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的上海标本
梧桐！梧桐！
没有哪个城市的人，对梧桐的感情有上海人这般深厚。它遍植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浓荫对接，叶密成盖，在烈日炽热的夏天，给人们一路绿荫；到了岁寒之际，又早早地摇下一树的落叶，让阳光在枝干之间穿行，温暖着这个城市的冬天。没有其他种树比它更适合做南方城市的行道树了。这也是法国人当初将它从欧洲大陆引进上海的原因。说起来，它们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业已百年有余。
它们一开始扎根的，还是乡土中国。在它们的脚下的土地，原先叫芦家湾，叫淡井村，叫顾家宅。这些名字每次读起来，总会使人眼前浮现出一派淳美的田园风光，泥香四溢，鸡犬相闻，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生生死死，时间如凝固了一般，数代都不曾改变。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到来，这一切都被彻底毁掉了。
一纸《南京条约》，使上海成了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它的命运，开始不再由自己主导。英国人从它身上勒索了一大片租界之后，美国人又跟着递上了《望厦条约》。法国人当然也不会错过分蛋糕的好时机，1844年趁着清政府被英、美搞得头昏脑胀之际，在停泊于广州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逼迫清政府签下了《黄埔条约》。据此，法国不仅轻易取得了英、美已然得到的诸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好处。如：法国人于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租地建屋，“其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这为法国后来扩大租界埋下了祸根。
正是在这一年，盛宣怀在他的常州老家出生。这个时候的他，肯定还不明白法国人一系列“不友好”的举动对他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转眼到了1849年的4月，法国人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自己在上海的第一块租界。这块租界位于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占地约986亩。当年的上海县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城厢，在今天的上海南边，其知名的景点有老城隍庙和豫园。在上海县城的北门外，原先有一条护城河（即今天的人民路），从此成了上海县城和法租界的“分界线”。再往北，有条洋泾浜，则是英、法租界的“分界线”。这条洋泾浜东西向，东头连着的便是黄浦江，它将外滩一分为二，一段属英，一段归法。如今，这条洋泾浜在上海的造城运动中早已不知去向，不了解内情的人，根本不知道它的踪迹。
今天的延安东路，便是洋泾浜的后身。
然而，勒索租界成功的法国人，并不甘心只在这个遥远的东方闷声发大财，他们扩张租界的欲望不断膨胀，其扩张行动也就从来没有停息过。
十几年后，《黄埔条约》所留下的后遗症开始显现。他们在上海不停地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并巧妙利用统治当局的软弱、恐惧和需要，分别于1860年、1900年以及1914年，实现了三次租界大扩张。尤其是1914年，法租界净增的面积为13015亩。在这三次大扩张之中，1860年的扩张主要是向东，虽然收获不小，但这不符合他们在上海的经营战略，他们主要的收获是后两次的扩张，目标是向西，再向西。“法租界当局其时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它要尽力地将自己的版图由东向西大举推进，最终目的是要与徐家汇衔接起来。因为法国天主教早在那里建立了江南教会中心，这是法国在华开辟的一个重要基地。”郑祖安：《近代上海花园洋房区的形成及其历史特色》，《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今天的淮海中路、淮海西路就是法国人越界筑路的结果。淮海中路在法租界时期叫作宝昌路，后来又叫作霞飞路。“宝昌”的名字很中国，“霞飞”的名字很古典，总能让人联想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但事实上这两个名字都和中国没有关系，它们均取自两位法国大佬的名号。
英国人喜欢拿中国著名城市为自己租界里的道路命名，比如说英租界中为纪念《南京条约》而命名的“南京路”。和英国人不一样的是，法国人喜欢拿自己国家“优秀人才”的人名作为地名，是为纪念，也为炫耀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说起这位宝昌，他是法租界公董局的重要人物，从1881年到1907年曾17次入选公董局董事会，其中还担任了六届的总董。可以说，法租界的市政建设基本上由他操控。而霞飞则是一位法国将军，他曾在欧洲战场上屡建战功。当他荣升为法国东路军总司令之后，法租界公董局里的诸位大佬们立即想起，这位将军早在1885年就来过上海。尽管当时他还只是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到上海也只是游玩，但这并不影响大佬们将他和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决定，从1915年开始，将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这一叫，就是几十年。
霞飞路初筑时，大概是在1900年，一开始均为泥石路面，后来陆续铺设块石。路筑好，总需要行道树作为绿化。于是，1902年，梧桐被法国人选中，成了行道树的主要品种。自此，它们大规模地在上海落地生根。
正是法国人将它们引入上海，所以它们一开始被称作法国梧桐，简称法梧。
事实上，梧桐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有句古语叫作“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庄子见惠子时就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宛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此鹓雏，即凤凰的一种。庄子的意思是，凤凰从南海飞到北海，只有遇到梧桐，它才愿意落下。除了梧桐，送它金山银山也无法让它动心。
庄子所说的梧桐，高大笔直，碧叶青干，所以才有吸引凤凰的高贵和祥瑞。而且叶、花、根、种子均可入药。而上海这些作为行道树的法国梧桐，树干高大，却不太直；它们的叶子很娇艳，下落时却变成了黄土似的褐黄；它们的果实也无法食用。两者之所以能混淆世人眼球，除了身形近似，也因为它们都长着手掌般的叶片。
如果本着认真的态度追根溯源，法梧只是悬铃木的一种，学名叫“二球悬铃木”。其实它应叫作“英国梧桐”，因为它是英国牛津人拿一球悬铃木与三球悬铃木杂交形成的品种。这种英国梧桐因为是杂交，所以没有原产地，但在欧洲却得到了广泛的培植。
所以这些梧桐被称作法梧还是梧桐，都是名不正言不顺。但在中国，它们强占了梧桐的身份，而且理直气壮，毫不嘴软。与此同时，真正的梧桐却在忍辱求全，为了作区分，退而求其次，改名为“中国梧桐”。中国古诗词中的那些梧桐：“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烈女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温庭筠《更漏子》），如今都成了“中国梧桐”。
