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北上东北牡丹江
1996年3月26日，盘踞西南的国有企业长虹再次发动价格大战，国内上百家彩电企业毫无招架之力，想不到遇到了深圳三家名不见经传的彩电企业的顽强阻击。价格大战成就了康佳、创维、TCL三大彩电品牌，国人不得不对崛起的深圳企业军团刮目相看。
改革开放30年，彩电业是中国企业、产业、市场经济变迁的一个缩影。彩电产业是最成功的产业，也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国内的价格战就是由四川长虹首先开启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处于短缺经济时期，电视成为紧俏商品。在生产制造彩电的企业中，长虹等国有企业获得支持，1982年，长虹电视产量达到10万台。到1989年，国内各省市引进电视生产线上百条。但这时的企业并没有销售权，更没有定价权。产品生产出来以后，由商业单位包销。由于商品短缺，消费者要凭票购买电视，特别是由于价格“双轨制”，滋生了“官倒”，有些人凭关系从厂家拿电视，然后一转手就赚大钱。
1988年，国家控制外汇额度，让彩电厂家无法购买国外原材料，有的企业筹不到外汇，被迫停产，供应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随着汇率的变化及原材料涨价，彩电生产成本增加，而官方价格却没有随之改变，有的厂家情愿把彩电放在仓库里，也不愿意按官价出售，因为按官价出售每台彩电会亏损100多元，这种情况使得“官倒”反而赚到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长虹借工商银行有奖储蓄抑制抢购风带来的过热消费的机会，联系银行把彩电作为储蓄奖品，以高于官价但低于黑市的价格计价，而银行也得到了按计划拿不到的彩电，长虹第一次突破了计划价格的困局。据说，这一次长虹获利两亿多元。
1989年春节前，国家拟对彩电征收特别消费税，让抢购风一夜间冷却，因为商家担心特别消费税会分摊到自己头上，不愿进货。这使得彩电销售在旺季受阻碍。长虹发动员工走访四川境内企业，为企业送来过年的福利，开创国内企业的第一次直销，不但突破了价格限制，也突破了商业渠道的限制。这次直销，长虹把库存的彩电全部售出，收入1.5亿元。这些今天看来平常的事情，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之举，因为这些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
1989年夏天，由于每台彩电的600元特别消费税落到了消费者身上，彩电再次滞销。长虹发动了中国企业的第一次价格大战，每台彩电降价350元。长虹彩电全国热销，其他厂家更难过了。这些企业集体到国家有关部门状告长虹严重违反国家物价政策，要求给予严厉制裁，可谓口诛笔伐。
1996年3月26日，长虹再次发动价格大战，全国范围内降价8%~18%，降价幅度为每台彩电100~850元。这一次长虹喊出的口号是：“团结一致，抵御外敌。”当时的媒体报道：“3月26日，一个几乎所有国产彩电企业都不愿看到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国产彩电的龙头大哥宣布大幅度降低其主体产品的价格，在一片无可奈何的惊恐和气愤中，中国的彩电厂家们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这场由长虹再次挑起的残酷淘汰战。”
长虹再也不掩饰自己的意图：长虹就是要整合这个产业，清理门户，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小企业淘汰出局。1996年之前，中国彩电有如意、黄河、青岛、环宇、孔雀、金凤、三元、凯歌、西湖、长城、昆仑、菊花、赣新、星海、华日、茑歌、韶峰、春笋、山茶等60多个品牌，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两个厂家，并且都是当地政府支持的重点企业。此后，大多数品牌凋零，在以后几年内销声匿迹。
当长虹如入无人之境，横扫国内彩电业之时，在深圳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抵抗。因为，深圳的彩电企业过去以出口为主，在国内销售很少，并且没有许可证，没想到在短短的几年内竟悄然崛起。
