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石狮的企业家后来在谈起这段往事时选择了沉默，我们不知道他今天是否仍感到遗憾，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可以肯定，大多数企业还会作出同样的选择，毕竟当时的中国企业普遍都处于突如其来的亢奋期，昨天的辉煌以及随之而来的自信挥之不去，因此，每个人都将付出成长的代价。
回首中国民营企业30年的起落浮沉，总给人一种云谲波诡、欲说还休的感觉，或许是一种宿命，他们生逢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但事实的另一面是，很多先行一步的企业都倒在了半路。
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投回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命运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个曾经激情万丈的年代。
在1984年，很多日后的著名公司纷纷选择了创业。如果把这一年看做是中国公司元年的话，那么从1992年开始，已经积蓄了一定实力的中国企业很快将显露出资本的冲动，如同一个孩子在还没有走稳之前就已经梦想着飞奔，这一次它们同样是与时俱进，但也同样是有些身不由己。
与突然升温的地产一样，1992年的中国经济同时在股票市场上井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此前一度冷清的大厅突然被挤得水泄不通，上证指数5天之内就从5月20日的616点飙升到1420点，而在一个露天广场上，股民们席地而坐，关注着每隔5分钟就播报一次的股票行情，沸声震天。
在邓小平刚刚视察过的深圳，人们对于股市的热情更是可怕。8月7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公告，将发售新股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发售工作将在两天后开始。公告一出，雪片般的身份证立刻淹没了当地邮局，两天内约有150万人涌向只有60万常住人口的深圳。可谁知原定销售两天的抽签表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苦候两天两夜却两手空空，怒火迅速在深圳蔓延，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炮。一个意外的结果是，这起猝然爆发的恶性事件却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
但另一个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股市的爆棚同时也让管理层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融资能力，正值国有企业无路可走之时，于是有人提出：“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有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也正是这一年，一个国人从未听说过的新名词——“资本运营”迅速走红。
有意思的是，这个新名词的诞生与石狮还颇有几分亲缘关系，它的首创者就是泉州籍的新加坡商人黄鸿年。
这位石狮人的老乡不可不谓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来的也正是时候。此时的国有企业正急切地等待资金输血，都盼望着通过实力雄厚的外资来扭转经营机制。此前的黄鸿年一直在香港和新加坡从事资本活动，被人称为“金手指”。这位“金手指”来到中国马上成立了一家中策公司，意为“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策略”，随后他从山西到杭州开始了一连串针对国有企业的资本收购，实际上，黄鸿年瞄准的并不是已没有多少剩余价值的国有企业，而是些优秀的“种子选手”。
中策旋风很快在黄鸿年的老家泉州掀起高潮，这一次他与政府签订协议，一揽子收购了泉州的全部37家国有企业。1992年8月，中策公司与泉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合资成立泉州中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方以37家国有工业企业的全部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作价投入，占股40％，中策公司出资2.4亿元占股60％。中侨公司拥有大量土地储备，其后的地产经营前景十分可观。随后，黄鸿年又一口气收购了大连的101家国有企业，至此，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组建成了庞大的企业帝国。
到今天为止，中策现象仍然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史上的一道奇观，当时被一些有识之士广为称颂。有经济学家高呼：“中策现象是国有企业重组的有效模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时代产物……我们可以利用中策熟悉国外企业上市的原则和渠道把一些国有企业经过重整后，转换为国际性的企业，陆续在国外上市，更多地吸引国外资金来投入国内企业发展。”
也许是受了同乡大哥的影响，石狮人这个时候也开始动起了资本运营的脑筋，一些企业纷纷加入了一家名叫名流的公司，并把目光指向了事关泉州发展的一座大桥，但其命运却与中策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你进入今天的泉州，可以通过两座桥，一座是不需要收费的泉州大桥，另一座是需要收费的刺桐大桥，而对于这需要收费的后一座大桥，当年参与的石狮企业家已不愿意再谈往事。
刺桐大桥曾经在全国引起轰动，它不仅让国人第一次了解了BOT模式，更重要的，它是中国首例由民营企业完全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方式建设的一个项目，同时也是福建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和泉州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之一。按照泉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刺桐大桥经营期限为30年（含建设期），期满后全部无偿移交给国家。而所谓BOT投资方式，是指政府在一定期限内通过特许协议将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和管理权让渡给项目投资人，当特许期届满后投资人将该基础设施无偿地移交给政府的一种投融资方式。由于这种方式为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开辟了渠道，很多民营企业对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都跃跃欲试，但事实远比理论上的解释要复杂得多。
