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石狮正是靠一个个小洋货走进了内地的千家万户，什么电子表、蛤蟆镜、三洋录音机、长筒袜、打火机、电动玩具，应有尽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内地家庭都曾享用过石狮的小洋货。
为你提出男儿的本性
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
——闽南歌曲《男性的本领》
1980年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应中国官方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国，此时的中国刚刚走出一段噩梦般的岁月，市场经济对于所有人来说几乎还是一张白纸。
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问道：“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弗里德曼显然受到了惊吓，他只好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其后，弗里德曼又先后两次来到中国，目睹中国的变化，他不无调侃地说道：“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意思的是，30年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奇迹，但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完整解答其中的奥秘，也许是中国变化的速度太快，人们还很难从这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中总结出相应的理论，中国的经验到底是什么，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哥德巴赫猜想”。
弗里德曼后来在自传《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在我198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曾经向相对自由的社会过渡，在毛泽东去世、邓小平继位后，中国正在试图扩大自由市场的作用，第一个迈出小心谨慎的步伐，中国的试验几乎才刚刚开始，他们还会回到从前吗？”
事实上，如果有人想探究中国这场试验成功的历史之谜，不妨把目光首先投向20世纪80年代初的珠三角以及温州、闽南一带。20世纪80年代初，当很多人还羞于谈论“市场”这两个字眼儿的时候，正是在这些偏僻的乡野，一群挣脱土地的农民昂首挺胸地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不过这一次他们手里的武器不再是玉米和高粱，而是一件件充满魔力的小商品，他们的耕作第一次来到了市场经济的田野上。而这片杂草丛生的田野，当然是1980年的弗里德曼先生所无法看到的。
时隔多年以后，走在石狮凌晨2点依然火暴的闹市街头，当我们惊异于这座小城所特有的活力之时，仍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个闽南小镇一跃成为中国服装业版图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产业高地，要知道在1978年这里不过只有一家不起眼的小裁缝店，而所谓的估衣摊一开始也只不过是几条长凳和一张床板的组合，其中的奥秘到底在哪里？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特殊政策的惠顾，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小镇最兴旺的时候，也连一条通往周边的像样公路都没有，他们又是凭什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呢？
解铃还需系铃人，或许答案就隐藏在普普通通的石狮人身上，就在闽南这块散发着独特气息的土地上。
要想解答这个石狮之谜，还是让我们先做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把镜头推向80年代初的中国景象。
当全体中国人刚刚走出灰暗的“文革”时期，依然还生活在一个色彩极其单调的世界里的时候，还没有多少人能真切意识到将会到来的是怎样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几亿中国人的衣柜里，绿、蓝、黑、灰等几种颜色的衣服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能够拥有一件“的确良”衬衣已是一种时尚，小孩子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才能穿一次新衣。年轻人结婚的时候，能够一次性配齐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已经是很知足的一件事情了，当时很多家庭还不敢奢望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
也许有人还记得1984年的中国曾经放映过一部名叫《街上流行红裙子》的电影，这部片子刻画了一位纺织女工作为劳模与她的爱美之心的矛盾冲突，整天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的她因为一次穿上了朋友的红裙子而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就在这个时候，石狮市场的喇叭裤已经流行有些日子了。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当内地的家庭欢呼雀跃地买进一台小黑白电视机时，石狮人早在1979年就已经享用上了华侨带回来的彩电，提前进入了人们渴望中的现代生活。
今天的年轻人已无法想象20世纪80年代一件小商品带给人们生活的巨大冲击力，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人们对海外过来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感到兴奋不已。事实上，80年代初的石狮正是靠一个个小洋货走进了内地的千家万户，什么电子表、蛤蟆镜、三洋录音机、长筒袜、打火机、电动玩具，应有尽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内地家庭都曾享用过石狮的小洋货。
此时的石狮俨然是茫茫物质沙漠中的一片商品绿洲，正是这种巨大的落差使石狮人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也在“小香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论外面的人们抱着怎样的心态和眼光打量自己，石狮人似乎认准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
80年代初，在今天石狮的新华路、大仑街以及中百、钟表商店附近的中心地带，已经出现了繁华的侨货市场，在这些市场上不仅有华侨带回来的各种洋玩意儿，而且有很多刚刚下船摆渡过来的小洋货，一开始这些商品只是迎来周边地区人们的光顾，但很快一传十、十传百，远方的人都知道了福建有这么一个自由市场。在一个商品极度匮乏的年代，可以想象，人们一定都是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一次次踏上石狮这片传说中的土地，或许在他们眼里，这个小镇干脆就是资本主义的天堂。
女作家舒婷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80年代初这里是中国最早的自由市场。潮湿的石板一条街，毗连乌压压的大棚，公开卖的是各种香港货，从丝袜、旧衣服、风油精到邓丽君的录音磁带，冷不丁就会被人神秘地拉进更潮湿更阴暗的青苔僻巷，兜售走私来的家用电器。多少有机会到南方出差的干部官员、作家学者都千方百计往家里捎电视机和收录两用机。火车的行李架上，塞满了这些纸皮箱，马马虎虎包一层旧报纸遮掩，就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运往四面八方。”
其实与石狮一样，80年代初中国还有一条小街也同样因为独特的商品优势而异常火暴。那个时候但凡是去深圳的人都会去沙头角一个叫中英街的地方，吸引人们前往的同样是价格低廉而又新奇的商品。
