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个排名在标准上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其他幸福指数，而是更多地考虑了“获得幸福的投入产出比”——在指标计算中，更多地考虑了生态环境的因素。组织者说：“结果显示出对资源的高度消耗水平并不能与‘幸福’直接画等号。”
很多媒体和学者认为这个报告过于忽视个人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作用，让人产生收入越高、经济越发达国民越“水深火热”的印象。不过如果仅因为这些，就彻底否定这个排名的价值，甚至怀疑“新经济基金”、英国“地球之友”这样的公众组织要“蒙”谁，也是很不公平的。
瓦努阿图人民的生活听起来就很不错，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在知道了这个排名之后，内心一定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平衡。更何况，瓦努阿图的人民过着的确实是很幸福的生活。根据从那里旅游回来的人介绍——在瓦努阿图的海域，只要戴上潜水镜，就可以直接下海抓鱼。游累了，可以回到船上钓鱼。在这里钓鱼是最容易的事，一竿下去，总会有收获，而且收获的常常是金枪鱼这类“贵族鱼”。在这里，被国人视为“极品”的梅花参到处都是，一般都有一米多长，直径在10～15厘米——难道这样的生活不幸福吗？
现在有人认为幸福指数可以代表GDP，这种看法也有失偏颇。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通过对国内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一种正向关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应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使之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正确认识幸福指数与GDP指标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把幸福指数作为社会评价指标时，应对其价、功能进行正确定位。幸福指数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它必然受到长期和短期、宏观和微观、主体自身和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决定了它主要用于对特定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良性运行状况的衡量与评价，而不宜用于评价政府组织的绩效，和考察个人的政绩。在关注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发展是否偏离了终极目标，而不是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和它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政绩评价的标准。
越有钱越幸福吗
有西方学者研究后指出，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临界点（如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时候，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就不存在了。如富有的瑞典人比保加利亚人幸福，但是更富有的美国人则与瑞典人在幸福感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幸福指数的高低。但是，金钱不是唯一的原因。过去民间有一些统计也反映，农村人的幸福感比城里的人更强。上面也说过，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有若干个指标，而且受人的价值观、受教育程度、习惯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考量不出这样的结果吧？没有必然联系。
据一项调查显示，四川农民的“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93.1%，农村居民为94.2%。这次调查中，民众满意理由中，详细调查了生活收入水平、个人健康状况、家庭生活和谐与否、社会人际关系、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等五大指标。
另有一项调查，2004年4月，由新华社主办的新闻杂志《瞭望东方周刊》与芝加哥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合作，对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在内的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结果，杭州第一，其后分别是成都、北京、西安、上海和武汉。
是否城市经济越发达，居民生活就越幸福呢？奚恺无教授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在六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月平均收入2847元）、北京（月平均收入2484元）和广州（月平均收入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月平均收入2300元）和成都（月平均收入1515元）却排在最前。
奚恺元说，许多人以为钱多会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实践表明，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感。
某知名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一位教授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假定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你有两种支付员工报酬的方式，一种方式是给员工支付定额的高薪，另一种方式是给员工相对低一些的工资，但是时不时给他们一些奖励。客观来讲，第一种方式花的钱更多，但是，你的员工在第二种方式中会更高兴，而且公司花的钱还较少！
当然，如果之前你的公司已经采取类似第一种的支付定额高薪的方式，那么现在要转换成第二种支付方式已晚，因为降低工资总是让员工很不开心的。
我们无法讳言这样的现实：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人人都希望自己的钱包变得更鼓甚至有朝一日成为富翁。但我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期望人人都成为富豪，富裕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贫富鸿沟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幸福水平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恺元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起最大效用的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
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真实的例子证明。