为了彻底解决泉州人“过桥难”的问题，名流公司与泉州政府合资成立“泉州刺桐大桥开发有限公司”，其中名流公司占公司60％的股份，政府资金占40％，总投资2.5亿元，大桥全长1530米、宽27米、双向6车道，设计日通车量为2.5万辆，是当时福建最大的公路桥梁之一。1995年5月18日，这座大桥在泉州人民期盼的目光中开始动工，第二年底就正式投入运营。
但其后却一波三折。1997年底，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通车，由于刺桐大桥与高速公路相距仅300米且有空闲的连接匝道，刺桐大桥公司为此提出了连接方案，并已先期投资700多万元。而在此期间，泉州市开始投资1.3亿元修建一条横向的牛山连接线，将高速公路与324国道贯通，然后贯通与324国道相连的泉州大桥。为解决“出路”问题，1999年，刺桐大桥公司转而投资4800多万元启动“324国道复线”工程，这一方案得到了省市有关部门的批准。2000年底，当地在媒体上征集2001年为民办实事方案时，打通刺桐大桥连接线成为市民呼吁最强烈的项目之一。
戏剧性的是，就在刺桐大桥连接线打通之时，名流公司却发现已经完工的牛山连接线预留给复线工程的桥洞比原先设计的偏移了20米，而且是一个斜向的桥洞，汽车经过大桥时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段被接成了一条反S形的危险路段，这段接口被当地群众戏称为“水蛇腰”。每当驾车开过刺桐大桥连接线的这段“水蛇腰”时，人们都要打起精神来完成一段惊险的旅程。更雪上加霜的是，到2002年，泉州大桥完成了回收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使命，正式取消收费，从此中国第一个由民营企业以BOT模式发起建设的大型项目——刺桐大桥陷入危机。
对一些当年参与刺桐大桥项目建设的石狮企业来说，这座大桥带给他们的心理影响至今也没有“合龙”。
或许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生存史的真实写照。30年来，我们常常看到，在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国际资本博弈的舞台上，每当他们的足迹开始跨进事关重大利益的敏感领域，等待他们的结局往往是黯然收场，虽然他们有足够的经营头脑，也有办法筹来资金，但却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成功与失败的分野常常出现在某一个不确定的瞬间，那一刻，他们接近梦想的距离看起来是那么近，但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无力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梦想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从这个意义上说，名流公司当然无法跟长袖善舞的黄鸿年相比，后者的中策公司背景极其复杂，除了他本人控股的30.5%之外，李嘉诚的和黄公司、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及美国摩根士丹利等大证券商也是重要股东。显然，虽然前者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名流。
实际上，就在石狮的民营资本企图进入传统投资的“禁区”之时，还有很多鲜活的力量同样在四处捕捉着商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企业正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青春期：保健品企业一飞冲天、气势如虹，一连串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营销手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支撑民族工业脊梁的中国品牌用凶猛无比的价格战在本土与外资公司展开空前的肉搏战，直到打得“洋鬼子”们头晕目眩，无力招架；渐渐的，一个让国有大型企业向“世界500强”冲刺的梦想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共识。
当整个社会都充斥着雄心和激情的时候，石狮也跟着这股狂潮掀起了第一次多元化、集团化的浪潮。可以看出，石狮人对于环境的敏感度堪称一流，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知道外界的消息，而一旦他们认为自己必须要干些什么的时候，也一定会放胆一试，甚至不愿意多想后路。
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安徽有个“傻子瓜子”，当地一个叫年广久的目不识丁的农民，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并且在1979年雇了12个工人，从而引起中国理论界的巨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经典理论，雇工到了8个就是剥削，那么年广久算不算剥削分子？”其实在石狮，也曾经有这样一个炒瓜子能手，不过他的成功是在80年代。
也许今天的石狮人还会记得当地曾经有一个瓜子品牌——阿里山。这种瓜子曾经是中国同类产品中数一数二的品牌，很多人以为是台湾产的，但我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其老板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番经历。当他在福建莆田看到制鞋生意火暴时，就赶忙买了10台绣花机办起了工厂，为鞋面绣花，也制作商标；随后他到四川又与某军区三产合资办瓜子厂，而且从甘肃买原料，在成都生产；再后来他又在四川办起了电脑绣花厂，接着他又投资山东某县级市宾馆，同时搞起了地产开发。
往事如烟，今天我们已无法知道这位“瓜子大王”身在何方，又在干些什么。
透过他的背影，我们却能看到一个典型的闽商形象，他们信息灵通，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捕捉任何稍纵即逝的商机，有时候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已有的收获，而是像只灵猫一样时刻打探着外面的世界。我们无法确认这种商业基因究竟从何而来，却也无法否认，这也是他们的成功要素之一。
如果你进一步了解石狮，今天你会惊奇地发现，但凡是后来那些在中国火起来的行当，几乎没有石狮人不曾尝试过的，而且一度做得不错，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俨然也是合理，或许只是太早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