据一位沙头角的居民后来回忆，当时每天到中英街的游客真是不计其数，他们忙得连把客人给的钱放好的时间都没有，而收回来的钱只能随手扔在柜台后面的地面上，踩着满地的钞票工作。当时每天店铺关门后，也不像现在要商店自己把钱拿到银行去，而是银行会派专门的车辆和人员，带着点钞机到中英街来逐家存款。所以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不到沙头角不算来深圳。
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二者截然相反的结局：20年后，当年被人们称为“小香港”的石狮依然是人流不息，而中英街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是过去时了，现在的中英街门可罗雀，人们只能在昔日火暴的商铺里卖些杂货和日用品。的确，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一个黄金时代就这样匆匆过去了。
至此我们可以说，石狮和中英街虽然远隔千里，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旺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二者结局不同的真正根源在于，石狮人并没有满足商业资本的积累，而是很快开始进入了产业资本，如果说石狮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小香港”是时代送上门来的一次机遇，那么其后石狮人纷纷走上仿造洋货的新路，则是他们主动抓住了机遇，也成全了日后的石狮。
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有人看到香港的衣服在市场上好卖，马上买几块布料回家照着样子做起来，你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一时做不来就拆开样子比着裁，很快有人在镇上办起了裁缝学习班，人们把自己的家当做工厂，虽然这些工厂后来被称为“小作坊”，但如果没有这些小作坊，石狮后来的服装产业又怎能发展？衣服做好以后，到街上买个写着洋文的商标缝上，一转眼就拿着土制的洋货到市场上叫卖，尽管可能连线头都没有缝好。
中国人的仿制能力在那个阶段的石狮人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或许在当时的石狮人眼里，没有什么是自己琢磨不出来的东西，他们敢于尝试一切新鲜事物，什么都有兴趣动手捣鼓捣鼓。很快，有人甚至连手表这种高科技的玩意儿都敢做了，他们想办法从香港和广东进来各种配件，一番折腾之后，组装成的手表照样可以运转，而且同样在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
很多人后来把石狮的快速发展简单地归结于小洋货市场的存在，这种结论似乎并不全面。
否则我们就很难回答这样一个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走私的浪潮几乎席卷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每一个有条件的地方，但事后证明，并不是所有的走私区域都成了制造中心，有的区域甚至因此而一蹶不振，而石狮人却在淘得了第一桶金后又马不停蹄地出发了。虽然无可否认，商品市场的超前发展的确培养了石狮人的市场意识，但如果你知道石狮人在“文革”时期都敢于造毛主席像章，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一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启动期主动走向制造业的道路。
事实上，80年代初刚刚苏醒的石狮不经意地完成了惊险的一跃，这一跃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商品价值到商品价格的实现，而是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的一跃，当经商的基因和做实业的冲动混杂在一起，彼此互相推助，石狮人在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同时，也从此拉开了中国服装名城的序幕。而在制造业这个更广阔的舞台上，石狮人的最初表现同样像是一个个斗士。
或许这惊险的一跃并不像我们今天所回顾的那样简单，在此我们通过讲述一个个背影来再次回到80年代初的石狮，回到一个曾经风云的年代。正是有了一批人的前赴后继，才唤醒了更多石狮人的经营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结局如何，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播种者，一个时代的拓荒人。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到，早在改革开放后不久的1981年，就已经有石狮人的身影出现在广交会上。这个创办于1957年的商品交易会每年春天和秋天在广州举行两次，几乎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的经常性平台，汇聚的商品都是当时国内层次最高、最新潮的品类。
这一年春，一个石狮农民只身来到当时中国最活跃的商业城市——广州，不过这一次他并不是来开眼界的，一个大胆的想法让他激动得彻夜难眠。再过几天，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就要在这里召开了，在此之前，他已经软磨硬泡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外贸部门的同意，现在见真章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在简陋的旅馆里，他一次次抚摩着自己软底缎面的童鞋，这一双双可爱的童鞋浸透了他的心血，是他连续几个月熬到半夜在家里一次次反复设计出来的。
让我们记住1981年这个时间点，因为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才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指出要建立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更难以想象的是，一家农民个人创办的企业居然要在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广交会分一杯羹。
但这个看起来土了吧唧的农民还是壮着胆来了，并且一家美国客商一口气就和他签订了数额不小的订单。这位当年的美国商人一定不会想到，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将一次次遭遇曾经站在自己面前的异国农民兄弟的挑战，更不会想到，就是这些赤手空拳的中国农民，日后会高高举起“中国制造”的旗帜。
事实上，这位农民的第一笔生意并没有赚到钱，拿到订单后，他马上召集了20多名工人，在一场急风骤雨的培训之后开工了。那段时间，他一天24小时连轴转，跟着工人一起日夜加班加点，为了保证工艺质量，他不惜工本，等完成数量后一算账，他知道亏了，但他同时也清楚自己赢得了一种东西——信誉。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在晋江一带随处都可以听到，为了赢得市场的那张入场券，几乎每一个日后发展壮大起来的制造企业都做过巨额亏本生意，都当过这样的“傻子”。
有人率先打开了外销市场后，石狮的乡镇企业第一次迎来了春天。在随后的几年里，石狮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工厂，它们搬出条件简陋的牛棚，取而代之的是十几间标准厂房、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进口生产流水线，频频前来参观的人们在这些工厂里惊奇地看到了来自日本的平缝车、双针车、高头车、电脑机、自动切织带机、拉链机、万能绣花机以及软箱包整套生产流水线。这几乎包容了当时行业引进国外现代技术设备的最高水平，也似乎预示着石狮的服装制造业正以空前的速度引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但我们今天更感兴趣的还是石狮人搭建平台的能力，用后来时髦的话讲，叫制度创新。一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晋江一带的工厂都戴上了乡镇企业的“红帽子”，为了赢得市场，几乎没有石狮人不能想到的办法，一个简单的创意可以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同样，体制上的风险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唯一的想法是做大，再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