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时的石狮人来说，1984~1985年的确是一个黄金岁月的开始，凡是有些生意头脑的人都通过各种办法一夜致富，一种无法遏制的激情没日没夜地燃烧着这个不过巴掌大的小镇。
献出咱的一切
付出咱的心血
天下一定是咱的
——闽南歌曲《天下一定是咱的》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属于青春的记忆，每个青春都曾蕴涵过所有的激情，一个城市和区域也是如此。
回首1978年到1984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浪潮的撼天啸声，石狮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闽南小镇无疑走过了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青春岁月。这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正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所言：“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
有谁能够想到，在不过短短5年的时间里，石狮人就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复活，那些昔日百无聊赖或是只能在夹缝中用指甲攫取财富的人们，用自己的双手证明了一个时代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把自身的命运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紧紧连接在一起，即使这种行为常常表现为一种本能，但同时也注定了，日后他们的每一次飞跃与徘徊，也将与时代同步。
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当地企业家曾在自己事业最火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石狮有什么？一没有资源，二没有交通，最宝贵的只有人。”此时的他，或许已预感到了激情过后的某种危机。
显然，当时能听懂这句话的人并不多。进入1984年后的石狮还没有时间理性地思索未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既然春天已无可置疑地来了，那么同时也意味着，一场没有预约的夏天也要降临了。
与小镇石狮一样，进入1984年后的中国突然被一种热烈而骚动的气氛所感染，仿佛北方漫天飞舞的柳絮，所有人都置身于这个令人多少有些头晕目眩的季节，在这种气氛的鼓舞下，人们的节奏都加快了。
“你下海了吗？”这是当时人们见面时最常用的问候语，当得到肯定的答案时，彼此都会会心地相视一笑，与其说这是一种试探，不如说是一种兄弟般的鼓励。那个时候，“谁谁又下海了”的话题几乎成为北方每一个家庭的谈话焦点，仿佛日夜浇灌着每一个普通人心胸的甜浆。
这一年6月，一股浩浩荡荡的创业大军杀向一个共同的地方：海南岛！无数有志青年以及再也耐不住寂寞的知识分子都仿佛受到了时代的感召，以不亚于当年的年轻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心情拥挤在南下的一列列火车里，前方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每个人都恨不得插上翅膀，人们脑海里只有一个词：“淘金”。似乎谁最先能赶到海南岛，就意味着谁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先行一步的石狮人用不着去那个热得发烫的小岛，就已经尝到了这股甜浆的味道。在很多石狮人的记忆中，一定对20世纪80年代位于广州的石狮一条街留有印象，与当时中国大批神通广大的倒爷一样，一些石狮人开始奔赴广州。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珠江边的一条潮湿、阴暗、充满着咸腥味的小街上，操着谁也听不懂的闽南话兴奋地大叫着，他们把从家乡带来的刚刚做好的衣服在广州市场上卖掉，转身又把广州的货物拿回家乡的市场上去卖。这支特殊的队伍或许是日后石狮人跑全国的先行者，与那些倒爷不同的是，他们手里没有批条，没有任何背景资源，他们有的，只是对于财富的渴望，以及为一笔货物可以几天几夜不合眼的吃苦精神。很多年后，有更多的石狮人继续奋战在广州，他们所经营的仍然是家乡的服装和一切与服装有关的配件，也正是他们把“石狮”这两个字眼儿一次次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传播。
这群人无一不是热爱家乡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时无刻不渴望亲近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但现实又使他们明白，没有今天的付出，衣锦还乡的好梦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或许他们一次次从返乡的华侨祖辈身上感受到了这种激励，唯一不同的是，这一回他们不用再下南洋了。
这个时候的石狮人与温州人非常相似，他们已习惯于走出家门，一次次磨炼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北方的人都还记得这样一幅景象：一群精瘦的南方人携家带口来到自己的城市，他们做着一切最卑微的行当：补鞋、钉鞋、弹棉花，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人们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怎样度过北方夏天一个个酷热难耐的夜晚，也不知道他们怎样熬过冬天一个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只记得无论何时，他们都满面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个光顾自己的客人。谁也不会想到，后来这群人不仅把自己的足迹踏遍了中华大地几乎每一个有人烟的地方，而且还漂洋过海到了欧洲、美洲，以至于出国旅游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到自己的同胞。
但也许有一点不同，石狮人似乎比温州人更恋家，他们的每一次外出都是为了最终的回归，他们在旅途漂泊中一次次回眸那片割舍不断的故土，无时不捕捉着来自家乡的每一条消息。从这一点上说，家对于石狮人来说似乎始终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也决定了，无论石狮人的事业做到哪里，都与家乡的起落浮沉联结在一切，与家乡同呼吸、共命运仿佛是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选择。
这种挥之不去的情感日后也将为他们带来一次次成长的烦恼。从这个意义上说，石狮人并不是真正的行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家乡都是他们事业的根基，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或许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发生了一件日后记载于中国企业发展史册的大事，这件事看起来与石狮无关，但从另一个方面却恰恰说明了石狮发展的必然。
在这一天的《福建日报》上，全文刊登了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的联名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他们在这封公开信中说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利是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些厂长、经理所要的权利，不过是企业的人事权、自主发工资、奖金以及按照市场规律的自主经营权。
