完成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历史嬗变。最难得的是，在这种嬗变中，他们始终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此后，在浙江各地，我们其实都可以找到龙港的身影。
历史上，浙江仅有杭州、宁波、温州等少数几个所谓的大中城市。1978年后，浙江全省性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并非依赖于上述大中城市，而主要依靠如龙港般数以万计的小城镇的兴起，如温州的柳市、桥头，台州的路桥、泽国，金华的稠城、吴宁，绍兴的杨汛桥、大唐，湖州的织里，嘉兴的许村等。农民城——小城镇，这是温州农民的创造，这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之后的第三个伟大创造。
同样的改革起点，同样的改革政策，为什么温州活力迸发，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
杜润生的考察结论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一切根源，在于其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的经济秩序”。
很长时期里，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可以设计一个改造社会的蓝图。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是什么样子，文化是什么样子，政治组织是什么样子，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是什么样子，在蓝图中都可以设计得非常具体。持这种主张并做过这种设计的，不少是大学者甚至是伟人。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是可能的，但不要搞很具体的设计蓝图，而应该任由百姓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合力增加社会福利，形成自发扩张的秩序。
无疑，温州实验的是后一种主张。人民——而不是先知——在这场实验中，彰显出了曾经被主流意识长期忽视的自主力和创造力。
“假的”还是“真的”
温州是富有争议的，这种争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的召开。
有争议是因为温州有“小辫子”。其一是“姓资还是姓社”；其二就是假冒伪劣。这可是一条真真切切的“小辫子”，连温州人自己亦有口难辩。
温州假冒伪劣的主打产品肯定是皮鞋了。
说起温州人做鞋可是有传统的。“明代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粘胶皮鞋诞生于温州”；“我国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创造者也是温州人”。“皮鞋佬”差不多就是温州民间手工业者的自称。
到了20世纪80年代，温州皮鞋真正的春天来了。全国最大的鞋革专业市场兴起于温州鹿城区的来福门。仅鹿城一个区，就冒出了大小皮鞋厂1254家。当时全市的皮鞋产量达到2400万双，几乎占全国市场的1/10。
温州鞋价格低廉、款式新颖，在市场上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很快，有人发现上当了。
1985年，南京的一位消费者投书《经济日报》，称她买了一双高跟鞋，谁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细瞧瞧，竟是用糨糊黏起来的，而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
记者进一步在报道中证实，亲眼看见温州“皮鞋佬”整桶整桶地往厂里搬糨糊。
舆论哗然。一时间，“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等恶名铺天盖地。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开始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
高潮出现在1987年8月8日，地点：杭州市商业中心的武林广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愤怒的市民们将5000余双温州伪劣皮鞋扔进了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假的就是假的，有口难辩那叫活该。
但还是有人不服气。温州海螺工业集团的总经理邵奇星就是其中一位。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这位死不认输的温州人曾同李瑞环围绕伪劣皮鞋问题有过一番“经典探讨”。
那天，李瑞环来到海螺集团。在样品室，他拿起一双皮鞋里里外外摁摁拧拧：“我这次是带着一个怎么看温州皮鞋质量的疑问来的。现在外面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的；也有的说温州皮鞋价格便宜，更新换代快，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邵奇星应声答道：“作为产品，质量当然要保证。但这里有一个价格与价值对等的问题。温州皮鞋才20元左右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比较低，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是另一回事了。”
李瑞环听邵奇星讲完，沉吟片刻：“对对，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邵奇星接着阐述他的“理论”：“这种20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坏一双，一年穿两双，也只要50元，花的钱同外头那种60多元一双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这样就可以穿两种款式了。问题是北方人拿过去卖到70元，那消费者当然会认为应该穿一年喽。”
邵奇星的这番话，并非他的独门发明。在温州，这套逻辑十分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生产低价低质产品的“理论支柱”。
1990年，我在温州采访。晚上散步来到市区最著名的五马街，发现街边摊贩出售两元钱一条的“金利来真皮皮带”，不由得大惊。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竟看不出什么破绽。那摊贩倒实在，大声说：“别看了，马粪纸做的。买一条回去，有大场面时系系。花两元钱撑足面子，划算不？”
