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是以“华尔街文化”为表征的一种特有微观金融发展模式、宏观金融监管模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失败，更进一步，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为核心的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整体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次贷危机从一开始就动摇了牙买加体系美元本位的基础，根据彭博系统对包括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咨询公司在内的56个机构预测进行的综合，市场主流普遍认为中长期内美元对绝大多数主流货币都将出现贬值，美元中长期弱势的原因包括：其一，大量救助政策出台可能导致美国财政赤字未来难以改善；其二，未来美国贸易赤字恐将重新扩大；其三，次贷危机的长期影响可能导致美国实体经济潜在水平下降。虽然美元走下信用本位的霸主神坛已经不可避免，但美元的失败并不等同于信用体系的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市场价格在次贷危机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有能力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只能说在财富储藏这个属性上，黄金显露出了闪光点，但世界货币还必须发挥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个闪光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黄金能够处处闪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种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并不对应着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必然成功。实际上，复辟金本位更像是绿野仙踪般的童话影像，有以下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会走这段回头路。
其一，对黄金总量“有限性”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虽然金本位和黄金之间并不完全对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黄金，金本位也能运转”，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事实上，制约金本位正常运转的，不是存量的数字大小，而是人们对黄金存量有限性的预期。受制于有限的黄金供应量，金本位下的货币供给必将收敛于一个极限，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及其对应的货币需求则可能没有极限，在所有理性预期者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意味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并不能带来安全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主体往往会争先恐后地挤兑黄金，争取让有限的黄金更多地落袋为安，这种矛盾使得金本位难以稳定维持。
其二，黄金对“总量有限性”瓶颈的突破则将动摇自身的货币基础。非常尴尬的是，虽然黄金总量有限性使其难以有效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但如果突破了这层约束，黄金的未来不仅无法海阔天空，反而会走进另一个死胡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原因在于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也具有真实价值，商品与货币的双重属性使得黄金在作为货币时具有币值稳定的优良特性，一旦科技发展让“人造黄金”不再是梦想，那么黄金稀缺性的瞬间消失也将让表面上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一夜之间骤然演化为实质上的信用货币体系，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大变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时刻威胁着金本位下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安全。
其三，金融危机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风险催化剂而非稳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实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对金融危机更有免疫力。且不争论这一观点客观与否，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免疫力更强的人一旦生病则更难痊愈。事实上，金本位之下，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几乎无力可施，这使得市场失灵缺乏“看得见的手”的及时纠正和调整。更可怕的是，维系金本位的种种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机，当一国陷入金融困境的时候，国际资本往往会出于避险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时维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资金内流并平衡国际收支，而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对进入下行周期的实体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来，大萧条之所以持续43个月之久，并造成了深远的经济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Roy A.Young维系金本位的行动加剧了通货紧缩。因此，在次贷危机引发信贷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复辟金本位十分危险，就算是在危机平复之后，未来市场与政策共同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互补性也将日益增强，与宏观调控的内在冲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备回归的客观条件。
其四，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金本位运行的稳健与否取决于其制度性基本规则是否得以普遍认同、贯彻和执行，即黄金的“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而在现在和可预知的未来，这一规则都很难再被严格遵守。首先，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对规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由于黄金等同于财富，流入相对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睐，而一旦某些经济体具有左右资本流动、抑制黄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权力量，那么“自由流动”的规则将被违反，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将遭到破坏。事实证明，这种财富激励导致的违规行为难以避免，Obstfeld的经典论文显示，在1885—1913年间，强大的英、法、德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其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将使规则难以被整体严格遵守。历史比较显示，古典金本位时代之所以比后来的金汇兑本位时代更加平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阶段市场对金本位的信心远比后一阶段强，而信心会促使不同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遵守规则，平等承担起干预外汇、维护整个体系安全的责任。在信用体系如此健全的现在，很难想象市场会对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每个经济体都有可能选择“搭便车”而不主动遵守规则。此外，由于现有黄金储备数量不同，金本位给不同经济体带来的潜在激励也相去甚远。根据IMF的数据，2008年全球黄金储备为8.473亿盎司，其中美国拥有2.615亿盎司，欧元区拥有3.5亿盎司，全球占比分别高达30.8%和41.3%，其他经济体的占比总共不及30%，欧美借由高比例储备将可能在复辟金本位的过程中获得货币霸权，由此可能触发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势必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运行依仗的基本规则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总之，金本位已经作古，复辟金本位不仅违背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再走这段回头路。