这不是单纯的将错就错，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弱者从来就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从名字的此消彼长上面，可以看出帝国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力量对比已然失衡。不言而喻，这种此消彼长其实就是一个“告示贴”，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
上海乃至中国已被清晰地纳入了西方时空。
上海梧桐街道风情
现代转型的被动应对
说到中国近代的历史，谁也不能忽视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大危机。
从国家竞争上说，这次大危机是这个内部危机日趋严重的封建帝国，败给了有着三百年殖民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从文明的高度上说，这次大危机则是农业帝国文明败给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学者萧功秦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中华文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本身，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陈建利：《从千年文明史看中国大转型》，《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09年11月29日。
被纳入西方时空的中国，不能再玩属于自己的那一套游戏，只能遵从对方制定的游戏规则。而为了不被亡国灭种，它只有启动自己的近代化，乃至进一步的现代化大转型。显然，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外部压力下形成的一种被动应对的大转型。
这就意味着这种大转型是痛苦而又漫长的，就像上海在西方列强的征服下所行经的路线。一个个租界的建立，无疑是屈辱的，是抽在封建帝国脸面上一个接一个的响亮耳光，但这种屈辱却将上海淬炼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而强占梧桐身份的法梧，也在时代的进程中蜕去“原罪”，成为了中西文化交融的代表。
在被列强强占各种租界的屈辱面前，“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批人在用文言文写成的奏折中雄辩地阐述了西方诸国、俄国和崛起的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提出中国亟须‘自强’并加强本国技术能力。然而中国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和思想保守的平民百姓对他们的建议疑虑重重，不少人把引进外文书籍和西方技术视为对中国国粹和社会秩序的威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占上风的一派得出结论，效仿西方实现近代化无异于彻底西化，而中国没有理由遗弃举世无双的中华遗产。”不过，这种争斗至少也表明，在19世纪中叶，中国士大夫集团里虽然只有极少数人——但好歹还是有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已不再处于至尊地位，中国必须去了解一个由相互竞争的列强集团主导的体系”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大转型有了可能。
1861年开始兴起的洋务运动，成了清朝在被动挨打后的一次自我救赎。
这次自我救赎，是由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发起推动的，主要人物是曾国藩和他的好学生李鸿章，以及张之洞、左宗棠等人。而孜孜以求功名却不得的盛宣怀，也在李鸿章的有意栽培下，被推到了帝国的前台，成了“官督商办”的代言人。科举给不了的荣光，洋务运动给了他。
只是，洋务运动虽然追求强国富民，但盛宣怀推行的“官督商办”的模式，却造成了国进民退的局面。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只停留在经济层面，根本没有触碰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它虽然给清朝带来了短暂的兴盛，但很快就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尤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精心打造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洋务运动的缺失。他们认为，光学西方的船坚炮利也不够，还应该在政治制度上有所改变。“当洋务的发展将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说是变革，其实也是一次博弈、一种妥协。这既需要利益追求者的忍耐，也需要既得利益者的宽容。当两者的需求错位，或者根本就是一方“咬定青山不放松”，改革包括改革者的命运就会变得隐晦不明。
只是，当现代化成为时代的选择或者要求时，偶尔的失败甚至是一连串的打击，都已经阻止不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潮流。这就像大江大河中，总会遇到礁石的拦阻，但这绝不意味着奔流就此被掐断而束手就擒；相反，它们往往会报之以更大的风浪。
从洋务运动开始到今天，经历了150多年的时间，上海开埠也170年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努力未曾断绝。学者萧功秦曾将这段历史划分成六个阶段，可以总结为六次转型：“一是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爆发表明这一专制化运动的失败。二是从1911年到1913年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第六次就是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陈建利：《从千年文明史看中国大转型》，《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09年11月29日。
转型并非到此为止。而改革的脚步，也不会停息。
这总能让人想起南宋诗人杨万里所写的那首七言绝句《桂源铺》：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与转型同步的天平
谈中国的现代化大转型，不能不提的就是上海。而上海的天平，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天平”是今天的叫法，它是上海的一个社区，位于上海徐汇区东北部，东起陕西南路，西抵天平路、华山路，南临肇嘉浜路，北依淮海中路、复兴中路。风靡上海的欧陆风情街的衡山路几乎就是它的内马路。它的总面积只有2.68平方千米，算不上有多大。不过，它的形成，却和中国现代化转型基本同步。而它的前身，差不多都是当年法国人越界筑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