这封公开信出台的真实过程是，当这封信摆上了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桌后，这位一向支持改革的急先锋马上批转给《福建日报》，还提笔替报社写好了“编者按”，随后福建省委组织部研究后明确表态“不当新婆婆，坚决搞改革，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也配发了相关的“编者按”。于是，一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改革潮流形成了。
就在福建省的厂长经理们汇聚福州为自己的企业发展准备上演一场请求松绑的好戏的时候，石狮人却丝毫没有这样的烦恼，他们只是嫌发展的速度不够快，财富积累得太慢，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强。
值得骄傲的是，石狮的民营企业发展从来就没有花过国家财政一分钱，它们都是彻头彻尾的野生动物，那些经济学家们所反复论证的企业特征从一出生时就具备了，它们从来就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如果那个时候的人们要想真正研究怎么搞活国有企业的话，不妨都到闽南这块地方来走一走，虽然在有些人看来，这里还只是小打小闹，还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有人后来把当时的中国企业分为三种动物：国有企业是圈养动物，乡镇企业是放养动物，民营企业是野生动物。在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里，野生动物生存所经受的考验最大，但同时生存能力最强，最有活力。与当时的珠三角一样，闽南的水土无疑是野生动物最适宜的牧场。
让我们通过1984年的一篇新华社报道回到那个时候的石狮，当时这位记者不无兴奋地写道：“走进石狮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宽阔的街道两旁，矗立着高大的华侨大厦、商业大楼、职工宿舍和医院、影剧院等建筑物，一幢新楼挨着一幢新楼。分布在镇子周围的是羊毛衫厂、工艺美术厂、竹编厂、电子器械厂、布鞋厂、机械厂……宽敞的厂房，先进的机器设备，工人们紧张而愉快的劳动神情，一再使人感到这里的生活在沸腾。”
“经济发展带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为搞好市镇建设创造了条件。近年来，石狮镇上拨款130多万元兴建自来水厂，使全镇有了足够的淡水；铺砌了新路面，解决了行路难和行车难的问题。全镇4000多名待业青年得到了安置，居民住房不断增多，仅去年，新建房屋面积就达6.3万平方米。”
这位记者还注意到了石狮社会生活的其他变化：“如今在石狮镇再也看不到昔日脏乱差的情景了！现在，大街两旁，白玉兰、天竺葵、月季、石榴，一盆盆鲜花盛开，香气四溢。摆放科技、文学通俗读物的书摊，代替了过去的地摊。在宽仁街文化活动中心里，学习室内摆满了报纸、杂志和普及读物，一些青少年正在聚精会神地伏案阅读；在娱乐室，老人们则津津有味地下象棋、打桥牌。活动中心的同志说：过去这里封建迷信活动猖獗，这两年建起文化活动场所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像宽仁街这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全镇共有五个。文化活动中心有阅览室、游艺室，还定期举办歌咏会、科技交流会等。丰富的文化生活，改变了一些人赌博、打架的歪风恶习。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三代都互不往来的邻居，现在握手言欢了。”
事实上，不仅是石狮，当时整个晋江的人们都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创业激情中，各种名目的乡镇企业、“三来一补”企业和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十几岁的孩子都学会了在大人们的厂子里打工，几乎家家户户都动起了跑供销的脑筋，好一派“男女老少齐上阵、全体总动员”的热闹景象。
此时就在距离石狮不远的龙湖，已经悄悄形成了纺织服装、五金拉链和塑料玩具的三大产业集群。
有人从南方带回一批布料，马上分给村里的家家户户，于是能干活的几乎都加入了致富的队伍，老太太缝纽扣，女人们踩起缝纫机，孩子们打下手，都忙得不亦乐乎。有人瞅准村里的一块地就毫不犹豫地盘下来盖起了厂房，村子里没有一个成熟的纺织工人，他们就到江苏等地去大批“挖”，他们不仅学习别人的先进办厂经验，而且连人带布料都一起引了回来。
在之后的90年代迅速崛起的晋江陈埭镇，遍地开花的小作坊把村庄变成了一台台24小时不停歇的机器，人们都开始打起了皮鞋的主意，可以想象，当所有人的智慧都围绕一个普通产品运转的时候，又有什么难题解决不了呢？虽然那个时候这里的人们还不会想到这个小镇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国的制鞋之都。
曾有经济学家把这种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形象地称为“小狗经济”，按照他的理解，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用市场交易关系替代企业内部管理关系，产品的零部件由垄断性内配转化为竞争性外配。
简单地说，几只小狗之所以能吞掉一匹大斑马，关键就靠明确的分工与合作。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一种场景：第一只小狗一上去就咬住斑马的鼻子，无论斑马怎么撞它，它都死死地不放；第二只小狗一上去就咬住斑马的尾巴，无论斑马怎么踢它，它照样死死地不放；斑马前后都无比疼痛，已经丧失了自卫能力，第三只小狗则开始咬斑马的腿，咬了很久，斑马已经站立不住了，猛地倒下，三只小狗便开始置斑马于死地。如果三只狗都东咬一下，西咬一下，是很难制服大斑马的。正因为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再加上绝不动摇，才产生了分工的优势，产生了合作的能量。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新鲜的理论。早在200多年前，一个叫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英国人就注意到了市场经济的分工现象。他认为，劳动分工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劳工分工可以使自己负责的流程更加的熟练，能够增进自己的技能，劳工分工还能减少工作者在工作时候的流程转换，这样可以减少换工作流程所损失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劳工分工使自己负责的流程简化，能方便掌握，而且工作集中在一种特定的事物上能够方便大机器生产的进入，有利于工业化的发展，并带动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他看来，一切阻碍这种劳动分工的制度都应该取消。
亚当·斯密后来被人们尊奉为“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他在自己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这样论述：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使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谁都不是有目的地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但是问题却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