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刘文明回萨尔图组建了行政处，并在牛棚的一角设立了仓库和办公室。行政处的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到哈尔滨、齐齐哈尔及周围各县进行采购；一路在萨尔图接待来会战的人员，安排大家的生活。会战人员上得很猛，前五天，就上了五千多人。刚开始，一个锅做饭，从早到晚连续做，还是有人吃不上饭，于是只好到火车站以南买干粮充饥。后来，架了三处锅灶，还是供不上这么多人吃。因为当时有刚下火车报到的，有来指挥部办事回不去的，每天到底有多少人吃饭，谁也说不清楚。没过几天，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吴星峰主任、唐克司长，以及玉门、新疆、四川等单位的主要领导都到萨尔图了。行政处既要找房子，又要找桌椅，忙得不得了，但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后来，他们用三四栋木板房搭成一个院，共搭了两个木板房院，叫“二号院”和“三号院”，形成会战总指挥部。
泥球工程师
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干群关系相当密切，人们常说：“工人身上有多少泥，干部身上就有多少泥。”这句话与当时的钻井工程师王炳诚有密切关系，因为人们称他为“泥球工程师”。王炳诚，1951年从天津国立北洋大学采矿系毕业后，到新疆独山子中苏联合油矿工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钻井工。由于他刻苦钻研，一年后就当上了我国第一个大学生司钻，并能用俄语和苏方技术人员谈话。后来，他当了技师，带领的钻井队就被命名为“王炳诚青年钻井队”。他带领这个钻井队一年打井五口，成为独山子矿全年唯一没有事故的钻井队。他还指导钻井队用四十多天打完一口定向井，创造了当时中深井日进尺最高记录。中方处长和苏方处长亲自为他们送来了一面锦旗。
1959年，28岁的王炳诚被提升为独山子钻井处工程师，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钻井工程师。1960年春节刚过，王炳诚按照上级的要求，从新疆赶赴哈尔滨，参加大庆会战筹备会议。会后，就留在大庆参加会战，负责萨尔图和喇嘛甸探区的钻探技术工作。当时，正值严冬二月，滴水成冰，固定钻井架棚绳上浇灌的水泥不等凝固就冻住了，安装工作严重受阻。王炳诚和井队的干部、工人反复研究，又向当地的牧民请教，了解到大庆地区冻土层足有三米厚，而且五月初才开始解冻。据此，他们在地表挖开槽子，嵌进六至八根方木，泼上泥水，让它冻住，使井架直接固定在方木上，这个简易的办法，出奇地解决了一个恼人的难题。
就这样，他领导打的第一口井很快就安装完毕，提前开钻，先后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喷出了高产原油。后来，挥师北上，集中力量拿下长垣北部，都采用了这种固定井架的办法，保证了高速度拿下大油田。万人誓师大会后，王炳诚被任命为三探区副指挥，负责指挥钻井技术的全面工作。他向指挥部提出了一套生产管理设想：组织好会战领导小组统一管理的机修、运输、供应、水电队伍和三探区统一管理的安装、钻井、固井、测井队伍等八股力量。这八股力量即八条龙，钻井是龙头。只要龙头一摆，其他七条龙就要紧紧跟上，环环相扣，不能脱节。领导方法是：抓大龙带小龙，抓小龙促大龙。每条龙都指定一名中层干部全权负责，每天通一次气，确保解决问题不过夜。这条意见得到了总指挥康世恩的充分肯定，就这样，“八龙一组”闹会战的管理模式出台了。
在“八龙一组”闹会战中，王炳诚忙得不可开交。他每天晚上都要参加领导碰头会议，解决当天的问题并制定第二天的措施，经常是深夜一、两点钟散会。第二天一大早，他要最先起床，听取各条龙的汇报，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他每天深入到各井队检查落实情况，解决临时出现的问题。午饭和晚饭也没个定时定点，碰到哪就在哪吃。因为他是钻井司钻出身，无论什么机器出什么毛病都能亲自修理，所以每天弄得满身泥浆、满身油污，加上他个子小、身子胖，走起路来像个泥球滚动，所以人们就叫他“泥球工程师”。后来，在总结1960年会战工作时，领导一致认为，王炳诚在领导干部中最辛苦、成绩最大，准备命名他为“泥球工程师”，又觉得这个词不太文明，就总结王炳诚是“工人身上有多少泥，干部身上也有多少泥”。
