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中央市场像是用复杂的积木拼凑起来的，它戴着庞大的穹顶，却显得低矮和庞大，加上黄颜色的色调，如同是一个巨大的荷包蛋摊在了地上。
金边虽然拥有着数百年的历史，以及王宫、独立纪念碑、沃翁山，但对于游客来说，中央市场才是金边真正的中心。市场外车水马龙，市场内人流攒动，这里还是柬埔寨钱商聚集的地方，周围又分布着数家长途汽车公司，到达金边的游客们都喜欢到这里购物、换钱和中转。
我在中央市场西南角的一个停车场登上了一辆去往茶胶（Takeo）的长途车。茶胶位于金边以南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距离海边不到一百公里，距离越南边境只有几十公里。
谈到城市的时候，大家往往会想到拥挤不堪、人头攒动的景象，但作为外省省会的茶胶却显示了柬埔寨的另一面。
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只有在一片市场区里有拥挤的人流，出了市场，就很少见到人了。甚至很难说清楚哪里是城市中心：竖着纪念碑的广场上长满了野草，却没有人光顾；在市政厅的门口停了几辆车，同样看不到人；这里的寺庙也像柬埔寨其他地方一样宏伟，僧人却不多见；在码头上，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在等船，以至于一两个小时后，才凑够了七八个人开船。这里的人们大都生活在乡间，对于城市的需求并不强烈，以至于城市看上去只是一个衙门，没有事不用跑进来。
但是，不要因为茶胶现在的空荡就小看了它的历史，实际上，这里曾经是柬埔寨最繁荣的地方之一。
我之所以到达茶胶，是为了去一个叫作昂戈博雷（AngkorBorei）的地方，这个小镇，曾经是吴哥王朝之前柬埔寨的首都之一。
要到达昂戈博雷，必须从茶胶码头坐船，沿着一条运河（15号运河）前行。这条运河有着奇怪的特征：在旱季的时候它是一条河，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它的河道，但到了雨季，雨水淹没了堤岸，运河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湖泊，如果不熟悉河道，很可能把船开到一些奇怪的地方抛了锚。在运河的堤岸上，当地人建立了不少简陋的高脚茅屋，旱季时房子是在陆地上，到了雨季，则仿佛是建在水上。
千百年来，柬埔寨人就是利用无处不在的运河来进行交通，15号运河只是柬埔寨乡间生活的一个缩影。
带有马达和旋翼的船在运河里疾驶，坐在侧翼的人们脸上都被溅上了一层水雾，在运河的两侧，一座座村庄、小镇和寺庙迅速地朝后退去，运河的水并不深，长满了漂浮的水生植物，当地人下水在这些植物上寻找着螺蛳。偶尔在岸边会看到不少的船，那似乎是一个水上的市场，正是这些本地市场的存在，使得当地人不用依赖于城市贸易而生活。
昂戈博雷距离茶胶有二十几公里，坐船用了半个小时。这座建在河边的小镇横跨运河两岸，拥有崭新的寺庙群和发达的贸易船，由于靠近越南，越南的商品就通过当地人的船只源源不断地运来。
不过，说它的贸易发达也是相对的，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难相信，一个叫作水真腊的强大国家曾在这里建都。水真腊统治的区域从这里出发，涵盖了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并一直到海边。水真腊的人们在船上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本领，但奇怪的是，它仍然是一个陆上政权，而没有发展出如同雅典、英国那样的海上文明。
在距离昂戈博雷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头叫达山（Phnom Da），那儿有一座古老的寺庙，最初建造的年代也是在真腊时期，但后来在吴哥时期又被重建过。如今，它的文物早已经被运到了别处，只剩下一个空壳在山顶孤独地眺望着不远处曾经的首都。
当我到达达山的时候，整个山上除了我，只有一位看寺庙的老人，他坐在寺庙的门槛上，仿佛已经坐了一辈子。达山寺庙已经非常破旧，顶部都没有了。从山顶向下望去，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以及河网纵横的土地，一艘小船在只有两三米宽的河道上行驶。这里曾经都属于一个国家，现在却分裂了：从达山望去，不到十公里之外已经叫作越南。
水真腊信奉的仍然是印度教，但现在的人们已经改信了佛教，于是，在达山的山脚下又出现了一个佛教寺庙，山顶上的印度教遗迹和山脚下崭新的佛教寺庙诉说了柬埔寨上千年的历史。
第二天清晨，从昂戈博雷回到茶胶，一群清晨出门化缘的僧人吸引了我的目光。由于佛教国家僧人地位较高，他们的化缘仿佛是赠予，而非祈求施舍。每一个化缘的僧人都穿着橘黄色的僧袍，打着一把黄伞，怀里抱一个化缘钵，如果两个人同行，则一个人持钵，另一个人提化缘袋。当他们走到商户的门口，并不登门，而是静静地伫立在门前等待着。商户里的人会出来，谦恭地把钱放进化缘袋，或者把食品放进钵里，再虔诚地低下头，双手合十，请求着僧人的祝福。僧人们嘴中念念有词，背诵着经文，为施舍的人们祈祷着。
这里的人们没有把施舍当成负担，而是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僧人们也保持着简朴的习惯，依靠供养生存。相比国内，许多中国人对东南亚寺庙的淳朴印象深刻，这也是人们来到东南亚拜佛的原因。
茶胶这样的小城也是吃昆虫的好地方，在唯一热闹的市场里，几个摊位上装着成麻袋的昆虫，有蟋蟀、水虱、蝼蛄、蟑螂、蚂蚱等品种，水虱的价格偏高些。另外一个摊位上在卖一种价格便宜的小贝壳，与一般的贝壳不同的是，这里的贝壳即便已经做熟，却仍然是闭合的，人们要用牙齿把贝壳咬开，里面的贝肉带着汤汁吃起来鲜嫩无比。这种小贝壳是整个柬埔寨非常普及的食品，在任何人口聚集的地方都能买到。我买了一袋贝壳和一袋蝼蛄，边等车边和几个孩子分享着，那的确是可口的美味。
