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蝶转折
徐少春，文质彬彬但又锐气十足。接过首届会计电算化成果展览会的“鼓励奖”奖杯时，他对主导这次展览的北京人已经是愤懑至极。走下领奖台，他狠狠地给北京人抛下一句话：“有朝一日，我肯定和他们一样坐在台上。”
1994年，首届会计电算化成果展览会深深刺痛了徐少春。
1994年9月21～25日，由财政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会计学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会计电算化成果展览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隆重举行。参展单位100多个，观众达数百万人次。
徐少春是带着他的“第一代金蝶软件”来到北京参会的，他在自己的展台前做了一个巨大的条幅：账海无边，金蝶是岸。但一进入会场，徐少春就有了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最刺激他的是他特别关注的用友展示的“视窗版财务软件”，那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陌生领域。用友总裁王文京成为此届展览会的明星，坐在台上侃侃而谈，王文京的两边坐着安易、万能、远方之类的软件公司的总经理，徐少春只能像一个学生一样坐在台下听他们演讲上课，连上台跟人家握个手的机会都没有。媒体记者围着台上那几位问个不停，一直追到台下，没有一个人来理睬他。因此，别人捧走“贡献奖”，给他一个“鼓励奖”以安慰，已经是大面子了。徐少春在台下狠狠地说：“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原来这里是北京人的天下，金蝶不过是一家从小地方来的软件公司，没法进入北京的主流。
“金钱在向你呼唤”、“美人在向你招手”，读高中时，家境贫寒的少年在课桌左右两角刻下这样的文字，鞭策自己在咸菜萝卜、萝卜咸菜的无穷反复的日子里发奋苦读。1979年，来自湖南沅江一个小村子的16岁的徐少春考取了南京东南大学计算机专业。少年多梦，“人造卫星在天空中播放的音乐‘东方红’就是计算机唱的。”哥哥的这句话，让徐少春走出文学梦想报考了计算机专业。
“假如我当厂长，我会如何管理？”198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824厂的徐少春就提出了自己对公司管理的建议。他还编制了一个工资管理的小程序，改变了厂里的财务老是不能及时把报表做出来的现状，这让他成了好出风头的“刺儿头”。那里的氛围让他窒息。于是，1985年他离开工厂，攻读财政部科学研究所会计电算化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的会计理论家杨纪婉教授，成为我国第一批会计电算化硕士研究生。
这个时候，王文京辞去财政部的公职骑着自行车到处卖财务软件，王文京激荡起徐少春血液里不安分的因子。研究生毕业后，徐少春被分配到山东省税务局工作，不到两个月，他就南下深圳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三年后，已经身为电脑部经理的徐少春再一次选择了辞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每月几千元的稳定收入、两室一厅住房、养老保险金及1.2万港元违约金。徐少春从拥有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变成了一个除了创业梦想外，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徐少春从岳父那里借来5000元钱和一台286电脑，承包了蛇口一家电脑公司的软件开发部，主要是为一些单位开发财务软件，兼做电脑贸易——买进电脑散件，组装成整机后推向市场。4个月后，徐少春和深圳大学会计系一位教授注册了爱普电脑公司——也就是金蝶的前身，注册资本30万元，徐少春占90%的股份。公司只有两个人——徐少春和他在蛇口做培训时认识的一个学生。为卖出自己的软件，徐少春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企业去做推广。
1993年，徐少春遇到贵人。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总经理赵勇把自己的妹妹赵西燕介绍给他认识。赵西燕是美籍华人，表示了投资爱普电脑公司的意愿。赵勇也被妹妹说动，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也要投资。1993年8月8日，金蝶软件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立，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投资48万元占40%的股份，赵西燕投资3万美元占25%的股份。徐少春的代价是让出了控股权，只持有35%的股份。