有一位私营企业家，他的公司年产值约两亿元，一年纯利润也有两三千万元。但他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常常要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他自嘲被企业“套”住了，一年到头很难有轻松的时候。有人问他，公司每年财务报表上利润的增加能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他笑笑，摇头说：“增加几百万没啥感觉。”
事实就是这样，五元钱给饥肠辘辘的人带来的快乐，可能要比一万元带给千万富翁的快乐来得强烈。如果用竖轴代表快乐，横轴代表财富，那么二者的关系可以通过一条曲线反映出来：在一贫如洗时，最初的财富积累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急剧上升。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幸福感的增加进入一个缓坡。等财富增长到某个数量，大大超过一个人一生的需要，拥有者可以“为所欲为”时，幸福感增长就基本成为水平线，很难再有更多增长。无论金钱、财富怎样多，人生终究还是有缺陷的，比如生老病死，所以，人的幸福感都不可能达到100%。
幸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衣食无忧，却怨言很多，他们总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就骂娘”。很多学者和官员对此十分困惑：难道是人们的道德水平在不断地下降吗？其实，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英国科学家说他们破解了人类最大的谜团，那就是幸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他们认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幸福（F）=P+5E+3H，P代表个性，包括世界观、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E代表生存状况，包括健康、财政状况和交友的情况；H代表更高一级的需要，包括自尊心、期望、雄心和幽默感等。有的学者把这一公式进一步简化为：幸福（F）=E/D， E代表效用，D代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效用特别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正是这种递减使人们感到“天天吃山珍海味也吃不出当年饺子的香味”。
所谓边际效用，是指该物品在具体合理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最小效用。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正是按照这一规律活动的。19世纪80年代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其于1888年出版的《资本实证论》中以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做了精彩论述：
一个农民独自在原始森林中劳动和生活。他收获了五袋谷物，这些谷物要使用一年。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因而精心安排了这五袋谷物的使用计划。
第一袋谷物为维持生存所用。第二袋是在维持生存之外来增强体力和精力的。此外，他希望有些肉可吃，所以用第三袋谷物来饲养鸡、鸭等家禽。他爱喝酒，于是将第四袋谷物用于酿酒。对于第五袋谷物，他觉得最好用它来养几只他喜欢的鹦鹉，这样可以解闷儿。显然，这五袋谷物的不同用途，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假如以数字来表示的话，将维持生存的那袋谷物的重要性可以确定为1，其余的依次确定为2、3、4、5。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一袋谷物遭受了损失，比如被小偷偷走了，那么他将失去多少效用？
面对这种情况，这位农民面前只有一条唯一合理的道路，即用剩下的四袋谷物供应最迫切的四种需要，而放弃最不重要的需要，或者说是放弃边际效用。边际效用由谁来决定呢？庞巴维克发现，边际效用量取决于需要和供应之间的关系。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越强烈，可以满足的物品量越少，那么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就越重要，而物品的边际效用就越高。反之，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低。
又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现象，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碗里的肉越来越多，吃肉需求越来越容易满足，肉的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来越低，因此，“放下筷子骂娘”这种现象从边际效用理论角度来看就十分正常。
制度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也很有意思。
事实上，在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人们对生活满足程度的理解是不同的。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2004年武汉东湖论坛上指出的，人们对生活的满足其实不能只用一个指标（GDP指标）来衡量，那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如在非洲一些国家，那里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是人们经常在解决温饱后就在大树下开展娱乐活动，显得对自己生活很满足；而一些发达国家人们在人均GDP达到数万美元后仍觉得生活困苦或者压抑。从中可以看出，要衡量人们生活的满足程度，用生活幸福度来衡量比单纯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要科学和合理。
生活幸福度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心理评价，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具有浓厚的社会色彩，和新制度经济学界定的非正式制度范畴具有很多相同的属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其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制度创新能力和方向是知识及其结构的函数，即人们知识存量的多少决定了制度创新的能力，知识存量的结构决定了制度创新的方向。也就是说，人们拥有知识的存量越多，就越能对现行制度进行深刻的理解，这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后要求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欲望就越强烈，而不同的知识结构又决定了人们制度创新的努力方向的差异。如在西欧国家科学创新的精神受到推崇，所以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得以发展和完善，但在中国偏向于“学而优则仕”，这样就使中国科举制度得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