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计算所”）所长的曾茂朝，决定为计算所留条后路，让柳传志等人忍辱负重，跳出体制的窠臼创办联想，目的很简单，权当计算所埋伏的一支奇兵，在计算所没有出路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个年代 那些人 那些事
联想创业背景
1．那个年代
那是个贫穷的年代，那也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那是个体制变迁的年代，那也是个创业的年代。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首先从农村兴起，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以“托孤”的形式签署协议，率先实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今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展览室里还陈列着当初18户农民印了手印签的协议。此后，改革浪潮从农村向城市席卷。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而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也悄然揭开。即将颁布的《中共中英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把计算机列为应用科学，财政拨款从1985年起逐年削减20%，五年后全部取消。
作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所长的曾茂朝要负担1500名员工的生活，如何养活这些人，成了他日夜思考的头等大事。
“政府对我说，它把钱放在用户的口袋里了，你有本事就去拿吧。”
即便一向温文尔雅的曾茂朝当面和科委主任宋健翻了脸，也不能彻底改变计算所的命运，他只能狠下心让员工到用户口袋里去拿钱。
事实上，不仅体制改革逼迫这些知识分子“下海”经商，而且经历过多年的贫困后，人们迫切地希望过上更为富裕的生活。凌志军也在《联想风云》中指出，人们开始名正言顺地追求新生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改革风云人物走上前台，开始书写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传奇。由此能够看出，创业需要个人主观动力，但也离不开社会大背景和产业发展的形势。在我们准备创业的时候，必须认清社会形势，不打无准备之仗。
2．那些人 那些事
2008年，在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中，评出了30年30位经济人物。这些经济人物绝大部分是引领一时风骚的第一代企业家。其中，既有已经走向幕后的步鑫生、马胜利等争议人物，也有已然成为中国企业家标杆的张瑞敏、任正非、柳传志等人。这些人中，除了张朝阳、李彦宏是因互联网发家的新一代企业家，李宁是以个人品牌走向前台的相对年轻的企业家外，其他人等大部分是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生人，是在80年代创业、90年代迅速成长，并在21世纪一跃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人物。
回忆那个年代的创业者，高光的时刻并不多，更多的是屈辱、欺骗、泪水、走私、犯罪、道德拷问和良心考量等负面的东西。步鑫生自1980年接任海盐衬衫厂厂长，1981年因出现在内参上被推为典型，到1988年工厂资不抵债，短短8年时间就成了历史；据说马胜利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过两次五一劳动奖章的人，他的造纸厂前后只不过存在了7年。步鑫生、马胜利虽然风光时间不长，但比之于大部分创业者，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因经济问题被立案，却以流氓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后因邓小平在第二次南巡期间点名，才被宣布无罪释放；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因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0年，后在保外就医的落寞中郁郁而终。在早期人物中，还有一大批来自北京中关村的英雄人物，如四通公司的万润南、信通公司的金燕静和京海公司的王洪德等人，当年声震北京的“两通两海”的超级明星们，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要么锒铛入狱，要么远走他乡，要么湮没在中关村的历史尘埃中。