有了资金，徐少春招兵买马日以继夜地开发“第一代金蝶软件”，没想到研发成果拿到首届会计电算化成果展览会上却备受冷落。
从北京回来，徐少春又遇到“黑色10月”，开发部经理、市场部经理和副总工程师在一个月内先后辞职，一两个月后，市场上就出现了一种与金蝶软件一模一样的产品。
这时候，赵西燕向徐少春透露了一个信息：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已在世界计算机市场全面取代DOS操作系统。聪明的徐少春领会说：“这就是说中国的‘视窗时代’即将来临？”第二天，徐少春就让全体研究人员昼夜加班，只争朝夕，春节不也放假。1996年4月，金蝶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财务软件开发成功，徐少春兴奋地说：“‘金蝶’和‘视窗’之间已经实现了无缝链接。以往的DOS版根本无法跟它相比。它能把多个数据模块集成起来，这是过去无法做到的。”
徐少春带着这款产品杀回北京，在中关村白颐路南端的白石桥安营扎寨，遥遥相对的是王文京的用友公司。他在这里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中国首家Windows版优秀财务软件诞生了。”现在的金蝶再也不只是一个被“鼓励”的外地小公司了。
这一次王文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计算机应用方面，北京总比香港和深圳慢上半拍，当时北京市场上的主流486电脑，对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非常吃力，如果再装上财务软件，就只能哼哼叫着一动不动，王文京也注意到了Windows操作系统，但他却决定放缓速度，甚至下令停止前进，把队伍全部拉回DOS。当徐少春杀到中关村的时候，“奔腾”计算机也大规模占据北京市场，徐少春凭借这一趋势，要把用友从Windows版的市场上扫荡出去。
“DOS市场呢？”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
“那是块墓地，谁想要就留给谁。”徐少春回答。
然而，王文京并没那么容易被打倒。他迅速反应过来，投入数千万元，组织强大的研发队伍，直接跳过“16位芯片”，倾全力开发“32位芯片”财务软件。1997年，用友抢在金蝶之前发布了Windows95版财务软件。这一年，用友年销售额从5000万元增长到2亿元，占据财务软件市场的半壁江山。但这时的王文京却显得十分小心，在公开场合，他总是对徐少春的金蝶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被记者问及对手时，他会说，用友在历史上遇到过无数对手，最早是“先锋”，接着是“万能”，后来是“金蜘蛛”，然后又是“安易”，这些都是中关村的公司，一个个都没有了，当然现在还有“金蝶”、“国强”、“新大中”和“金创”。王文京成心把“金蝶”混在那些昙花一现的小公司里，但他内心最提防的就是从南方飞来的这只“金蝶”。
1997年7月，一个叫王树的年轻人在深圳蛇口的马路上溜达，偶然瞥见了金蝶的路牌广告，并按照路牌上的地址找到了徐少春。王树是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下属的广东太平洋技术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他突然主动找上门来，令徐少春大喜过望。1998年5月，金蝶引进IDG旗下IDG VC2000万元的风险投资。
签约时，IDG总裁麦戈文送给徐少春两件意味深长的礼物：一架单筒望远镜和一只水晶拍卖锤，寓意是登高望远的眼光和果敢的行事作风。有了IDG的2000万元现金，金蝶用这些钱铺就了覆盖全国的营销和服务支持网络，分支机构由原先的21家猛增到37家，代理商达到360多家。然而更深远的意义是，IDG把金蝶这样一个本土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推上了国际化道路。
此后，中国财务软件市场基本成了一南一北金蝶和用友的龙虎斗。
华科滑铁卢
当徐少春在北京中关村受到冷遇的时候，从深圳回到北京的许瑞洪看起来正春风得意。他在北京体育学院旁边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瑞洪大厦。“瑞洪大厦”四个字嵌在大楼右侧几百平方米华丽的大理石墙面上，每个字都有十几平方米之巨。
1994年初春，华科通信技术开发公司总裁许瑞洪在瑞洪大厦接受了《计算机世界报》记者刘飒的采访。
走进许瑞洪的办公室，记者发现内外套间超过100平方米，附带一个巨大的卫生间。许瑞洪告诉记者，老板椅花了1万元，大浴缸花了10万元，楼前那个鲜花盛开的庭院是他自己设计的、浴室里的那个水龙头是真金镀成。他坐在这里指挥公司，运筹帷幄，还接待了至少8个国家的元首。
