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城乡一体化道路，直到今天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003年，石狮正式将“把整个市当做一个城来规划”的说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或许我们通过石狮的故事可以找到答案。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历史性的变迁离不开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你是针
我是线
针线永远黏相偎
人讲补衫
针针也著线
——闽南歌曲《针线情》
在所有困扰中国通往现代化的命题中，最复杂、最有争议，也是最艰巨的命题大概非“城乡一体化”莫属了。
这个梦想由来已久。早在1898年，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第一次提出要“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他在序言中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在描述了城乡一体化的前景和内涵之后，霍华德还特意提出了“人民何去何从”的问题。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rnford）1946年为这本书再版写序时对霍华德的城乡一体化思想大加赞扬，说“霍华德把乡村和城市的改进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大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又明确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他主张建立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何地方都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
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历史的原因，随着城乡二元格局的诸多矛盾不断显现，城乡一体化的思潮开始涌动，但中国到底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城乡一体化道路，直到今天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正如列宁所说，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或许我们通过石狮的故事可以找到答案。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历史性的变迁离不开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如果你来到今天的石狮乡村，一定会看到这样一幅宁静而祥和的景象：这里没有你想象中的杂乱，整洁的街道，但并不太宽，在婆娑绿树的掩映下，一幢幢富有闽南民俗风味的小楼随处可见，细微处点缀着各种精美的雕塑。村子里看起来人不多，老人们悠闲地躺在树荫下的藤椅上打盹，孩子们放学后欢快地在体育场上跑来跑去，偶尔会看见有人在村口的游泳池里嬉水。
恍惚之间，你会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你所看到的乡村，既保留着传统的气息，又散发着文明的馨香。如果你再多走几步，就会看到村子里的家族祠堂整修一新，院前一尘不染，学校和图书馆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这时候的大多数老人也许正在老年活动中心打发时间，日暮时分也不见年轻人回来，他们或者在城里呼朋唤友，或者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忙着挣钱。
如果你要和村里年轻的书记拉家常，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奉陪；而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大多挂着一张本村的建设规划图，仔细一看，不仅连每一条小路和绿化形式都画得清清楚楚，而且还有清晰的功能划分，有工业区、农业区、居住区、公共活动区等等，这些规划大多出自专业人士之手，但同时凝聚了当地村民的集体智慧。在一个村子里，我们还看到了专门为三峡移民修建的小楼。
到了晚上，老人和女人们坐在灯下休闲；城里的孩子们经常会回来看看，有时候也带朋友来，大家坐在二楼的宽敞露台上边喝茶边欣赏夜色，树上的小鸟会不请自来，清风吹来，芳香扑鼻。
假如时光倒流到20年前，你看到的也许又是另外一幅景象：村子里没有一条像样的小路，到处是乱哄哄的猪圈，臭气熏天，污水横流，即使有的侨眷人家盖起了漂亮的楼房，也不得不矗立在极不和谐的环境中，所有的村庄总共没有几所小学，最穷的人家的孩子连裤子都没得穿。
而到2007年，石狮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3%，农民人均收入突破万元，位居全省第一（当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5467元，石狮比全省的平均水平多了近1倍），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让我们不妨先从2002年的初夏说起，实际上，就在闽派服装在空前的竞争压力下突围之际，新一届政府也正在推进一场重振城市雄风的变革，而这场变革首先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
走在今天的石狮，我们时常可以隐约感觉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这片涌动的热土上，始终活跃着三支强大的力量：一支是高效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他们的所思所想在于“如何经营环境”，最大限度地挖掘城市的潜力；一支是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产儿；另一支则是无以计数的民众，他们往往是文化的先导。一旦三种力量在某一个时段内聚合到一起，形成“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的优势互补，势必爆发出难以估量的效果。可以说，三股力量谁也离不开谁，谁都离不开脚下的这方水土。
其实，2002年就是这样一个精彩时段的开始。当时的形势并不容乐观，以晋江为代表的周边地区正在迅速崛起，企业正处在新一轮的调整期，“今后的石狮如何奋进”，成为政府首先思考的命题。
审时度势之后，政府首先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长达3个月的重振雄风大讨论，明确提出重塑两个品牌：一个是福建省综合改革试验区，另一个是中国服装名城。8月10日，市委三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隆重召开，最基层的村长、村书记全体出席，正是以这次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全体总动员的会议为起点，石狮人开始了世纪之初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影响至今。
随着“四市三海”战略（工业立市、商贸兴市、旅游旺市、科技强市；爱海、用海、养海）的提出，石狮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财政收入三年翻了一番，服装产业获得新生，仅中国名牌就有38家，其他省级著名商标有近170家。随着一个个大型工业项目的开工，石狮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港口的能量日益显现，也由此为政府推进城乡一体化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至于在2006~2008年这最近的连续三年内，政府每年从财政投入5000万元专门用于扶持重点村的建设。
实际上，这场城乡一体化的变革并不是一夜之间得来的事情，政府的努力一直贯穿了建市以来的整整20年。
