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分布于不同地域的各个少数民族都有着其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生活习惯。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同胞们不断地应对各种疾病，为了生存和繁衍，他们运用独特的医疗方法和地道药材来治疗疾病，长期经验的累积与传承，使这些独特的行医用药方式形成了系统、有效的医药体系，即民族医药。如高寒地区专长于治疗风湿病，鄂伦春族对冻伤有独特治疗方法，草原游牧民族则善于治疗跌打损伤和脑震荡等。古代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民族医药便具有“简、便、验、廉”的优势。民族医药与祖国传统中医药一样，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为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为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保驾护航。
6.1曼汤上的藏医药
“曼汤”是藏语的音译，“曼”意为医药，“汤”意为挂图，“曼汤”就是医学挂图。“曼汤”是用天然色料在亚麻布上绘制而成，裱衬在贵重的材料上。藏医药学中的挂图是我国古代传统医学体系中绝无仅有的医学教具，是世界古代医药体系中的稀世珍宝。“曼汤”是藏医药学民族特色、医学历史和内容的集中体现，是藏医药文化最具特色的表达。
藏医药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唐朝文成公主嫁给藏王松赞干布的故事流传千年，汉藏联姻促进了民族团结，对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将汉医学传入了藏族地区，在松赞干布、赤松德赞执政时期，都曾邀请内地和周边国家的医生进藏授医。藏医药广泛吸收、融合了汉医、印度医药学和大食医药学等，并形成了独特的医药体系。
藏医理论认为，人体内存在着“隆”（气）、“赤巴”（火）、“培根”（土和水）三大因素，饮食精微、肉、血、脂肪、骨、骨髓、精七种物质基础；大便、小便、汗液三种排泄物。三大因素支配七种物质基础和三种排泄物的运行变化。“隆”主气血、肢体活动、五官感觉、食物的输送分解和生殖功能等；“赤巴”可生发热能，调解体温气色，管饥渴消化，胆识智慧等；“培根”输送液体，调解肥瘦，主管味觉、睡眠和性格等。藏医理论认为人生病的原因在于环境、气候和饮食起居的影响及体内三大因素的失调。
藏医对胚胎学的认识也有着辉煌的历史，其认为胎儿是由父亲的精与母亲的血二者结合而形成，无论哪一方有问题，都不会受孕怀胎。相对于当时其他地方把不能生育的责任都推给女方，这是十分进步的。同时，很早藏医已经精确地以周、日为时间单位来观察孕育过程，详细了解从胎儿形成到成熟分娩每周的发育情况。
6少数民族医药00科普通鉴·中医乾坤藏医学对疾病的诊察方法主要有问诊、脉诊、尿诊、色诊和试验诊。问诊主要包括起病缓急、原因、环境，以及日常起居和职业家庭。脉诊有冲、甘、恰之分，类似于汉医理论的寸、关、尺，藏医认为男性患者脉象以左手为准、女子以右手为准，病态脉象有20多种。尿诊是藏医诊断中最具有特色的，在患者前一天晚上不可饮茶、饮酒或酪浆汁的前提下，次日主要观察尿色、尿蒸气、气味、气泡、尿中漂浮物及静置观察。其中对尿中漂浮物根据存在的部位分成三层。上层漂浮物表示病症状位于胸膈以上，属于心肺等内脏的疾病；中层漂浮物表示病症位于上腹部，属于肝、脾、胆囊、横膈膜等脏器的疾病；下层沉淀物，表示病症位于下腹部、盆腔内，属于肾、膀胱、小肠、生殖器部位的疾病。目前还没有任何传统医疗体系尿诊的观察程度可与藏医相此。色诊与汉医较相近，但没有汉医那么广泛。
根据藏医的理论，将疾病分为热证与寒证两大类，并将患者分为“隆”型、“赤巴”型和“培根”型。药物治疗分内服和外治两种。内服药物采取“热者寒之”“寒者温之”的原则。外治有灸疗、放血、拔罐、热酥油止血、青稞酒糟贴敷外伤患处等。仅《四部医典》记载的疗法共计98种，可谓丰富多彩。
历史上有许多藏医的经典著述，《四部医典》是藏医药史上影响最大的医学著作，由宇脱·云丹贡布所著。《四部医典》共分为4部，177章。4部分别为《总则本》（藏名《扎据》）、《论述本》（藏名《协据》）、《密诀本》（藏名《门阿据》）、《后序本》（藏名《其玛据》）。内容从基础理论到各科临床实践，包括人体解剖、胚胎发育、病因病理、治疗原则、临床各科、方剂药物、诊断与治疗器械等，极为丰富。后经历代藏族医生的修订、增补，特别是经11世纪宇脱的14世后代新宇脱·云丹贡布的全面修订，成为现今流行的版本。宇脱·云丹贡布对藏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因此受到历代藏医和藏族人民群众的普遍尊敬，被列为“吐蕃九名医”之首，被称为“雪域医圣宇脱王”。