长虹当时给自己的大屏幕彩电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太阳”。“红太阳”要“照到哪里哪里亮”。深圳的康佳也给自己的大屏幕彩电起了个名字：“彩霸”。长虹怎能让别人当“霸王”，于是说康佳是没有经过老百姓认可自己加冕的。康佳少帅陈伟荣回击：“谁升起，谁就是太阳。”
1979年4月，广东华侨光明农场与香港港华电子合资成立电子厂，次年电子厂将产品商标确定为KONKA，即“康佳”。康佳最早组装收录机，后来生产电视机，但由于是合资企业，产品不准内销，全部销往国外。后来拿到每年10万台的电视机内销指标。1987年12月，获得国内彩电生产许可证。1982年，陈伟荣从华南理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康佳做技术员，因为是第一批分配到工厂的大学生，颇受器重，后被派到日本学习。1993年，康佳A、B股同时上市，其后康佳回购香港港华的股份，由一家合资企业变身为国有企业，康佳从此在国内市场大展鸿图。陈伟荣担任康佳公司总经理。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专家提醒，本世纪要在群雄并起的彩电业立住脚，必须达到年产300万台的能力。而此时康佳的生产能力为100万台，员工3000名。要想达到年产300万台的能力，靠自我的积累发展，难度很大。时任助理总经理的陈伟荣提出一个设想，到内地北方收购一两家国有企业，利用其现有的生产能力不但能抢占北方市场，又可随时进军东欧、俄罗斯市场。
此时，国内彩电业生产能力过剩，一些地方的彩电企业经营艰难。最北端的牡丹江电视机厂得知深圳康佳有意在内地并购的消息，厂长朱惠云立即南下，请求康佳“收下”。随后，黑龙江省政府领导和牡丹江市政府领导几次到深圳拜访康佳，洽谈合作。1993年2月，康佳斥资1800万元，收购牡丹江电视机厂60%的股份，牡康公司成立。
1994年6月，江泽民在深圳召开搞好大中型企业座谈会，陈伟荣作了投资内地牡丹江，实施“内地——深圳——海外”三点一线战略的工作汇报。江泽民说：“特区企业在内地投资设厂，搞活了内地的管理机制，不仅使内地企业扭亏为盈，而且为内地提供了就业机会，解决了特区劳务过量、集中等诸多问题。”
有内地负责人说，内地国有企业是一壶没有烧开的水，已经烧到99度，就差一点就开了。康佳就是烧了最后一度。
1995年10月，康佳再次斥资6000万元，并购陕西如意电视机厂，又一条百万台彩电生产线收入囊中，康佳完成了在中国西部的布局。
1996年3月，长虹降价，康佳并没有立即“闻鸡起舞”，而是延迟两个月宣布产品降价8%~22%。是年8月，陈伟荣亲率人员进川到长虹参观，业界已经认可这是国内两大彩电巨头的握手，两家要制订彩电价格协议，共同维护市场的稳定，共同掌握彩电话语权的姿态明显。
TCL：蛇口并陆氏
长虹“红太阳”，康佳“彩霸”，TCL则直接把自己的大屏幕彩电叫“王牌”。连彩电生产线都还没有的TCL称“王”的雄心暴露出来。
长虹彩电宣布大降价的第5天，TCL彩电也迅速作出反应，推出“拥抱春天”大型让利活动。其实，此时的TCL正处在内外交困甚至是一场危机之中。
TCL原是一家有着34名员工名叫TTK的磁带厂，是惠阳市机械电子科与外商合资创办的工厂，外方投资技术和设备，中方出资5000元现金作为资本投入，借了一间仓库当厂房。磁带厂办得很成功，每年都赚钱。1985年，公司又开发了电话机，成立中港合资的TCL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初创TCL品牌。
TCL虽然是国有企业，但不是国家计划投资，立项进不了政府计划，销售也列不进目录，连邮电部门的行业会议都不让参加，TCL只能被逼走市场化道路，业务员们背着电话机上门推销。TCL被戏称为国有个体户。结果，到1989年TCL竟把电话机做到了国内第一。1993年TCL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李东生刚从华南理工学院毕业就来到TTK工作，1985年担任TCL通迅公司的总经理，1986年离开TCL到惠州市政府部门工作，负责招商引资等业务。1992年，李东生再次回到TCL，担任TCL电子集团总经理。也就是这一年，李东生在香港街头碰到同学黄宏生，两人互致问候：“你是不是在做那个？”两人不谋而合，为都在“做那个”会心一笑。“那个”就是指彩电。