即便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也并非一帆风顺，伴随他们的同样有着难以言表的痛楚。南方的任正非，因为被骗200万元，迫不得已从国企副总经理的岗位上辞职，创业初由于债台高筑还曾慷慨悲歌：“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北方的柳传志也不例外，创业20万元资金，还没有做成一笔生意，就被骗14万；为了一笔12台微机的代理业务，被一位小伙子呵斥：“你给我出去！”为了一笔2万美元的款项，他蜷缩在8元钱一晚爬满蟑螂的招待所里给对方写信，写着写着自己就泪流满面了。这时候，他患了“甲亢”的妻子——龚国兴正在友谊医院做手术。
“创业”一词被媒体和作家们赋予了太多的诗意和神圣，让局外人总是对创业者充满尊崇，对创业充满神往和梦想。殊不知创业意味着人生的转向，意味着生活的彻底改变。梦想时有梦魇相伴，鲜花下常藏着棘刺。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大环境下，创业其实也同样如此。
我们在欣赏、羡慕柳传志们的大事业、大作为时，也要看到他们背负的屈辱、艰辛和一往无前的坚韧。
3．创业的前期准备
每次读柳传志的创业故事，看到他涉嫌走私有可能被捕入狱的时候和李勤的对话，都让人感慨万千。
柳传志对李勤表示：这次，也许有人要进监狱了。
李勤回答道：你到那一步，我去，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就行了。
柳传志语音沉重：我是公司的法人代表，我不去谁去？记得到时候给我送饭。他还让李勤告诉大家，他不管做了什么，都不是为了自己。
也难怪柳传志会有此担心，在他之前，已经有万润南、金燕静、王洪德等人，因各种原因“落马”，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柳传志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创业有阳光也有阴影，有风光也有落寞，即可能成为时代的宠儿，也可能成为变革的牺牲品。作为一名合格的创业者，在创业前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比如说：
第一，要有必要的资金，有时候甚至是很充足的资金。华为创业基金是2万元，联想是20万元。钱都不多，但考虑到他们都是以代理业务起家的，对原始资本的要求并不高。不同的行业对创业基金的要求不同，服务行业的成本通常较低，后续资金要求也不高；制造行业是对创业基金要求较高的行业，后续同样有着较高的成本压力；互联网行业是极为烧钱的产业，如果没有精准的财务预算，在第一笔风险资金到来之前，必须有足够的资本支撑。
第二，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能够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创业的压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创业初期资金会如流水般花出去，如果不能以良好的心态看待并合理规划，很容易被创业之外的事情击倒。创业者面临的压力，有来自环境的变迁，有内部管理的繁杂，有市场拓展的磨砺。以现在功成名就的马化腾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波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由于资金压力，他曾经想将QQ以100万元的价格卖给中华网、新浪网等买家，但被对方拒绝。可以说，如今稳如磐石的腾讯帝国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不说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第三，要考虑自己的背景和优势，寻找匹配的行业和业务领域。创业和做生意不同，做生意是一次性行为，而创业的目的首先要保证企业的生存。因此，创业者不能因为获得了一笔或几笔生意的机会就认为具备了创业的条件。数据显示，1992年的时候中国家电企业有4万多家，到了2007年仅剩下近100家，生存率仅有0.2%多点。据说，中关村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5年，5年内有近30%的初创企业倒闭，每9分钟左右就有一家企业关门大吉。这些创业者和企业并非没有能力和资源，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自己的专业背景和资源优势，找了一个错误的行业和业务领域，从而无法发挥出自身的优势来。
研读联想发展史，会让我们对创业多一份更直观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更为理性地对待创业，认清自身的优势和缺点，必将有效地提升中国企业的生存率，降低死亡率，为更多的创业者提供成功的蓝本。
平房创业
经过短暂的彷徨后，曾茂朝找来了王树和、柳传志等人，向他们面授机宜，要求他们离开计算所创办企业，为计算所埋伏一支“奇兵”。说白了，这支奇兵的任务就是在计算所没有饭吃的时候，能够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曾茂朝抛出的诱饵是：保留计算所的职务和编制，甚至可以照领工资；提供20万元的创业基金；计算所人员完全向新公司开放这时候柳传志正处于人生的转折关头，一向关注政治的他敏锐地意识到时事的变迁。此前，他已经不安分于数年如一日的科研工作，刚刚申请从科研岗位走向行政管理岗位。但新的生活不仅没有让他感到兴奋和满足，行政机构的繁琐和压抑反而更增添了他的苦闷。曾茂朝的提议对王树和等人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从两年后王树和又回到计算所可见端倪。但对柳传志来说，无疑是柳暗花明、如鱼得水。
