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弗兰克
本文选自奥地利精神医学家、维也纳精神治疗法第三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克多·弗兰克博士的《活出意义来》一书。弗兰克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集中营——奥斯维辛里的一名俘虏，俘虏编号为119140。他在牢狱生涯里发明了“意义治疗法”。弗兰克的双亲、兄长、妻子，不是死在牢营里，就是被送入煤气间，一家人只剩下他和妹妹。《活出意义来》就是这样一位几乎丧尽一切、历劫归来的生还者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记录。
“无论处境多么悲惨，我们都有责任为生命找出一个意义来。”这是弗兰克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意义治疗法”的精髓。弗兰克在奥斯维辛度过的第二夜，在疲惫已极的熟睡中被一个醉酒舍监的陈腐歌声吼醒。短暂的寂静之后，他听到一支小提琴幽幽地奏出一首凄怨欲绝的探戈乐曲。弗兰克不禁随着琴声掩泣，因为，当天正值一个女子的24岁生日，她身在奥斯维辛的另一区，与弗兰克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她就是弗兰克的妻子！承受着如此悲痛的作者，不仅自己对生命的意义坚信不疑，还关爱着他的难友们，劝导难友“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不论经历了什么，都可以成为来日的一笔资产”。他认为人类的生命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有其意义。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
在这种对生命意义的顽强信仰中，弗兰克写到：“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一个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无可替代，自然容易尽最大心力为自己的存在负起最大责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盼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无法抛弃生命。”
人的确有选择的余地
我从这种心理学的精神病理学的角度，试着解析集中营俘虏的典型特征，很可能使读者错以为人是完全且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环境。然而人的自由呢？在面对任何既定环境时，人的行为反应当中，难道毫无精神自由可言？有个理论说，人不过是许多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条件与环境的因素支配下的产物，这种说法，难道是真的吗？人真的只是这些因素凑合下偶然的产儿吗？更重要的是，以俘虏在集中营那种社会里的反应和表现，能够证实人逃不脱环境的影响吗？人在面临这种处境时，难道就别无选择的余地？
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根据原则，也可以从经验方面来做答复。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显示出人的确有选择的余地。有太多太多的实例（多具有英雄式的特质）足以证实：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
在集中营呆过的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间安慰别人，并把自己仅余的一片面包让给别人的人。这种人即使寥如晨星，却已足以证明：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有待抉择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有的。每个日子，无时无刻不提供你抉择的机会。而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仅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真我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境遇的玩物及槁木死灰的典型俘虏。
从这个角度来看，营中人的心理反应，显然比起某种生理及社会环境下的单纯反应要来得意味深长。即使像睡眠不足、缺乏食物和繁重的精神压力等这些情境，可能使人联想到营中人非以某种方式来反应不可，但若分析到最后，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因此任何人就是处在这种情境下，根本上都可以凭他个人的意志和精神，来决定他要成为什么样子。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他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他们的痛苦和死亡，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丧失。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活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活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活就无法完整。
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与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与禽兽无异。险恶的处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思虑都太超凡脱俗，太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确，有能力达到这样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实在寥寥无几。集中营众多俘虏当中，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然而，即使只有一个实例，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在力量，可使人超越于外在的命运。这种人，并非只有集中营里才有。在世界各地，人处处都面对着命运的挑战，面对着经由痛苦而获成就的机会。