不但藏医历史悠久，成果辉煌，藏药亦是如此。从“有毒就有药”的说法，到《医学大典》中关于藏药的记载，再到公元8世纪载药780味的《月王药诊》的编译，直至《晶珠本草》的著成，无不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藏药的探索。其中《晶珠本草》载药2294味，把六味、八性、十七效这些理论性的东西和每一味药有效结合，可以说是集藏药之大成。
藏药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因复杂而独特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植物资源种类，从藏东南的热带季雨林到藏北茫茫无际的草原，依次分布着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种类，据资料记载，藏区维管束植物种类达6144种，居于全国第四位。藏区是我国药用植物的一大宝库，据初步统计，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有千种以上，其中冬虫夏草、贝母、三七、天麻、灵芝等为畅销国内外的名贵药材；海南粗榧、红豆杉、鬼臼、八角莲、软紫草、纤细雀梅藤、野百合等为一类有开发潜力的抗癌药用植物。此外，还有传统中药砂仁、钩藤、秦艽、牡丹皮、木瓜、重楼、麻黄、桃仁、黄连、柴胡、当归、黄芪、龙胆、党参、乌头、大黄、三颗针、雪莲花、五味子等各类药材。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自治区藏医教育逐步走向正轨，以正规学历教育和在职进修培训为主、民间师带徒带教为辅的格局已经形成。1983年，该区建立了第一所专门培养藏医药人才的自治区藏医学校，1985年，西藏大学又设立了藏医系。1990—1995年，在瑞士红十字会、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和外籍人士的援助下，分别成立了学制6年的日喀则边雄藏医学校、山南松赞藏医学校、阿里冈底斯藏医学校和昌都藏医学校，培养藏医药人才，毕业后回原籍工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藏医药感兴趣，加上其在防治重大疾病，特别是在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优势，藏医药的未来之路必定会更加辉煌。
6.2马背上的蒙医药
2013年2月8日，受世界卫生组织驻联合国纽约总部的邀请，内蒙古的部分蒙医药专家，赴美国参加“城市繁荣·南北对话”高端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蒙医药在城乡居民健康中发挥的作用和角色”的演讲，引起了联合国官员及各国大使的兴趣与高度关注。这是中国第一个走进联合国总部的传统医药，对蒙医药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蒙医学是蒙古族的传统医学，谈起蒙古族，就会让人联想到辽阔的草原和草原上奔腾的骏马。一直以来，蒙古族人民过着游牧生活，有“马背民族”之称。说蒙医学是马背上的医学，不仅与这个马背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关，而且也反映出蒙医学的特色。蒙医的“创伤医疗术”“骨伤疗法”“脱臼复位术”和“震脑术”等内容很大程度上都与骑马有关，马奶酒疗法对伤后休克、胸闷、心前区疼痛疗效显著，震脑术的“以震治震、震静结合、先震后静”理论也极具特色。蒙医学是蒙古民族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逐步吸收了汉医、藏医及古印度医学理论的精华，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医学系统。蒙医学既是蒙古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蒙医学是以整体观念指导，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在蒙医学理论中阴阳、五元、三根、七素、三秽是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则的理论基础。五元是指土、水、火、气和空，七素是指水谷精微、血、肉、脂、骨、髓和精，三秽是指便、汗、尿，七素和三秽构成统一整体；三根理论是以赫易（其性为气）、希日（其性为热，是体温和组织的热能）和巴达干（其性寒、湿，是滋润皮肤、濡养组织器官、滑利关节的黏液物质）的相互关系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
《四部医典》也是蒙医诊断学的理论依据，蒙医诊断学以闻、望、切三诊为主。蒙医的望、闻基本与汉医学相似；切诊有雄脉、雌脉、中性脉三种脉象，也称为正脉。一般来说，男子多为雄脉，女子多为雌脉，但个别也有女子雄脉而男性雌脉者。病理脉象有总脉12种、分脉7种。另外蒙医还有按诊、闻诊、嗅诊、尿诊等诊断方法。