1．打造创业三人组
王树和、柳传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了创业他们开始寻找志同道合的人选。第一位出现在他们视野，在联想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是张祖祥。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在此之前已经小有名气。因为对计算机的了解，据说有不下三千名弟子。而在柳传志找上张祖祥之前，名列“两通两海”之列的信通公司的金燕静已经找上了张祖祥。
1985年之前，“两通两海”是中关村最耀眼的四家企业，在它们面前，联想只能算是小字辈。两通指的是四通和信通，两海指的是京海和科海。金燕静就是信通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为了拉拢张祖祥，金燕静下足了功夫，有文字记载说：金燕静曾推着自行车和张祖祥绕着中关村转了三圈。然而，这并没有打动张祖祥，被他以“搞技术的，不会办公司”为借口拒绝了。
据说，为了将张祖祥揽入麾下，柳传志狠下心买了一包高价的“香山”牌锡纸烟，希望为这次说服工作增添筹码。这一招剑走偏锋看来是起作用了，张祖祥后来回忆说：“锡纸烟在那时候是高档烟，两毛七的‘八达岭’都很难得，还有很多人手卷烟呢！”无疑，三毛四的“香山”透着无比的诚意，原本“不会办公司”的张祖祥答应“落草”。
这样的故事虽然为人们增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很显然贬低了张祖祥的判断力。事实上，张祖祥很早前就注意到了柳传志这个人，并有着不错的评价：这是个有眼光的人，能成大事；这是个正派的人，不会在你背后捅你一刀。他能团结一帮人。很显然，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印象，张祖祥才会在拒绝金燕静后答应了柳传志的邀请。
由于张祖祥生性淡泊，又比较早的淡出联想，因此有关他的事迹并未有过多的文字记载。相比于倪光南的高光历史，张祖祥可以说是籍籍无名了。但在联想发展的早期，张祖祥的作用并不亚于任何人。
我们仔细研究高科技企业的创业群体会发现，大部分高科技企业都是由数位背景相仿、性格和能力互补的领袖人物组成。比如说索尼由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组成，微软由盖茨、艾伦和鲍尔默组成，英特尔由格罗夫、摩尔和诺伊斯组成。联想的创业三人组则是柳传志、张祖祥和王树和。由于王树和、张祖祥淡出较早，后来人们又将柳传志、倪光南和李勤看做是创业三人组。
不管怎么说，创业初期如何组建创业团队，是创业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的创业者喜欢寻找性格相近、气味相投的合作伙伴，往往忽视了双方的互补性。这其实是一种误区。真正的创业团队，只要具有共同的志向和理想，在创业理念上具有一致性就行了，无论是在专业背景、性格还是能力上，更应该追求互补性而不是相似性。创业团队的互补性，能够在企业高层形成均衡机制，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南湖会议”
正是在张祖祥加入后，王树和和柳传志才觉得联想有了足够的人力资本，能够正式“开张”了。联想诞生日，官方认定为1984年11月1日；但在大部分人的记忆中，其实应该是更早的10月17日。只不过由于中科院的批复是在11月1日，因此这一天具有了更多官方的色彩。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经过几个月的筹措，联想创业11人终于坐到了一起，能够安心策划公司的未来了。
虽然有了曾茂朝的大力支持，但创业初期公司的条件依然简陋。计算所能够提供给公司的只有一间传达室的小平房。好在不要租金，让初创业的公司减轻了成本压力。那间承载着众多希望和历史的小平房，直到2002年才因为建设的需要而被推倒。那是个冬天的日子，13位早期的先行者为了缅怀那段历史，很多人步履蹒跚地来到现场。据说在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里，这些创业者拍摄了100多张照片，让零星的记忆在历史和现实间交汇。
其他记忆都已淡薄，但创业的小平房和房间的布局依然历历在目。创业11人之一的贾绪福回忆当年的情形：“房子是石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墙有个窗。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没有写字台，当然也没有电脑……”
