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叶文贵回到老家金乡镇。这金乡根本不是金子之乡，人均耕地不足0.2亩，人均年收入仅20元，以“讨饭之乡”远近闻名。就在叶文贵回乡的前几个月，新任镇委书记到任的当天，金乡人贴出了这样的海报以示欢迎：“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做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
然而，没过多久，叶文贵发现一切都变了。
古镇的街头巷尾神速地冒出了3000多个家庭小作坊，几乎都是生产铝质校徽和塑料饭菜票。那可真叫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家家户户的厅堂、灶间架起了破旧的机床，哐当哐当的金属切割声、后院母猪哼哼叽叽的拱槽声此起彼伏。一个人口不过数万的小镇竟有1.2万人先后模仿、跟进，卷入雷同的小商品生产领域，还有约7000名金乡人游走全国，接订单、做推销。
为了扩大业务量，金乡人盯上了3分钱一张邮票的信函。叶文贵被自己看到的场面吓了一大跳：“当时，金乡邮电局的门口每天都挤满了人，大家都把业务信装进麻袋，挑着箩筐去寄信。交邮费的时候由于来不及点数，就把信件放在秤上称，然后按每斤多少封信来缴钱。”
据统计，1980年，金乡邮电局最多一天发出业务信52万封，一个月至少报废十几只邮戳，全国每家企业平均每周至少收到来自金乡的一封业务信。由于发信、拆阅信件、写回信等挺费工夫，镇上很快就出现了不少负责写信、封口、贴邮票、送信至邮局盖戳等工序的专业户。小学以上文化，且能写得一手好字的，只要帮别人在信封上写上地址和收信人，一个月就能赚到100多元。
脑瓜灵光的叶文贵知道，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发财机会就在眼前。金乡做铝质徽章的小作坊都要用到铝材，却没有人搞铝加工。早已在东北掘得第一桶金的叶文贵决定投资轧铝厂。
没料想，麻烦也来了。办轧铝厂要征得镇上的同意并刻一个公章，否则出门谈生意连住招待所都难。可是，分管工业的副镇长黑着脸伸出一只手：
“先交一笔管理费再说。”
“厂子还没影，哪来的钱呀？”
副镇长一听火大了，拍起了桌子。钻过东北老林子、见过黑瞎子的叶文贵也火大了，拍得比他更响。僵持之下，叶文贵托人疏通，书记和镇长发话，叶文贵这才拿到了厂子的“出生证”。
继轧铝厂之后，叶文贵又接连开办了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铝箔厂。生意倒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可是来自一些政府官员的白眼、拿捏也没少过。
有一次，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到苍南县调研，拍着叶文贵的肩膀说：“我们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是很支持的。”窝了一肚子火的叶文贵发飙了，和董朝才当面争辩起来，还列举了不少“罪证”，搞得站在一旁的县长刘晓骅一脸尴尬。
“董书记还是好官。”叶文贵回忆那天的情景时颇为感慨，“最后他笑着说不与我争论了，吃饭时还认罚了好几盅酒。”
几年以后，叶文贵成了温州首富。“讨饭之乡”金乡也真的成了金子之乡，一个镇生产的铝质徽标和硬塑料片就瓜分了全国50%的市场，学生证、自行车证、户口簿以及各种书籍、笔记本封面的塑料膜制品市场也随后落入金乡农民企业的囊中。
由南至北，起点不同、方式各异，浙江乡村工业的第一浪风生水起。198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是为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从此，社队企业这个名称在中国的文件和媒体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乡镇企业”这个崭新的称号。
这一年，21岁的南存辉用辛苦多年修鞋积攒的1.5万元，与胡成中一起合伙创办了求精开关厂，正式开始了这位温州新首富的漫漫商旅；
这一年，“汽车疯子”李书福向父亲借了4000块钱，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冰箱厂；
这一年，广厦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被东阳县吴宁镇工办宣布任命为县城关建筑公司经理，中国“第一包工头”从此扬帆起航。
刀尖上的舞蹈
浙江商人肯吃苦，这早已成为一种共识。在一片赞誉声中，最为传神、传播也最广的评价是所谓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
“事实上，还应该再添上一句：尝尽千生万死。”20世纪80年代，新华社驻温州首席记者陈坚发曾向我叙述了如下故事。这可能是1978—1984年间浙江商人所遭遇的最血腥的一幕，但肯定不会是唯一的一幕——
急电。来自北京的急电。
收电单位：温州市公安局。
发报时间：1981年某月某日。