蒙医治疗强调“治未病”“求本”“扶正祛邪”“调理三根”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治疗原则。其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也是其“治未病”理念的体现，元世祖忽必烈时，在宫廷里“设掌饮膳太医四人”，专门从事饮食营养卫生的研究。饮膳太医忽思慧曾编著一部《饮膳正要》（1330），书凡三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治疗疾病其实就是保持三根的互相协调，治疗方法除了药物治疗外，还有放血疗法、火灸疗法、穿刺疗法、正骨疗法、震脑术等多种独特的外治法。
内蒙古的大草原和森林中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其中有很多可以作药用，不屈不挠的蒙古族人民在长期同大自然和疾病的斗争中，逐步摸索和学习，用这些药用植物来治疗疾病，积累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蒙古族的历史上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蒙医药学家和著名的蒙药典籍，18世纪，松巴·堪布伊舍巴拉吉尔编写的《西勒嘎日·莫隆》（《识药晶鉴》）是蒙药的奠基篇，收载蒙药390种。同时代的察哈尔镶白旗的洛布桑·索勒日哈木著有《曼奥·西吉德》（《药物识别》），全书分为4部，共收集药物678种。19世纪初，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的占布拉通尔吉用藏文编著了《李斯尔·米格金》（《本草图鉴》），收载蒙药879种，成为今天学习和研究蒙药的主要经典。“两力、五元、六味、八性、药性、效能”等，是历代蒙医学家根据蒙医药理论体系所总结的用药规律。
蒙药进入现代以后，发展速度大为加快。据统计，我国现有蒙药2000余种。除了内蒙古自治区外，我国东北和西北的许多蒙古族聚集地也都普遍使用蒙药。内蒙古的相关部门在经过多年的资源普查后，初步摸清了蒙药资源，全自治区共有各类蒙药资源1342种，其中植物类926种、动物类290种、矿物类98种，其他类28种；本区内常用蒙药有500余种，商品蒙药约400种，还有民族专用药260种。内蒙古自治区制定的《蒙药标准》收载药材和成药522种。
现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多所研究蒙医药的科研所和教育机构，有记录蒙医药发展的《蒙医药》杂志，临床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蒙医药逐渐显露出在治疗肝炎、萎缩性胃炎、糖尿病和防治老年骨质疏松症、心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期望蒙医能为更多的人带来健康。
6.3从丁零到回鹘的维吾尔医药
“丁零”一称，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的汉文史籍中，是一个游牧于东起贝加尔湖、西至额尔齐斯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辽阔草原地带的部落。2世纪至9世纪中叶，蒙古草原一直是丁零及其后裔（高车、铁勒、回纥）的主要分布地。之后回纥汗国灭亡，回纥部众大批西迁，一支迁往中亚，建立了喀拉汗王朝；还有一支入居吐鲁番，建立了高昌回鹘王朝。回鹘王朝融合了早先就分布于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的突厥语各部和两汉以来移居到这里的汉人，并且同原住南疆广大地区操焉耆、龟兹、于阗语的部族，以及后来迁入的吐蕃人、契丹人、蒙古人等长期相处，繁衍发展，逐步发展形成了定居于此的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和古代其他民族一样，由于过着游牧生活，时刻遭受自然灾害的威胁。残酷的生存环境让回鹘人早早就学会了利用一些简单的办法治疗病痛。随着丝绸之路的打通，中原汉族的医药知识和成就传到西域，同阿拉伯等国家也有了频繁的医药交流，这种交流一直持续到唐代。1974年出土的汉文、回鹘文合璧药方，透露出回鹘人对汉族医学的学习和研究，据考证，在回鹘人迁入后，其方药内容已残缺不全，成方药多以中原药为主。现在尚能见到的10世纪回鹘文献中，《金钥匙》一书是维吾尔历史上第一部重要医学文献。回鹘人的针灸术上继于唐时高昌王朝，更早则于5—6世纪，那时内地针灸已传于河西走廊，今天吐鲁番人的热沙疗法也与灸术有些渊源。维吾尔医学（简称维医）正是在积累和发展本民族医学的基础上，汲取东西方不同地区和民族医药文化之精华，最终形成了具有维吾尔民族特色的医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