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平房里，联想创业11人召开了自己的“南湖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是王树和，时年45岁；最年轻的是柳传志，也已经40岁了。由于资历的原因，王树和被任命为总经理，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副总经理。经过一番争吵，这些创业元老们给早期的联想起了个俗得不能再俗的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名字之所以包含中国科学院，看中的是它的金字招牌；计算技术研究所是创业者的出身，做人不能忘本；而新技术则指明了公司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新技术”明显拔高了公司的定位，因为公司从事的业务半点也和新技术扯不上边。创业初期，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业务，公司卖过电子表、旱冰鞋，倒卖过彩电，甚至摆摊贩卖过运动裤衩。多年后，柳传志戏称早年的联想搞的是“提篮小卖”，为那时候的窘境赋予了诗意的色彩。
但不管如何，联想11人创业团队毕竟迈出了第一步，勇敢地从旧体制中走了出来。虽然他们并不是最早的一批，也不是最成功的一批，但却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向时代潮流高呼：“我们来过！我们看到过！我们奋斗过！”
与IBM第一次亲密接触
俗语说：缘分天注定。这话放在联想和IBM身上，倒还合适。1985年的时候，没有人能想到，以代理IBM业务为生的联想，会在20年后将IBM PC业务收为己有。但世事就是如此难料，1985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为双方的合作做好了铺垫。
1．第一桶金的意义
与华为2万元的创业资金相比，国企出身的联想无疑要幸运得多。20万元的启动资金，在当时应该算很大一笔资产了。然而，还没等柳传志他们找到自己的主营业务，20万元就被骗走了14万元。
当时，联想苦于只能依靠电子表和旱冰鞋赚点小钱，对那些手握彩电许可证的企业大为羡慕。一次偶然的机会，联想听说江西省妇联的一位女同志手中有一批彩电，随即和对方进行了联系。那时候，骗子很多，柳传志他们当然不会毫无防范。柳传志特意提醒负责这项业务的员工，一定要看到电视后再付款。这名员工很负责任，亲自到江西跑了一趟，回来后才汇出货款。然而，彩电的确有，但当钱汇出去后，彩电却没有收到。
启动资金虽然有20万元，但这一笔就损失了14万元。这支被曾茂朝赋予重任的“奇兵”，以不利的形势开局。面对窘境，到哪里去找第一桶金，成了联想创业元老们最重要的工作。
对初创的企业来说，第一桶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第一笔业务的成功，会为创业者赢得信心。创业初最怕的就是患得患失，如果创业团队不能上下一心，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在一个很小的挫折前，就可能“树倒猢狲散”。
其次，第一桶金能缓解资金压力，形成稳定的现金流。与大企业相比，初创的小企业最怕的就是现金断流。由于没有声誉和地位，刚创业的企业是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即便以“高利贷”的方式进行同行拆借，都很难获得机会。
再次，第一桶金能够让创业企业形成业务定位。联想刚创业的时候，搞的是“提篮小卖”，做的是电子表、旱冰鞋的生意，不要说主营业务了，连该做什么都不知道。第一桶金的到来，会让创业团队抓住机会，最起码能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主营业务。
以联想创业初期的资本实力，以及创业团队的经验，如果在20万元耗尽前无法淘到第一桶金的话，面临的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个层面来说，联想无疑是幸运的。在这个关键时刻，联想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彻底改变了命运的机会。
2．李勤其人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和创业者，身上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神秘色彩。在北京，当年有两个人的下海经历最引人关注。第一个是京海公司创始人王洪德，第二个就是联想的李勤。
与柳传志等人一样，王洪德创业的时候也不再年轻。他在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工作了26年，曾经历过反右斗争、拔白旗、反右倾、“文革”。作为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王洪德长期遭受打击和侮辱。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他对脱离体制束缚充满了动力。当机会来临时，他奋笔疾书，写了一份充满感情的辞职报告：经过了长期的思考，我已痛下再不悔改的决心，要求所领导批准我离开计算所，如果所领导能考虑我在计算所26年默默的埋头，努力工作，能给我一个宽容的出路。首先我要求保留计算所的职务，允许我借调到海淀区区联社工作，聘请不行就把我调出计算所，调走不批，我就辞职走。如果领导对我辞职都不批……我只有被开除而离开计算所了……这份报告后来被媒体称为“四走”报告，其实应该是“四走一除”，四种离开中科院的方法，实在不行，宁愿被开除。
与王洪德相比，李勤的离开在语言上没那么惊心动魄，但情节同样动人心弦。