温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老叶虽然是老公安了，亲自处理过许多血淋淋的凶杀案，但他还是被眼前的电文内容震惊了：北京市西单发生一起罕见的杀人碎尸案。经初步侦查，被害两人的年龄均为16岁左右，男性，可能系你市永嘉县江北乡人，请速查核电告。
老叶感到头皮发麻，一阵阵血直往上涌。他拿起了无线报话筒。
温州街头，警车呼啸。
夏日的炙热，隐隐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闹市上熙来攘往的行人，只是向呜呜鸣响的警车投去好奇的一瞥。
5个小时后，电文的内容被证实：确有此两人，系孪生兄弟，15岁，姓名黄晓凡、黄晓林。一个半月前外出推销纽扣，至今无音讯。体貌特征如下……
急电。来自古都西安。
收电单位：温州市公安局。
发报时间：1983年某月某日。
电文告：近日，本市破获一起特大谋财杀人案。犯罪嫌疑人系一私人旅馆店主。据旁证及犯罪嫌疑人口供，三个被害人是你市鹿城区个体商贩叶××（女，19岁左右）、平阳县塘下区村民高××（女，16岁）、郑××（女，21岁）。请速协助查实……
根据事后进一步的调查，北京西单杀人碎尸案的具体案情，是永嘉黄氏兄弟因推销纽扣时发生纠纷而遭杀害，直到有人在犯罪嫌疑人的内院发现了残余尸块，案件才败露。也许是案情过于残忍血腥，此案从未见诸媒体报道。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永嘉黄氏兄弟没有被杀碎尸，如果三位年轻的女商贩没有死于非命，几十年后，他们（她们）也许同样会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豪，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人士。然而，他们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总是容易记住最后的胜利者，却往往忽视胜利者背后无名者的碑铭。这也许是一个时代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
据统计，当年，仅温州一地背负致富梦想跋涉于全国的供销员就超过30万。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死于歹人屠刀、死于飞来车祸、死于精疲力竭，我们不知道。
除了不可预知的生命的消逝，等待他们的还有无法逃避的精神磨难。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磨难更加残酷，更加沉重。
用乍暖还寒来形容1978—1984年中国改革的气候特征，是再确切不过了。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方向性肯定，成为不可动摇的改革成果。除此之外，很多都不确定。要解放思想，要大胆改革，这是容易明确的原则。但怎样的思想必须被解放？什么领域必须被改革？不知道，没有可以比照的先例，扑面而来的都是新事物。随着政治气候的阴晴不定，判断的标准和结论随时可能截然相反。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同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这类犯罪活动如何处理，文件的语气十分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文件出台的背景是，多年的管制出现松动，社队企业肆无忌惮地与国有经济抢资源、抢市场，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挖墙脚”，民间贩运异常活跃。担心、忧虑、指责，天平又开始向另一端倾斜。
显然，政策收紧了，刚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浙江商人们的心又被拎了起来。他们警惕地观望着，成了一群张皇失措的惊弓之鸟。
吴来根（化名）就是这样一只惊弓之鸟，而且是自投罗网的惊弓之鸟。
37岁的吴来根是国有杭州啤酒厂绍兴麦芽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虽然只是普通工人，人称“小诸葛”的吴来根却颇善交际，路子宽、朋友多。捏着口袋里每月24块零3毛的薪水，他的心思活络起来了。他盯上了紧俏物资的转手倒卖。
后来经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查实，吴来根实际发生的全部犯罪事实如下：
1980年7月至12月，吴来根在绍兴市兰亭林牧场支农期间，为绍兴、萧山、临海等地的社队企业“联系”业务，从外地某纺织工业局购买到涤棉纱1000公斤，厂丝和小绞丝405.25公斤，五级棉纱3414.25公斤，70—150丙纶复丝968.3公斤。“非法获利”3104元，其中吴来根个人实得2057.53元。
由于是托朋友私下悄悄联系，吴来根的“犯罪事实”其实无他人知晓。1982年初，抓人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吴来根害怕了。2000多块“非法收入”，相当于自己7年的工资！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被抓住了该吃多少年官司呀？