叶得泉寻“虫”
会战初期，负责介形虫研究的叶得泉，在一次鉴定化石时，不慎将一粒比芝麻还小的化石掉在地上。当时实验室条件很差，满地是泥土，要找到这粒化石真像大海捞针一样难。但他知道，少一粒化石就少一份判断地层的依据。为了对油田负责，叶得泉拿起放大镜，在十几平方米的泥地上一寸一寸地寻找。眼睛累疼了，他揉一揉；腿蹲麻了，他活动一下，硬是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这古世纪的小“虫”捉到了。
古生物对地质环境反应灵敏，有些化石是某种特定环境的产物，素有“指向化石”之称。叶得泉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花在油田古生物研究上，带领几名青年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他们每打一口取心井，都要取样鉴定；每采一个样，都要仔细寻找介形虫化石。会战第一年，就分析了3000多块样品，超过一般工作量的一倍多。由于严谨认真、高度负责，他们很快掌握了介形虫化石在盆地内的分布层位及规律，为大庆长垣地层分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八一”水线展雄风
1960年4月中旬，为了保证第一列车原油外运，保证油田生产和生活用水，会战领导小组提出要抢修一条大型输水管线。这条管线从喇嘛甸到东油库列车电站，长172公里，管沟深2米，动用土方8万立方米，并且要求10天内完成土方任务，30天内完成焊接任务。当时，松辽大地天气微寒，地层刚化冻，但还没有全部化开，又到了雨季，施工难度非常大。关键时刻，攻克输水管线土方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八一”部队来完成。任务一下达，部队全体官兵满怀信心，争先恐后要求承担新任务。当年入伍的新战士小李，文化水平低，拿张纸不会写，急得团团转。班长得知后就替他代写。小李激动地说：“你给我写上，我保证做到干字当头，难字靠边。”当任务分配给红星、红旗两个中队后，他们就立即组织传达动员，当天就全部进入现场。
在施工中，这支曾经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的英雄部队，提出“当年淮海惊敌胆，今朝会战展雄风”的豪迈口号，在与积水烂泥的顽强搏斗中表现出坚忍不拔的“硬骨头”精神。管线走直线，要穿越各种复杂地形，困难重重。在一处积水两尺多深的沼泽地里，干部战士毫不犹豫地脱下鞋袜，跳进没膝深的水中。当时天气还冷，又下着雨，双脚站在冰凉的泥水中，一会儿双腿就麻木得不听使唤。但每个战士都把管线会战与开发大油田联系起来，战士们说：“今天我们多流汗，明天就能多产油。”他们垒土筑堤埂，用脸盆、水桶、铁锹等简易工具清除了积水和稀泥。当他们遇到坚硬的冻土层时，红旗中队一连十班长响亮地向全班提出：“同志们，勇敢地冲上去，向冻土开战！”九班长接着说：“地再冻，土再硬，硬不过人民战士的坚强决心。”在他们的鼓励下，战士们热血沸腾起来，只见铁镐飞舞，大地翻腾，片片冻土被刨下来了。尽管战士们的手磨破了，衣服湿透了，但仍手抡大镐，一刻不停。经过一整天的苦战，管沟终于在晚10点胜利地穿过了沼泽地。施工中，二连还专门组织了“黏土突击队”，每人每天平均挖黏土20多立方米。
“八一”部队忘我劳动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顽强作风，极大地鼓舞了会战职工。经过军民团结奋战，管线提前完工。人民解放军红旗、红星两个中队仅用5天时间就提前完成土方任务，基本建设指挥部三大队仅用25天就完成了焊接任务。
为了表彰人民解放军“八一”部队在参加石油会战中的模范作用和历史功绩，1960年6月6日，会战领导小组正式做出决定，把会战以来修建的第一条大型输水管线命名为“八一输水管线”，并且号召油田广大职工向解放军学习，把职工队伍锻炼成为一支能经得起困难考验的坚强队伍。
井喷取气样
1960年5月，二探区的一口井发生井喷事故。井口喷出的油气水柱足有10米多高，咆哮着冲天而射，像脱缰的野马，叫人不敢接近。井场油气弥漫，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高大的井架陷入地下，井场周围已被泥浆、油水浸没。为了搞清出气的层位，制服井喷，必须首先取得气样进行化验分析。可是井口周围没膝的泥浆和松软的泥沙，井口咆哮而出的油气水柱时刻威胁着人的生命安全。派谁上呢？