李勤，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着北京人共有的善侃、自来熟等特征，能迅速融入各类人群，获得认同感。但他并不是那种出口无状、没有约束力的人，也并不懒散，而且有着较为突出的管理才能。在计算所工作期间，曾茂朝对其欣赏有加，刻意栽培。然而，李勤并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一台机器搞八年，让他感觉是在浪费时间。他屡次向曾茂朝提出辞职，但都被拒绝。曾茂朝不想轻易放弃这个年轻人，还打算重用他。在加入联想前夕，曾茂朝已经准备将他提拔为第六室的主任，但李勤不为所动。他对官位不感兴趣，更为渴望一种有激情的生活。
柳传志听说这件事后大喜，联想创立伊始，一直在寻找人才，李勤正是他极为欣赏的人。在联想现有管理团队中，王树和是总经理，但不久即将离开；张祖祥有能力，但性格太过沉稳。在柳传志看来，联想还需要一位敢闯敢干，能在市场上披荆斩棘的人，而李勤就是他最为看好的人选。
在柳传志等人的努力下，曾茂朝最终被说服，李勤如愿加入联想。
事实证明，柳传志的眼光的确很准，李勤的加入也非常及时。在他加入后，联想也迎来了它的第一桶金。
3．初识IBM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刚刚开放，计算机这样的高端产品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科技人员荟萃的地方，无疑成为对计算机需求最大的用户。1985年，就在联想成立8个月后的一天，中科院要购买一批IBM PC的消息传到了公司。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获得了确切的消息：中科院购买了300台IBM的“PC/XT”和200台“PC/AT”，总共500台计算机。这时候，500台电脑已经到达北京海关口岸，就等着开箱验收了。
如果搁在今天，这样的业务对联想来说毫无价值。因为即便一个普通的电脑用户，也能对计算机进行验收。但在那个年代，计算机还属于稀有产品，即便在中科院，会使用计算机的人也是屈指可数。这样一来，这笔业务就不仅涉及验收，还有后续的组装、培训和维修等工作要做。
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大的业务。机会来了，柳传志的眼睛顿时亮了。而他刚刚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计算所挖来的李勤，这下子可派上了用场。
李勤加入联想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向中科院申请IBM PC的验收资格。虽然联想和中科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形势上并不占优。IBM PC业务由中科院装备处负责。李勤和张祖祥找到装备处处长王永乐的办公室的时候，信通公司的金燕静已经登门了。最关键的是，金燕静和王永乐是老相识，有着非常不错的关系。
关键时刻，才能展现一个人的能力。李勤面对这种不利的形势，并没有知难而退。他首先请动了曾茂朝，以计算所的名义向中科院提出业务申请。随后，他又亲自登门拜访王永乐，在业务相关的各个部门和人物中斡旋，充分发挥了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特长。
在曾茂朝的帮助下，在李勤和联想的努力下，王永乐终于松了口，同意让联想接手这笔业务。这笔业务为联想带来70万元的收入。
第一桶金当然重要，但对联想来说，最关键的是让他们接触了IBM和计算机。柳传志等人第一次考虑到，联想有计算所这样的技术背景，以计算机为主营业务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寻找最亮的珍珠
在联想发展史上，除了柳传志，还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说王树和、张祖祥、李勤，还有后期的杨元庆、郭为等人。但将联想放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不得不提，那就是倪光南。尤其是在联想早期，倪光南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柳传志。
1．最亮的珍珠：倪光南
柳传志在业界素有伯乐之称，他也以此为荣。在谈到人才时，他曾说：“有的人像一颗珍珠，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条线，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我想我就是那条线。”
从张祖祥到李勤，再到倪光南，柳传志凭借其精准的眼光，为联想找来了一大批“珍珠”。在这些珍珠中，倪光南无疑是最亮的那一颗。事实上，联想早期的创业团队并不完美，而倪光南就是完美链条的最后一环。考察国际上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创业团队中都少不了一位技术天才。联想将倪光南拉入阵营后，终于形成了一支完美的创业团队。