相关电影：《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
程实微评：一部彻头彻尾的成人童话，老少皆宜。《绿野仙踪》完全不需要推荐和介绍，因为人人都知道它。关于这个故事的解读，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在经济领域，流行的则是这个和银本位相关的解释。其实，关于这部童话的成人版解释，大多比较黑暗，但相对于现在小朋友们看的《名侦探柯南》、《怪物》、《钢之炼金术术士》之类的动画，《绿野仙踪》算是比较单纯的了。所以，还是记住它充满美丽幻想的最初印象吧。
经济自由的均衡火花
《荒野生存》的经济启示：失衡的市场自由，不论是过少，还是过多，都将对经济造成伤害。
孔子说，三十而立“立于礼”。所谓礼者，外制于规，内敛于已。对中国而言，则意味着一条于外合乎世界潮流、于内遵循自我约束的和谐崛起之路。改革开放30年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土壤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30年，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打开了束缚经济自由的枷锁，看不见的手才开始在神州大地展现出引导有序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魔力，中国经济增长才演绎出一段震惊世界的东方神话。
在1978—2011年的30多年间，中国实际GDP增长有16个年份达到两位数，年均增长率高达10％。与宏观经济飞速增长如影随形的是人民收入的与日俱增，以1978年为基期，2011年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378％，就像西方经济学家在学术论文中写道的：“没有哪个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比中国近几十年做得更多。”在高歌猛进的经济发展背后，经济自由日益彰显。根据弗雷泽研究所从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及信贷、劳动力与商业管制五个维度的估算，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就从1980年的3.93上升至2006年的6.3，60.3％的增幅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一个成熟、自信、和谐的中国经济正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经济自由浪潮中，201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6418.6亿美元，是1978年206.4亿美元的176倍。
虽然这里无法用经济学的实证范式在中国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之间搭建一个严谨的因果桥梁，但贯穿于斯密、萨缪尔森、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巨匠不朽思想中的自由火花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春风吹拂，中国经济百发齐放的灿烂辉煌就不会如斯真实。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2012年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和欧洲先后深陷衰退，而中国经济却实现了高速且稳健的增长。为什么从增长和风险双重指标考量，中国经济的表现甚至会优于经济自由程度更高的欧美？这先要从自由说起。
自由，是文明诞生以来，人类虔诚信仰的精神图腾。但什么样的自由才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换句话说，自由是不是也有一个程度上的“黄金分割点”？2007年的美国电影《荒野生存》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过度追求绝对化的自由，有时候将酿成悲剧。年轻的克里斯托弗从学校毕业后，放弃工作，捐出存款，背上行囊走上了寻找本我的自由之路。一路与自然、与路人的亲密接触最终让克里斯托弗下定决心：独自一人走进了国家森林的深处。在艰难的生存挑战面前，自由变得如此脆弱，最后年轻的克里斯托弗孤独、无助地饿死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这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该事件曾经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越来越多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开始意识到，任何事物都是过而不及，对自由的追求也是如此。失衡的自由，不论是过少，还是过多，都将对人类造成伤害。
从自由回到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度不及欧美的中国为何成为过去30多年全球经济最亮丽的一抹色彩？真正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让经济自由思想与经济学得以鼓吹其自身科学性的基础——均衡思想，在东方摩擦出了耀眼的火花。
第一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比例均衡。虽然在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市场本位，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至上论（libertarianism）的代言人名单上有许多星光闪耀的名字，但就像罗曼·罗兰所言：“一个人的绝对自由是疯狂，一个国家的绝对自由是混乱。”中国改革开放中对市场与政府主导比例的不断调整就像是寻找黄金分割点的经济试验，给关于自由与约束经久不衰、此起彼伏的争论找到了一条相互融合、相互妥协的均衡思路，即以市场为主导解决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以政府为补充解决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问题。蕴含于改革开放“白猫黑猫论”中并经受住实践检验的这种比例均衡思想，对于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极端化困惑也不无裨益，实际上就像德布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研究结果所示，完全自由且不受约束的市场并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而70年代的美国滞胀及其后无数次的西方经济动荡也表明，相机而动的政策调控有时不仅不能优化资源配置，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来源，在两个极端间寻求自由与约束的均衡则需要对经济自由的辩证认识和对政府调控的谨慎运用。
第二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速度均衡。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稳健有序和成果斐然意味着，弘扬经济自由就像是农耕播种，踌躇不前不可能收获春华秋实，而好大喜功也只能品尝拔苗助长的苦果，唯有寻求一种不温不火的速度均衡才会结出累累硕果。而把握速度均衡的关键正在于认清自身管理和应对经济自由内部风险和外部冲击的能力，审时度势，有先有后、有急有缓地分部门、分行业、分地区播种经济自由，有效满足市场合理竞争诉求，审慎对待外部加速开放压力，在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改进的同时，避免重蹈“华盛顿共识”下部分国家激进改革失败的覆辙。实际上，这种饱含“张弛有度、过犹不及”东方哲学的经济自由的速度均衡思想，对于其他转轨中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弥足珍贵，追赶西方之路无法一蹴而就，就像歌德所言：“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生活和自由，假如他每天为之切实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