“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不一样的，那么，社会对人的评价也不同。我这样做，是想带头树立一种新的风气。凡是干好了、对社会贡献大的人，社会应该想着他、记住他。在美国，谁修了什么大桥，谁建了什么摩天大楼，他的名字都被刻在醒目的位置上，其他许多国家也是这样，以鼓励人们往更好里干。在中国，也应当这样，人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贡献大的人。这样做的人多了，将来就会有更多的能人站出来，为社会、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
100人的公司，年销售额1.3亿元，在全国的技、工、贸企业中效率最高。许瑞洪精准地描绘出自己对国家的贡献，理直气壮地为这栋建筑和“瑞洪大厦”四个大字辩解。
初春的北京，路边的柳树开始吐出新芽，但风中还带着一丝丝寒意。许瑞洪实际上也感觉到寒气正在袭来。
许瑞洪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幼年丧父的他从小就领略了生活的艰辛。考上清华大学之前，他的双脚就没有穿过鞋。为了凑齐学费，许瑞洪不得不恳求姨妈。姨妈把自己陪嫁的银质手镯给了他，这是他当时见过的最贵重的物品，他把它卖了8元钱，而这点钱远远不够他在清华大学的开销。事实上，他几乎完全依靠课余时间勤工俭学，才最终完成学业，并留校任教。
1984年，许瑞洪离开北京，受学校委托到新办的深圳大学做教师，这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深圳商业气氛浓重，许瑞洪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商业天才。他不炒外汇，不做房地产，在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当中看中了程控交换机业务，其实就是把台湾的产品弄进海关，再转手倒卖。他说：“我的专业是通讯，我只做那些我了解的东西。”那时候华为还没诞生，整个深圳只有他一个行家里手。所以他很快垄断了这桩买卖，并且在第一年里挣了70万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为56元。
本来，他应该在深圳继续做下去，1987年他却回到了北京，进入电子部第六研究所，并说服第六研究所借给他28万元注册公司。许瑞洪拿到这笔钱，转手划给海关，为一批货物支付进口关税，把货运了进来，而这边早有买家等待。原来他从深圳到北京，手里一直揣着程控交换机的订单。公司还没正式挂牌，他已捞了一票。
许瑞洪很快就离开第六研究所办公楼，在白颐路东边的榆树林11号租了间小屋，挂起华科通讯公司的招牌。那是一间40平方米的公寓，没有暖气，也没有办公桌。然而这一切都挡不住他从自己垄断着的程控交换机生意中继续赚钱。年底结算之时，许瑞洪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第六研究所那笔钱还清。第六研究所发现华科是棵摇钱树，就告诉许瑞洪，钱不必还了，那笔款项原本就是第六研究所的投资。
虽然许瑞洪是第六研究所的人，第六研究所投资，占有公司股份是应该的，但当时双方没有把持股比例说清楚，祸根从此埋下来。
当时，全国都在大兴土木，建了高楼大厦，要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电话。这个国家对有线电话的需求以每年三位数的幅度增长着。离开程控交换机，电话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全中国还没有哪个地方能够生产它。许瑞洪因此成了“救世主”。那段时间，众多想要购买程控交换机的人跑到中关村来找他，甚至把钱先交给他，再到门口排队等待接见。许瑞洪眼见需求如此巨大，灵机一动，决定自己制造。1990年华科牌程控交换机面世，许瑞洪后来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中关村第一个自主开发的产品。
其实，所谓华科牌程控交换机，不过是国内组装的外国货。许瑞洪来到清华大学东门外，租来一大排平房，花20万元从深圳买进一套流水线，又去清华招来一批学生当工人，每天付给每人20元，还管一顿饭。进口组件搬进来，一套接一套，源源不断。许瑞洪自己教学生如何插元件、如何走电焊、如何给组装起来的机器贴商标——“华科100”。一个暑假组装500台，每台120门，成本2万元，出售的价格为7.5万元。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居然供不应求。
这个时候，第六研究所的背景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六研究所隶属电子部，而华科隶属第六研究所。这种裙带关系让“华科100”很容易地通过了政府的技术鉴定会。许瑞洪为鉴定会花了20万元，但他觉得很值：获得了合法生产的资格，还让华科名扬全国。报纸上说，这是“国内首创”。有内行的人取笑他：“不过是在模仿人家。”他反唇相讥：“就算模仿，你能模仿出来也行啊。”
在以后的三年里，许瑞洪大步前进，瑞洪大厦在中关村拔地而起，气势不可阻挡。身边的联想，曾经做出同样的程控交换机，却因晚了一步，步步跟不上，很快就被他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