我追问：“但是如果有人拿这两元钱的皮带到别处卖20元呢？”
摊贩看了我一眼，笑道：“那是他们的本事。”
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便宜。
假的当作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那就没错。
一些温州人的逻辑似乎很正确，很理直气壮。
虽然邵奇星的“价格价值对等论”颇能自圆其说，并符合一定的事实，但是，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也一定无法使温州的假冒伪劣现象摇身一变成为真理。
许多前往温州参观取经者必到乐清柳市。这个如今的温州第一经济强镇诞生过著名的“八大王”，也培育了温州民营企业“形象大使”中国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天正集团的高天乐等熠熠生辉的明星。
最初，柳市却因造假而闻名，而且是臭名昭著。
当商品经济的第一缕暖风吹过，这个雁荡山脉南麓的小镇就按捺不住地随风摇曳。大约20世纪70年代末，镇上就已经有2300多家低压电器家庭作坊，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响作一片。你随处可见这样的场面：
刚刚放下锄头的庄稼汉们正在一台台斑驳陆离的机床边，把从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收购来的废旧交流接触器肢解，用砂纸和鞋油将之擦得锃亮；
河边的埠头上挤满了一群群村妇，她们在清洗一筐筐的电器，然后在河滩空地晒地瓜干似地晾开成片的电器零件；
炉火通红的锅灶旁，老眼昏花的太婆们一边煮饭，一边慢悠悠地摇着漆包线；
…………
市场混沌初开，欲望掺和着丑恶泥沙俱下。
——为了牟取暴利，以稻糠代替熔断器的石英砂；以白铜甚至是铁片代替白银充当继电器触头。
——明明是柳市产品，产地却标注北京、上海。
——国家规定低压电器必须凭许可证生产，而当地大批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经多次检测，无证的产品质量全部不合格。
1989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在一份《打击伪劣低压电器活动的总结报告》中愤怒地指出：“这次全国共检查了近7000个经销单位，查出的伪劣低压电器产品超过170万件（台），价值3000多万元……各地在检查中发现，大多数伪劣低压电器，来源于浙江温州地区，特别是温州乐清县的柳市镇。”
在全国各地媒体上，小小柳市的曝光率越来越高，被曝光的事实越来越触目惊心：
黑龙江鸡西煤矿由于柳市产的劣质电器漏电，引发严重的瓦斯爆炸，多人死伤；
新疆巴州工模具厂，因柳市产的空气开关起火，一名电工烧伤致残；
河南某钢铁公司建成剪彩时，因使用柳市假冒伪劣低压电器，一包钢水正要倾倒却突然卡壳，上百万元的产品全部报废；
…………
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瑞安的假汽模配件……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使繁华风光的温州人和温州经济招致严厉的质问。这种质问更多地来自传统人士，往往具有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温州，资本主义泛滥，是假冒伪劣丑恶现象的必然温床！
然而，我们在温州观察到的更多的事实是，在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里率先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的弄潮儿，绝大部分是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对他们来说，保持浓厚的法制意识暂时只能是一种奢望。同时，他们有一股被压抑已久的难以遏止的致富冲动。快速致富离不开资本。如同疯狂走私一样，生产低劣产品甚至造假，往往是温州农民最容易想到、最可能实施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捷径。
在一些地方，在一定时候，假冒伪劣与市场经济形影相伴。这是我们想极力回避却难以回避的现实。
超越规律，很多时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初级阶段不完善，发展过程很难堪，负面效应总难免，问题就在怎么看，关键在于怎么干。”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张友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祥林嫂般向一批批参观者和媒体人士反反复复地解释自己对假冒伪劣的基本态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那么，假冒伪劣的阴云尾随我们几代人恐怕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了。
金钱大爆发
今天，当我们谈论温州和温州人时，总是习惯性地将之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全民经商，遍地财富，中国老板最多的地方。的确，有太多的温州故事，闪耀着金钱的诱人光芒。
2000年以降，温州从来是一个极度缺钱的地方。普遍的贫困，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残酷的现实。
1978年后，普遍的贫困第一次历史性地质变为普遍的富裕。财富突然从天而降，来得又快又猛，温州人对此还来不及做好准备。他们兴高采烈，又手足无措，他们不知道如何驾驭多得数不清的金钱。
于是，金钱就开始毫不客气地驾驭了温州人的命运。于是，以金钱为主轴，荒诞不经的黑色幽默不时轮番上演。
苍南县巴槽镇，靠近福建福鼎的一个滨海小村。经历了走私与小五金加工的双重洗礼后，村民们神速地富了。盖楼房、买大彩电、娶俏媳妇，再接下去，他们觉得如何花钱竟也成了一件头痛的事。
一天，村东头的鱼市场摆出了一条十分罕见的黄鱼王，围观的村民里外三层。按当地相传百年的旧风俗，谁要是吃到黄鱼王的鱼胶，来年必有好运。人人眼馋，可鱼只有一条，没法子，只能竞拍！在众人的起哄声中，1万元、2万元，价格节节攀升。有邻乡的开厂老板志在必得，一口气直接报价10万元。这下村里人慌了。鱼有可能被拿走不说，这脸还不给丢尽了？但一户人家又实在扛不下来。紧急商议的结果，村里6位腰板粗壮的大户“挺身而出”，合资12万元坚决留住黄鱼王。付的全部是现金，装化肥的编织袋塞了小半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