1992年年底，TCL研制出了第一批共计1500台28英寸彩电，结果春节前只卖出108台。到了1993年年初，彩电开始赢利。不过这时TCL彩电没有生产许可证，只能借用陕西彩虹厂的许可证，也没有钱建彩电生产线。1992年，TCL所有家当总计只有3500万元，然而按照上级的要求，1993年，李东生要完成3600万元的利润，无米下锅，好不容易借到一笔贷款，其中500万元还上缴了上级公司。这时候，李东生找到了老朋友香港长城公司的老板蒋志基。蒋志基是TCL通讯公司的外方投资老板，其后又与TCL合资生产音响。对于生产彩电，蒋志基同样积极支持。他在惠州建有彩电生产线，主要生产出口彩电，他愿意为TCL生产彩电供应国内市场。双方合资成立惠州王牌视听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蒋志基不但把日常经营交给了李东生，还一次性借给合资公司现金6000万元。有了生产基地，李东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营销上，建立了强大的营销网络。1995年年底，TCL高价聘请当红影星刘晓庆做形象代言人，由刘晓庆代言的TCL彩电广告红遍全国。TCL称自己的彩电是“少‘柴禾’难不倒巧‘媳妇’，没‘枪炮’外商给我们造”。
但是1996年2月28日晚上，正随中国电子行业协会在台湾访问的李东生接到噩耗，蒋志基遇车祸身亡。失去支持之后，蒋家提出出售香港长城公司，李东生满打满算认为能够捷足先登，不料收购落空，香港长城公司落入吴少章之手。吴少章原是内地供销社系统的一名员工，后来出任广东某市在香港的办事处主任，在香港打拼之后，竟然买下香港长城公司的股份。吴少章也是看到了中国彩电市场的机会，想借此进入内地彩电市场。他购买下长城公司之后，提出要购买TCL王牌彩电的商标和品牌，当然，遭到了李东生的拒绝，随之TCL也就失去了彩电生产线。
接着，长虹的价格大棒也打来了。那是一段心焦的日子。李东生经常早晨起来会刷两次牙。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东生听说深圳蛇口陆氏有意出售彩电生产线，他立即赶往香港与陆氏谈判。香港陆氏实业集团由陆擎天兄弟于1975年创办，主要经营彩电和房地产业务，1996年总资产达到1.2亿美元。陆氏是最早投资大陆的香港企业之一，1981年11月与中国振华电子公司合资成立华发电子有限公司，投资500万美元引进年产10万台的电视机生产线。1982年4月，陆氏兄弟又在深圳蛇口成立陆氏实业有限公司，引进年产10万台的彩电生产线。华发电子和蛇口陆氏同时生产“佳丽彩”品牌电视机。后来，蛇口陆氏生产能力扩充到年产100万台。1993年，日元升值，电子元器件价格上扬，再加上香港同业竞争激烈，陆氏产生了将蛇口彩电生产基地转卖给大陆企业的念头。
经过谈判，1996年6月，TCL和陆氏达成协议：一、将蛇口陆氏改组为TCL王牌电子有限公司；二、在惠州兴建新的生产基地；三、在香港成立TCL香港电子有限公司，负责海外市场的开拓和元器件的采购。合作总投资2.5亿元，TCL注资1.5亿元，占60%的股份。合作生产的彩电全部使用TCL商标，停止原陆氏佳丽彩的生产和销售。
TCL迅速将彩电生产转移到深圳蛇口，从此TCL被视为深圳企业。
买下香港长城公司的吴少章没有拿到TCL王牌的品牌，转而买下广州乐华彩电品牌，也登陆了国内市场。到2003年，吴少章经营困难，曾试图与李东生谈判将惠州香港长城公司基地卖给TCL，没有谈成，TCL反而从广州市政府手里拿到乐华品牌，算是报了1996年险些被收购的一箭之仇。
TCL并购陆氏，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如虎添翼般在国内市场纵横开拓，事业节节攀高。深谋远虑的李东生悄悄做了一件大事。他提出了一个“授权经营、增量奖股”的改制方案。1997年3月28日，惠州市市长李鸿忠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听取了TCL集团的汇报，讨论研究了TCL集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有关问题，通过了李东生提出的改制方案。此方案的基本思路是，政府与TCL管理层签订《授权经营考核奖惩责任书》，对TCL经营班子全面授予经营权，在核定现有国有资产的前提下，TCL经营班子必须确保国有资产和净利润环比增长率达到10%以上，超出部分按一定比例奖励股权；达不到，则责任人受罚。这一方案被视做机密，代号“阿波罗计划”，直到2004年TCL集团整体上市，这一方案才被解密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