彻夜的辗转反侧，吴来根决定自首。4月1日，他给自己认为值得信赖的浙江日报社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我是在经济上犯了罪的人！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之后，我每天都看报上登载有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报道，使我下决心向政府坦白交代自己以往所犯下的经济上的罪行！
打击经济犯罪斗争一开始，我就背上了思想包袱，日夜不安，心中感到有亏心之事。我也多次想坦白交代问题，但是怕坦白了得不到宽大处理，怕单位领导知道后把我看死，怕亲属和子女受影响遭歧视。想到这一切，我每天每夜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有时，甚至有自杀之念。但是，最后还是党的政策把我召醒，叫我下决心，选择走坦白从宽的道路。现在我的心情是又激动又紧张！
…………
编辑同志，我切切地盼望能早日得到你们的帮助。我的这些罪行应向哪个政府部门去坦白交代，请速指点我吧。
我该怎么办？现在就等着你们的指点了！
吴来根的自白信以“一个经济犯罪者写给本报的一封信”为题，于1982年4月8日刊登在《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改邪归正，莫失良机”。
自白信事件的结果是，4月17日，绍兴市召开从宽处理大会。该市人民检察院当众宣布了对主动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的吴来根免予起诉的决定。吴来根则当众痛哭流涕，表示要重新做人。
一个难以证实的说法：吴来根此后回厂里的确规规矩矩做起了工人。但是到1988年，有“投机倒把”前科的他又蠢蠢欲动，终于辞职离厂，据说跑到绍兴柯桥轻纺市场摆摊，当上了布老板，真的发了大财。
急风暴雨般的经济整肃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据官方统计，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类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民营经济最早萌动的浙江无疑成为重点严查的省份之一。
吴来根显然只是被这场急风暴雨淋湿的一只小鸟，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并因此在浙江30年改革开放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是温州“八大王风波”。
市场经济萌发时，三教九流人欢鱼跃，成功者往往被尊奉为“大王”。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大王”正是这样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他们经营的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光，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大落差。于是，他们率先富起来了。
1981年底，浙江省委工作组就已对“八大王”进行了调查。1982年初，全国性“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开始升温，乐清县委便立即将“八大王”事件列为大案要案加紧查处。大王们此刻发现，瞄上自己的，不仅有羡慕的目光，还有黑洞洞的枪口。
在《温州大爆发》一书作者朱幼棣、陈坚发的笔下，我们读到了“八大王”之首电器大王胡金林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82年7月，酷暑笼罩着浙南大地。
闷热难熬。男人和孩子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衩。女人们则不停地摇着扇子。街角的狗伸出长长的舌头，喘着粗气。但到了午后，天空迅速聚集起乌云。黄昏，电闪雷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暴雨倾盆而下。
这些日子，对胡金林来说，同样是炎热难熬和雷电交加的辰光。
阴云的聚集，是从上年年底开始的。工作组进驻柳市，调查他是否补税。胡金林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6万余元。1982年3月，他看苗头不对，放下手头正在做的电器生意，携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想避一避风头。谁知返回柳市后，发现事态仍在升温。税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最初是按0.35％征收的，后来连补代罚增加到6％。据一些知情人透露，还需要再罚一两倍。有关部门已开始整理材料，通知他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