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当年下海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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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前言: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2)

2: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乃至更久的时间里,商业精神始终没能浸润中国的商业阶层,或者说,它始终是以一种中国特有的赌博气质存在着的。

尽管达尔文主义并非中国特产,但是很明显的是,中国实在是一块最符合这种气质的土地,在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强权政治的国家里,“成功至上,生存第一”的信条始终被奉为圭臬,于是,成王败寇的逻辑,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商业文化上的惯性。

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许多下海者的故事当中,既有倾其所有的奋力一搏,也有无视禁忌地去打破规则,更有贪婪而冷酷地去编造美丽的谎言,甚至在原始积累阶段的灰色行为。要么成就霸业,要么酿成惨烈无比的悲剧。所有的一切,与其说是个人的豪赌性情与浅薄果断使然,倒不如说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赌博气质在作用。

3: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变革史上,下海者这一群体,曾经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进步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乃至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进步,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下海者的抗争,由于这些抗争,使得经济环境得以不断改良,这种抗争很难被官方明确地记载出来,但是实际上,正是它们赋予了中国经济以今天的活力。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下海者,以及那些倡言变革,打破体制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尝试将中国引向真正的市场经济。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3到5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宏观调控所打断,每次宏观调控所整治的重点领域,都集中在那些民营资本扎堆的行业中,这不仅使许多下海者因为形势误判而马失前蹄,也使中国近三十年的商业史变得伤痕累累,悲剧无数,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因此变得跌跌撞撞。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专家都已经给出了解释,在我们的这本书中,仅仅从那些被书写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公共权力非法或越位参与市场,左右市场运行,二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多次波及经济领域,三是在国家经营思维下,导致国家商业主义的诞生。

直到今天为止,这三个现象都依然存在,其作用之大,影响之深,不仅仅存在于历史,甚至已经印入人们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多年来我们确有进步,但在某些方面,却始终没能前进半分。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已经证明了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可以获得了不起的成就;证明了个人可以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取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跃迁;那么谈到贡献,这恐怕是经济学获得的最大实例支持。未来的三十年,我们需要证明,假如给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更快的速度,它是否由可能带来更大的贡献。

这是本书的一个期望,也是本书的工作之一:用那些下海者的真实故事来做依据,证明中国商业社会的前行,的确存在着确定的阻碍与推动。

在很大程度上,“下海”现象的出现都像是是一种意外,或者说,这实在是一种改革的副产品。当市场的禁锢被解放开来时,无数人当即从体制内脱离出来,一头扎进商海,陆续不断、绵绵不绝,直至今天都未见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来都未有重商主义存在的国家,中国人竟然如此热衷于经商,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对物质财富的渴望”,明显是不准确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人性是无论何时都存在着的。你可以说在长期的物质匮乏中,这种人性被牢牢压抑,终于在缺口处得到了释放,但请相信,这其实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绝不在此。

可以说,一切都是经济规律引发的变化。

当计划经济的铁幕被徐徐拉开,越来越多的光亮透入整个商业社会当中时,市场经济就成为了必然。从计划到市场,一旦这样的势头出现,作为市场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最重要作用的人,就不可能不随势进入市场。

看起来,那很像是一场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恢复回去的运动,可是,实际上谁都知道,在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自由经济都很难被承认,2000多年的集权政治,从未允许过民间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经济;那么,与其说这是恢复,倒不如说这是一场创造的尝试。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那场运动里,参与者们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号,却创立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为欧洲今日的文化奠一良基。那么,从角色和作用上来说,三十年里的下海者,便可以称之为中国商业新文明的缔造者,虽然直到今天,这种新文明的缔造还未成功,但是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任何方面都毫无优势的情况下生生不息,为中国经济输送繁荣,这里面的每一个下海者,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他们的事业是大是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在历史上留下梦想、挥下汗水、印下脚步、因此,也就都理所应当被我们铭记。

可是,偏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被人忘记。

不单如此,在三十年的岁月中,下海者总是处在灰暗的角落里,他们唯利是图,他们缺乏信仰,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拿来公开展示的身份,他们看上去可以随时被消灭,似乎应当随时被整治,随时被调查,他们几乎是一群注定要与“不规矩”联系在一起的人。

这个群体似乎很少拥有属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那么善于妥协,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显得那么温顺,只要能够保护应得的利益,以至于在许多时候表现得过于冷静,然而即便是在最无奈的时刻,他们也总是不丧热忱。在一些时候,他们会成为偶像,成为风云一时的激荡人物,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始终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无法处理好“政与商”之间的关系,最终带着头上的光环陨落,宛若流星过天,转眼判若云泥。

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假如许多事情没有发生,那么这部三十多年的下海史,会不会变成另外一副样子?比方说,如果当年唐万新的德隆能够彻底控股那些城市商业银行,那么德隆有没有可能命运翻转,成为一家实业投资和金融紧密结合的财团型大企业?如果戴国芳的铁本公司能够如愿生产,也许中国的钢铁行业就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今日的中国首富是不是会属于他?他有没有可能超越宗庆后的800亿身家?如果没有与辽宁省政府的交恶,没有仰融的出走,那么华晨那盘气势恢宏、势不可挡的产融整合规划,是不是会形成一个东亚地区的汽车霸主?如果宏观调控晚来半年,让孙宏斌的顺驰稍得喘息,绷紧的资金链得以松弛,消化掉全部的财务风险,那么今日中国地产格局会不会全然改变……