且以病人——尤其是罹患绝症者——的命运为例。有一次，我读到一封由某个半身不遂的年轻人写给他朋友的信。信上说，他刚获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使动手术也终归徒劳。他又说，他看过一部影片，里头有个人以勇敢和尊贵的方式等候死亡。当时，他觉得能那样迎接死亡，实在是一大成就。如今——他写道——命运也给了他一个类似的机会。
这部影片，名叫《复活》，是由托尔斯泰名著改编的。几年前观赏过的人，想必也有过同样的念头。影片中所见，都是伟大的命运和伟大的人物。至于我们这些观众，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命运，也没有机会去成就这种伟大。电影散场之后，我们走人附近一家咖啡屋里，一杯咖啡一份三明治落肚后，那些曾一度掠过脑际的形而上学思维很快就被我们忘到九霄云外。然而，当我们亲身遭遇一个伟大的命运，当我们必须以同样伟大的精神下决心和它周旋到底时，无奈，我们早已经忘怀多年前的青春决断，只好颓然退下，竖旗投降。
也许有一天，我们再看到同一部或类似的影片。然而在此之前，可能早有其他影像掠过我们的心眼，为我们展现出多少生命斗士其远超乎区区一部电影所能展现的丰富成就。我们可能想起某个独特的人，想起他伟大的内在所曾散发出来的点点滴滴，正如我时常想起集中营一名女郎的事迹一样（我亲眼看到她死去）。她的事迹十分简单，简单得不足一道；读者听了，也许会以为是我杜撰的，然而我却觉得这仿如一首诗。
这位女郎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然而当我同她说话，她却显得开朗而健谈。她说：“我很庆幸命运给了我这么重的打击。过去，我养尊处优惯了，从来不把精神上的成就当一回事。”她指向土层的窗外，又说：“那棵树，是我孤独时唯一的朋友。”从窗口望出去，她只看到那棵栗树的一根枝丫，枝丫上绽着两朵花。“我经常对这棵树说话。”我一听，吓了一跳，不太确定她话中的含义。她神志不清了吗？她偶然会有幻觉吗？我急忙问她那棵树有没有答腔。“有的。”“答些什么呢？”“它对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营中一日，长于营中一周
我已经说过，营中俘虏的精神状态，与其说是一大堆条分缕析的精神物理学因素所促成，毋宁说是自由抉择的结果。从心理学立场来研究俘虏，我们已知：唯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问题是，这所谓的“精神防线”，会是或应该是什么？
曾在营中呆过的人，每谈及当时的经验，都一致宣称最令人颓丧的困扰，就在于无从知道那种非人生活将何时了结。获释的日子，遥不可期（在我的营里，连口头上谈论此事，都毫无意义）；每个人的监禁期，不仅不能确定，更是毫无期限。有位专门做研究的知名心理学家就曾指出：集中营的生活，可称为一种“暂时的生存”；我们倒可以进一步把它称作“一种无明确期限的暂时生存”。
初到一个新营的俘虏，对该营的情况通常一无所知。由别的营辗转回来的人，却又不得不守口如瓶。有些营则只见人进来，不见人出去。可是，只要一进门，所有的俘虏心理上都会来个剧变：不明确之感告终，终局之不明确继之而来。任何人休想预测营中岁月将何时了结，或究竟有无了结之望，因为根本不可能预知。
拉丁字finis，有双重含义：一是终结或结局，一是有待企及的目标。一个人如果看不出他的“暂时存在”将于何时终结，自亦无法朝人生的最终目标迈进。他不再计划未来、安排未来，而这恰恰和生活于正常状况下的人相反。也因此，他整个内在生活的结构将随时改观，衰败的迹象亦将渐渐呈现，并由其他的生命领域（如身体）中暴露出来。在集中营，一小段的时间譬如一天当中由于每一分、每一刻都充满了痛苦和疲惫，感觉上仿佛遥遥无期。较长的时间譬如一个星期却似乎过得很快。当我说营中一日，长于营中一周，许多难友都表示有同感。这种时间体验，多么怪异啊！我不由得想起汤玛斯曼的名著《奇峰》（The Magic Mountain）。在《奇峰》一书里，疗养院的一群肺结核患者也有类似的心理状况。他们同样不确知何时可以解脱，同样活得没有未来，活得茫无目标。
有名俘虏曾告诉我，他抵达车站后，随着长长的队伍步行到集中营，当时只觉得好像是走在自己的出殡行列里似的。他的生命仿佛早已死去，犹如过眼云烟，毫无未来可言。这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更因为其他两个原因而更加强烈：在时间上，营中岁月漫无期限，最令人刻骨铭心；在空间上，居住范围过于狭窄，又令人透不过气。铁丝网外的一切，不仅遥不可及，更显得亦幻亦真。营外的人事物及一切的正常生活在俘虏眼中简直恍如隔世。
人一旦因为看不到未来而自甘沉沦，便容易有满腹的怀旧愁思。在本书前面，我们曾提到营中人喜欢回味过去，借以忘却眼前的痛苦，现状因而变得较不真实。可是，除去现状中的真实特点，很可能伏下一个危机：当事人势必容易忽略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而且可堪运用的机会。把目前的“暂时存在”（Provisional existence）当成虚幻不实的存在——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使俘虏丧失其生命力的一大重要原因。人一旦有了这种态度，任何事物在他眼里都显得毫无意义。他忘了艰困的外在环境通常能给人一个机会，让人超越自己，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成长。他不把集中营的困境看成是考验内力的试金石；他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反而轻蔑它，当它是无足轻重的玩意儿。他宁可阖上眼皮，沉溺于过去。这样的人自然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
当然，有能力在精神上达到崇高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但这少数几个，都有机会表现其人性的伟大（即使是借着世俗眼中的死亡或一败涂地来表现这种伟大）。这样的人格，若是换上普通的环境，必然造就不出。至于我们这些泛泛之辈，或许该听听俾斯麦这段话：“生命好比让牙医治牙痛，你老是以为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实际上早已过啦！”照这句话改变一下，我们也可以说集中营内大多数的俘虏，都相信生命的真正机运早已消逝。其实，现实中永远有着机会和挑战。人可以战胜这些经验，把生命扭转成一个内在的胜利；也可以忽视现有的挑战，茫无目的地过一天算一天——正如大多数俘虏所表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