这时一个书生模样的小伙子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要求担当这一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
这个小伙子叫田光道。田光道是1955年北京地质学校毕业的年轻技术人员，就在发生井喷前不久，他抱着为油而战的雄心，由川中赶到大庆来参加石油会战。到了战区放下行李，连手续都没有办，就跑到井上投入了夜以继日的紧张战斗。这次井喷他正好在井场，就要求担负上井口取气样的任务。只见他卷起裤腿，趟过泥水，一步一步地靠近井口。此时的井口吼声如雷，油水似雨。连取了两瓶气样后，田光道已经感到头晕耳鸣，身子一晃，险些摔倒。外面的同志看到后，忙催他回来。可他朝大家摆摆手，坚持着，奋不顾身地又取了第三瓶气样，这才摇摇晃晃地离开井口，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汽车穿“铁鞋”
会战一打响，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天公偏偏又不作美，6月就下起连阴雨。十几天，大雨不断，草原到处是积水，条条土路都是泥泞不堪。汽车一上路，轮胎在泥水里打滑，尽管车轮飞转，可就是不往前走。大量的物资、器材、生活用品运不上去，前方急得团团转。
为了攻克这个难关，三探区运输处发动全体职工献计献策，大搞革新。全处两天就设计出40多个方案，画出59张图纸。一中队二分队司机郑学书，敢与“天公”比高低，开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找窍门，终于设计出了“汽车轮胎防滑铁鞋”。他在领导支持下，连夜画出图纸，又经过钳工、电工连夜苦战，制成了第一套防滑“铁鞋”，经过试用效果比较好。运输处又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改进，使之更加理想。这种“铁鞋”用钢板制成，用螺丝固定。雨天“穿”上，晴天可以卸下，不磨损轮胎和钢圈，制造简单，防滑效能很高。有了它，汽车可以畅通无阻地行驶在翻浆路和雨天泥巴路上。
领导和同志们都称赞郑学书不仅方向盘把得牢，还会动脑筋把窍门找。大家都高兴地说：“不怕‘天公’降大雨，英雄妙法胜‘天公’。”
砖刻数据
盛夏的一天，采油工艺研究所的几名科技人员到井场搞水层注水的“加大注水量”试验。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天气发生变化，下起大雨来。
雨下得很大。在露天地里搞试验，没有伞，也没有雨衣，资料可怎么记？负责记录的钟明友更急。他想，同油层做斗争，完全靠掌握齐全准确的第一性资料，如果今天资料记不全，就会给下一步研究工作造成损失。正在他们急得团团转时，钟明友抬头看见井场边上有几块红砖，心头一亮：红砖可以刻画刻字，当然也可以刻数字，何不把数据记到红砖上。他跑过去把那几块砖搬来，用一根铁钉把实验数据一个一个刻在红砖上。他为自己的“新发现”而高兴，快速而又认真地刻着，字迹清晰而又工整。
雨哗哗地下着，试验一点儿也没受影响，一直顺利地进行到结束。钟明友整整刻了4块红砖。收工时，他把红砖用一块塑料布包好，小心地装在工具袋里，背回试验室。晚上，钟明友把红砖上的数据一个一个依次抄在记录纸上。
洗油澡
1960年冬天，设计院领导派青年技术员王长令到油库去实习，一方面接受锻炼，学习实际本领；一方面协助工作，从中了解油库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以便在设计第二座油库时加以改进。王长令二话没说，扛起行李就下到油库装油班。到了油库，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王长令很快掌握了装油技术，能够顶班上岗，成了一名装油工。在劳动实践中，王长令常听工人们念叨：“这个鹤管安得最不合理，害得我们经常‘洗油澡’。”原来由于油库设备简陋，油管常常被冻住，打开鹤管闸门，不是半天不出油，就是油来得很猛，溅得装油工满脸满身。装油工人们为了防冻，经常半夜起来去保温。油管漏了油，许多老师傅用自己的帽子、围巾、手套去堵。油不漏了，可他们得光着头顶着寒风干活，赤着手去拧那冰冷的闸门。看到这情景，小王从思想上受到了教育，深感设计人员的责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