如果这些设想都能实现,那么,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史会不会重写、中国下海者的历史里,会不会多几分辉煌?也许,这段历史不会如此精彩纷呈,不会如此戏剧波折,不会有如此激情,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能够出现。

在去年写作《中国经济猜想》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的下海者、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其命运的沉浮、心态的变化,实际上是和中国体制的变化相伴随的。做小生意也好,经营企业也罢,假如下海者不曾考虑政策的因素,不将自己置身于宏观环境内,那么,他便很难连续地实现提升。在这本书所作的观察中,大凡那些失败的下海者,几乎都没能很好地对政治环境进行思考,也没能理解政策制度的影响,反之亦然。

当这样的结论被做出时,我想,它的意义之沉重,是有理由压在我们每个人心头的。

在另一层面,下海者群体也曾经成为最失落的一群人。

一方面,中国社会对富裕者的批评与讨伐,已经拥有了悠久的传统,它几乎成为了文化中的一部分。

一旦社会中出现何种经济现象,富裕阶层总是会遭到口诛笔伐,被认定是责任在身,甚至是罪魁祸首,元凶大憝。偏偏,下海者又是富裕阶层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另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这样的问题长久存在,当民众认知得不到正确引导、民众情绪得不到宣泄疏导时,那些富裕起来的下海者,便常常会被冠以“非法得利”、“昧心钱”之类的恶名。

另一方面,下海者自身的心态失衡,也让人感受深切。

出于对金钱观的不同,富裕起来的下海者对待财富的态度也不同,80年代“食利阶层”、“息爷”的广为存在,发家之后挥霍无度的则更有之,而“炫富”的话题也早已数见不鲜,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固然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去评价是非,然而却足可以看出一种人生境界的取舍。这样看起来,下海者们在经历了太多市场给予的风雨洗礼之后,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很是需要补习。

这些事实都颇为沉重,我们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目睹了无数下海者的故事之后,却发现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去关注,反倒时而与其情绪对立,倘若一任其继续,伤害的恐怕不仅是情绪,更会让一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失去意义。

于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对下海者价值的重新定位,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以及对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关注,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之巨,几乎相当于一次思想领域的“改革开放”。

诗人纪伯伦与学者RG·科林伍德都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在这场改革行进到第三十二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应当回首,去探寻当初出发的目的,究竟是不是为了复兴中华民族,是不是为了摆脱贫困命运,是不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平等、民主、富有的权利。我们甚至应当回首,看一下三十多年来所经历的路径,究竟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还是权力与财富相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被引发出来的时候,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有失公平、贪污腐败等等,民众的不满情绪便随之升腾,我们在对未来寄以希望的同时,更不应当忘记出发的初衷。

或许在若干年之后,当教授们在大学课堂上讲述中国经济的成长史时,都会带着一种遗憾的口吻,不无痛惜地评论道:“改革开放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中国逐步沦落为一个世俗的社会,物质财富成为了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积聚千年的道德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所有人都陷入了心灵的空虚之中……”

在写作此案之前,我一直在阅读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作品,对这样一句话印象很深:“历史是由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错误,以及英雄业绩而构成的。”在写作当中,每进一日,对这句话的理解便加深一层,由衷地为错误而惋惜,为英雄拊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接近了历史的本原。但是在一瞬间,又会觉得这些错误与辉煌或许应当是另外一副样子,于是又会怅然若失。

从本质上来讲,历史早已成“史”,而我们这些仍在动作的人该去如何演化未来,自是难以推论,元曲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类似这样的巨变,绝不是一句“以史为鉴”能解决得了的。对于中国的下海者,中国的民营经济而言,在未来究竟还会遭遇怎样的命运,都是值得反复猜想的问题。在这种迹近揣测的思考中,我时而会喜不自胜,时而忧心忡忡,所忧所盼,都不过是独自劳神。

这场写作,堪称我的工作中最充足的一段时光,在外人看来枯燥,实则却趣味盎然,与那些熟悉、不熟悉的名字相伴,一日一日地重温三十年来的岁月,有失落,有振奋,如同增添了一段精彩之极的生活经历,这样神奇的快感,大概只有梦境才能接近。而每当从一个下海者的名字身边走开,从一段故事中脱身时,我总是会顿觉开阔,继而又怅然若失。觉得恍惚之中,有一些人正在渐行渐远,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舒婷的诗篇:

他们在天上

愿为一颗星

他们在地上

愿为一盏灯

不怕显得多么渺小

只要尽其可能

唯因不被承认

才格外勇敢真诚

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

敏感的大地

处处仍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来者

签署通行证

如今,后来者已经跟上,他们很有可能超越前人的商业成就,但是却绝没有可能取代他们在历史里的地位,因为,这三十年的下海史,注定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那歪歪斜斜的脚印,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