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豪言”要每月赚到2000元的刘永行，在这一年正是因为实在太贫穷，才不得已开始替人修收音机。
春节的时候，刘永行回到家里，全身上下只剩下了两块钱，这时4岁的儿子问他要肉吃，买不起猪肉的他只好买了一只鹅，却不想被高兴的儿子不小心放跑了。面对哭哭啼啼的儿子，被逼无奈的刘永行只好利用特长给人修收音机，短短一个假期过去，竟然挣了300多块，不仅儿子有肉吃了，他下一学期的学费也有了着落。这个结果是他想不到的，也让家里另外三个兄弟大感惊诧，他后来回忆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开始看到了创业的曙光。
刘家四兄弟的集体下海创业，还要再等两年的时间，而那个日后叱咤中国商界的“希望集团”，则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他们将从饲养鹌鹑开始，和大多数下海者一样，经历许多挫折与考验，最终百炼成金。
在温州，当了17年工人的郑秀康在这一年选择了辞职，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让家人“过得更体面些”，在此之前，他在工厂里苦打苦熬，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坐办公室的干部”，可以拿上每月72元的工资。在上一年里，眼看提升无望的郑秀康，只好找了一位老师傅开始学习造皮具，为日后的生活做一些打算。
最终，难耐清贫的郑秀康向单位提交了申请，离开温州通用机械厂之后，创办了一家小小的皮鞋作坊，他后来回忆说：“我打定主意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做鞋，最终选择制鞋业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房子太小，一家老小只能挤在8平方米的小屋里，做出来沙发也放不下。”
尽管制鞋需要的场地并不大，资金也不多，但这还是让没有任何积蓄的郑秀康头疼不已，最后，他被迫把妻子的陪嫁都拿出去卖掉，才凑够了买制鞋工具和皮料的钱。有如此来之不易的机会，自然令他格外珍惜，他每天蹲在不足3平方的空间里，从下午5点开始缝皮鞋，一直缝到第二天早上，连续多年双手疲劳，最后竟落下了十指震颤的毛病。不过，凭借着每天三双鞋的速度，郑秀康一个月的收入猛增到几百块，在改善家里生活的同时，事业也慢慢地有了起色。日后，当他成为康奈集团董事长的时候，还保留着当初的几件制鞋工具。
1980年的中国，还仍然保留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淡。
这一年里，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这个数字比1952年增长了8.2%，猪肉22.3斤，同比增长了88.6%，有这样的进步，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当时中央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它的主要目标被设定为改善生活水平。然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感到物质匮乏。和食物相对应的，则是全国人均居住面积为3.9平方米，比1952年减少了0.6平方米。这则要归功为文革十年里，毛泽东恶作剧式的生育号召。为了控制住这种增长势头，国务院不得不重拾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明确提出“一对夫妻最好只生一个孩子”，很快，它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基本国策，将生育这一基本权力，也纳入到国家的计划轨道中来。
计划的风格在许多领域中都依稀可见，从这一年的10月1日开始，全国第十次广播会议决定：“全国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县广播站，必须转播央视《新闻联播》”。从此，这个时长30分钟的节目，开始准时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成为了许多人最主要也最权威的消息来源。有趣的是，或许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及时地“领会国家精神”，从这年的11月1日起，电视机被允许敞开供应。
这一年里，那些日后将彻底改变中国私营经济的变化，开始在体制内外同时进行。在北京的许多地方，原本只允许外宾和华侨进入的商店，在这一年也开始向普通市民开放。尽管只能看不能买，但更多的商品花样还是让当时的老百姓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正在拉萨担任自治区交通厅干部的王铭利，在这一年经北京回老家，在一家旅游饭店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瓶装的可口可乐，这种黑褐色的液体让他兴趣盎然，却被服务员告知“按规定只能卖给外宾”。这一经历给王铭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直到我当了经理、总经理、董事长，都还下意识地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
学者费正清在观察到上述一系列事实后，不无忧虑地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位中国观察家所言极是，中国的改革道路非但紧窄，而且曲折，在许多时候还会出现回流。不过，这些并不重要，当大势确定的时候，即使再多曲折，也无法阻挡水流奔腾入海。而我们的众多主人公，也终究会像水流一样，虽历千折而不回。
在这一年里，那个两次落榜的俞敏洪，又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三次高考，在过去的两次高考中，他都因为英语成绩不理想而失利，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在这次高考中，长达两个小时英语考试，俞敏洪却只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如此举动自然是相当特立独行的，他回忆说：“听到这个消息的英语老师勃然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只有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是我是一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从这个细节里我们不难看出，在俞敏洪的身上，浮现着一种非常感性，甚至可以称之为冲动的性格因素，在他日后的经历中，这种因素始终在发挥着作用，从他离职创办民办教育，到后来新东方的出现，以及他频繁地以一种演讲者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都受到了这种因素的左右。事实上，在许多企业家的身上，这种冲动、乐于引人注目、习惯集聚目光的特征都有所出现，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或许可以解释许多问题。
在这次高考中，俞敏洪的英语考了95分，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而500分的总分，俞敏洪考了387分，超过了北大380分的录取分数线。为此，这个来自江苏农村的孩子终于考上了中国的第一学府。在离开的那天，村里还特意从城里调来了一辆卡车，把他从江阴一路送到了常州，在站了36个小时之后，他进入了北京大学，然后在那里一呆就是11年，而后一跃入海，成为中国最大民营教育集团的创始人。
不过，俞敏洪并不是这一行业的前行者，在这一年的湖南宁远，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所民办大学已经在世人的质疑声中草草成立了。
它的创办人叫作乐天宇，已经80岁的他是新中国的教育家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农业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得到了一些中央首长的支持后，他拿出5万元私人积蓄，在一所破庙里办起了“九嶷山学院”。在下一年的秋天，全校分成三个专业，开始正式上课。
尽管只有四十多个学生，房屋也破旧不堪，遇到雨天，学生甚至不得不集体动手，停课补屋。但是从乐天宇到全体教师，心中却激荡着热切的情愫，他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必然会越来越好，他们的九嶷山学院也会变得好起来，甚至，像美国的耶鲁、哈佛一样世界闻名。①
①：不幸的是，乐老和教师们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从1981年到2005年，在成立之后的24年时间里，九嶷山学院始终没能摆脱“卑微”的出身，它甚至没能取得学历教育的资质，而这就意味着它长期从事的是自考助学非学历教育，连一所民办高校都算不上。目前，它运营艰难，一年只能招收几百名学生，大多数人来“看了一眼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