自从将计算机确定为公司的主营业务方向后，计算机代理业务就成为联想的主要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柳传志等人还在寻找公司的品牌产品。最先进入他们视野的，就是倪光南和他手中的“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是一种汉化技术，如果用汉卡来描述，知道它的人应该更多。汉卡就是“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产品化的成果，是西文系统的计算机与汉字之间的桥梁，解决了计算机的汉字识别问题。
当时，市场上的汉字系统已经有很多，“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联想功能。当年，人们能看到汉字一个一个地出现在电脑里，已经感到万分高兴，当有记者看到倪光南的联想式汉字系统，看着汉字以词的形式出现时，兴奋得无以复加。
巧合的是，柳传志找到倪光南的时候，倪光南已经把这项技术授权给金燕静所在的信通公司。这真是冤家路窄。无论是在IBM PC的验收上，还是在张祖祥的争夺上，柳传志都占了上风。这一次，依然没有例外。面对倪光南的犹疑，柳传志只说了一句话：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
这一句话就够了！那虽然是一个技术至上的年代，但市场化、工程化的概念还很淡薄，大量的科研技术都被遗弃在故纸堆里，被历史的尘埃湮没。能够有机会进入市场，服务于社会，是所有科研人员的终极梦想。
倪光南同意加入联想，但也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不做官。
第二，不开会。
第三，不接受采访。
当年的倪光南，还是典型的科研人员风格，对名利不屑一顾。后来的他为什么会和柳传志恶语相向，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倪光南的出现，让联想终于有了自己的品牌，可以名正言顺地称呼自己是新技术公司了。
2．神奇汉卡
联想依靠IBM PC淘得了第一桶金，又凭借代理IBM和AST电脑得以做大，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资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倪光南的汉卡，联想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地位的。甚至连联想公司的名字，都来自于“LX-80联想式汉字系统”。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人们，很难理解汉卡出现的意义。当年，各式机器的性能和配置极其低下，很多功能都要通过插入扩展卡来实现。比如说计算机杀毒，要插入防病毒卡；看VCD，要插入视频解压卡；而使用计算机，则要插入各种扩展卡。汉卡也是一种扩展卡，其功能是让不懂英文的人能够使用计算机，并让计算机能够识别中文。
倪光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处理汉字的解决方案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软件方案，需要占用较多的硬件资源；另一种是硬件方案，可以缓解当时硬件资源紧张的问题。联想汉卡就属于硬件方案的一种。
众所周知，汉字的重音率非常高，尤其是那些短音节汉字，甚至有上百个重音字，这给汉字录入带来了困难。联想式汉卡允许通过文字关联，输入双字词、三字词，甚至四字成语，大大降低了重复率。当年，一位名叫马役军的记者就曾用“联想的魅力”来描述联想式汉卡带来的震撼。
然而，联想汉卡的神奇并不仅仅在于其联想的功能，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当年，汉卡的利润远不如代理计算机获得的利润，但柳传志始终将汉卡作为联想的拳头产品，之所以如此，就是希望凭借联想式汉卡打造联想自己的品牌。为了实现这一梦想，联想竭尽全力。
为了推广联想式汉卡，柳传志申报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令人意外的是，联想式汉卡在评比中仅获得二等奖。柳传志对此极为不满，他点名让年轻的郭为去做工作，希望将二等奖改为一等奖。这个想法几乎是天方夜谭，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一位主任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干过二等奖改一等奖的事，反而有二等奖改三等奖的经验。
初生牛犊的郭为显然没有被困难吓倒，这位出生宣传世家的小伙子，深谙舆论之道。他首先在媒体上发动宣传攻势，希望通过舆论制造压力。
《科技开发动态》上说：这是国内外汉字功能最强的系统之一。
《北京日报》上说：联想式汉卡行销世界10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舆论的逐渐转向，郭为又开始登门拜访评审委员。按照规则，50位评审委员中必须有10位同意重审，联想式汉卡才能获得机会。那个年代的专家们，都严肃而公正，但他们经不住郭为的软磨硬泡，终于同意到联想参观。
过程不用细说，结果当然是联想成功了，联想式汉卡被改授一等奖。
联想“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的提法，就是从这个事例提炼出来的。联想因为联想式汉卡而强大，联想式汉卡则因为联想的这种精神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