1992年春节的一天，石狮有名的“穷棒子村”祥芝镇前厝村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市长带领五套班子和经济局、土地局、工商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到此现场办公，但眼前的景象却令所有人终生难忘：28户人家100多号人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全村没有一所完整的房子，没有医疗站，也没有一家食杂店，蚊虫飞舞，草蛇横行。新中国成立以来，全村没有出过一个大中专生，初中毕业都算是文化人了，去年刚娶进5个女人，其中两个弱智、一个盲人、一个跛子。
这个例子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极端，毕竟不是每个村子都这样，但它却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的国情。
曾几何时，“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成了人们评价中国现实的一句口头禅。每到春运时节，所有公路、铁路、水路、机场都汇聚成了人流的海洋，仅2007年持续40天的春运期间，全国旅客流量就达到22.54亿人次，几乎相当于整个国人都在两个地点之间往返了一趟。而在这波涛汹涌的人流中，主力军依然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兄弟，他们背负着大包小包奔向每一个终点，然后又在短暂的团聚之后赶回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起点，即使这样，每年仍有大量农民不得不滞留他乡。
与其说这些农民是为了生存而走进城市，不如说他们是因为向往美好的城市生活而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巨大的城乡人口落差和经济落差如同头顶的悬河一般始终让决策者们难以入睡，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只能任由这道悬河自发地在民间奔流。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历来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我们不难想象：令人生畏的交通，破败的家园，年轻人成不了家，没有自来水，点着煤油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年时揭不开锅，一家人坐在炕上嗷嗷待哺，很多人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日子。
更令人担忧的是，贫穷往往压弯了人们的脊梁，枯竭了情感，麻木了心灵，一种不可避免的恶性循环每天都在上演，这就是为什么西部的很多贫困县争戴“扶贫县”的帽子，甚至以吃救济粮为荣。因此，作为政府来说，当然有扶贫的责任与义务，但更重要的是重新点燃人们对生活的激情。
前厝村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难堪，他们外出时都不愿说自己来自哪里。就在他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石狮政府当场采取了六条措施：一、把对前厝的扶贫问题摆上市、镇的议事日程；二、由经济局来规划，包括山、田、水、电、路、果林和企业；三、立即组织生产，这里有石头、沙子，先补助5万元，并由市财政拨2万元买碎石机；四、春节后医疗部门进村送医送药，定时义诊；五、儿童一律免费上学，办夜校扫盲；六、原来的村子地势低洼，不适合居住，迁村。还有一个细节是，很快前厝村办起了制衣厂，但政府只是借给他们5万元钱，而不是送。
前厝村的故事其实只是石狮政府扶贫的一段插曲，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在一开始扶贫时理念的火花。
首先，政府财政向贫困乡村倾斜，虽然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其意义无异于雪中送炭；其次，从规划入手根本改变整个乡村的功能布局，而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简单地修修补补；其三，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让扶起来的群众以后自己走路；其四，着眼于长远发展，提高村民素质。应该说，这种系统解决问题的理念直到今天仍是其他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之道。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比较系统地阐述过中国乡村社会的运行体系。他发现农业和游牧业或工业不同，农业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农民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如何打破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封闭而隔膜的格局，恰是城市化的应有之义。1988年，迎来建市的石狮从原有的2平方公里突然扩大到160平方公里。可以想象，一边是人声鼎沸的城市中心，而另一边则是广大的落后乡村，一面要改善城市的基础环境，另一面又必然要考虑乡村的快速发展。因此，对于刚刚成立的政府班子来说，首先要进行的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中，石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以城带乡，以富帮贫，城乡一体，共同富裕”的思想。可以说，石狮建市之初，就是探索城乡一体化滥觞之时。
那么究竟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呢？石狮政府首先体现出了超前的规划意识和大局观，他们开始着眼于整个160平方公里进行全面规划，提出“三星拱月”的基本格局，“三星”是指沿海三镇，“月亮”是指原有的城市中心。事后证明，这种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思想直接关系到石狮未来20年的发展。直到20年后，国家才正式颁布《城乡规划法》，把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贯彻到规划中来。
在规划中，沿海的每个镇都有自己的特色：蚶江镇以发展服装、电子、海运为主，近码头一带建成10平方公里的港口小城；祥芝镇以发展纺织、制造业、渔业、水产加工业为主，近码头一带建成18平方公里的港口小城；永宁镇以发展旅游、娱乐、房地产和高新技术为主，建设一个10平方公里的滨海小城。虽然后来各镇事实上的产业发展与规划有所不同，但这种规划其实已经打破了城乡的藩篱，随着基础设施的推进，每个镇都感到了城市的魅力。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规划对区域发展的战略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只有城市规划，很少把乡村纳入规划的范畴，这种局限性严重制约了乡村的经济发展，以至于城乡二元格局愈演愈烈。客观地说，建市后的石狮面积并不大，发展空间有限，但石狮人却善于把劣势变优势，“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这种理念也为他们后来提出“把整个市当做一个城来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石狮正式将“把整个市当做一个城来规划”的说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且在概念规划中首次提出“城乡一元发展”的理念，应该说，这种升华与建市之初的“三星拱月”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历史意义在于，随着石狮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石狮人的眼里，城乡的概念分野已经悄悄消失了，一场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在经过了15年的推进之后正迎来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