离开了水真腊的故都，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陆真腊的首都。在水真腊的北面，随着越来越远离大海，运河系统也逐渐减少，北方的人们生活在平原上和丛林中，陆真腊曾经的首都三波坡雷古（Sambor Prei Kuk）就隐藏在大片的榕树里。
三坡波雷古的位置恰好处于柬埔寨现在的首都金边和古代吴哥的首都暹粒之间，如果从金边坐车去往暹粒，在恰好一半的位置有一个叫作磅同（Kompong Thom）的城市，距离这座城市30公里远的地方，隐藏着这片前吴哥时期的神庙群。
实际上，这片神庙建立的时候，吴哥王朝已经取代了所谓的陆真腊，他们在这个前朝的首都建立了神庙，后来，又移往了更北方，建立了吴哥窟方圆几百里的遗迹。
为了去往这片比吴哥更古老的神庙，我清晨从金边坐车出发，希望在上午11点左右赶到磅同，再从磅同租一辆自行车骑往三波坡雷古。
由于汽车的晚点，到达磅同时已经接近下午1点，办完住宿手续之后，一位当地人听说我下午还要骑车来回60公里，吐了吐舌头。他告诉我，自己有一辆不错的山地自行车，是一位外国游客卖给他的，他可以租给我。
那是一辆不错的自行车，有八九成新，如果是完全的新车，大约值2000元人民币。在磅同租车是用不着押金的，甚至连查验护照都免了，一切基于信任关系。可是，由于手续太简单，等我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我把他家的位置忘记了，为了找到地方，花了很久时间。
一路上，通往三波坡雷古的道路都有明显的标志，但最后15公里的路却并不好走。这里虽然位居柬埔寨最著名景点之列，却只有一条土路通往神庙，加之我去的时候正在修路，自行车在路上非常颠簸，若非这辆山地车质量不错，我很可能早就散架了。
两个小时后，我已经站在了三波坡雷古的外围。吴哥古迹群大都是石头建筑，但由于这里的寺庙时代更早，所有的建筑都是砖结构的。这让我想起了在越南美山看到的建筑，也意识到，真腊时期和占婆的文化更加相似，只是到了后来的吴哥时代，柬埔寨人（高棉人）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特征，开始兴建巨石建筑。
神庙群分成三部分，分别叫作三波寺（Prasat Sambor）、狮子寺（Prasat Tao）和夜奔寺（Prasat Yeai Poeun）。在狮子寺，一对雄伟的狮子雕像雄踞在唯一残存的高大寺塔门前，相比后来在吴哥所见到的无数狮子，这对狮子的雕工相对简单，但它们却是吴哥所有石狮子的祖先，并且在质朴的刀法下已经显露出仰天长啸的气魄。
相比于其他两组寺庙，夜奔寺的寺庙群保留得更加完整，也更加多样。这里的塔体上还保存着精美的雕刻，这些用砖做的雕刻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时间。这里的寺塔不仅有普通的四角佛塔，还有一种特殊的八角形塔，在别处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佛塔。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塔顶已经长满了野草，有的已经崩塌了，有的塔顶已经开裂，从内部看得见裂缝处闪现的天光，还有的塔已经被巨大的树木彻底毁灭了。在夜奔寺的入口处，有一座被榕树毁掉的寺庙，在巨大的树根下，只有塔门的砖头由于嵌在了树根内，还保持着站立，其余的塔身都已经无存，于是，树根如同一个巨大的门敞开着，迎接着来来去去的人们。
三波坡雷古的建筑大多位于道路的南侧，但是，在道路的北侧却有一座更加令人瞠目的塔。一座榕树的根已经将塔身完全包裹了起来，网状的树根如同一顶奇特的帽子罩在塔上，告诉人们什么是岁月的痕迹。
关于柬埔寨早期的历史，人们很难从高棉文化典籍中找到记载，反而是中国的典籍保留了最多的记述，使得我们还可以通过古人的认识来了解这个国家。
当越南的中部被占婆人所占领的时候，在越南南部、柬埔寨、泰国东部却生存着另一个人种——高棉人，也就是现代柬埔寨人的祖先。
占婆人是海上民族，来自于海岛，使用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而高棉人则是陆上民族，他们很早就占据了这片土地，使用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
高棉人的近亲民族是孟族人，他们使用着类似的语言。孟族人居住在泰国的中部、西部和缅甸地区。但孟族人在一些新民族入侵下衰落了，他们的领土如今被泰人占据变成了泰国，被缅人占据变成了缅甸。现代孟族人分布在缅甸东部的海岸附近，变成了缅甸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邦。
关于柬埔寨（高棉人）最早的记载在中国的《后汉书》中，公元137年，一个叫作“究不事”的地方的人献来了未加工的犀牛角和白雉。究不事是柬埔寨（Cambodia）的音译，从读音上来看，这个词的变化并不大。这个地方在以后的史书中被称为扶南。扶南（Phnom）在高棉人的语言中就是“山”的意思，当地人认为自己是山的民族。
《晋书》中从武帝司马炎开始，频繁地记载了扶南到中国来进贡事件。在《北史》中，我们看到人们喜欢使用扶南的犀角杖，可见当时两地之间已经有了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
关于扶南国的来历，中国二十五史中的《梁书》、《南齐书》、《南史》中都有近乎相同的记载，讲述了一个融合了婚姻、爱情、征服和开化的故事。
《梁书》中提到，从前在扶南国有一个叫柳叶的女王，她的国土上人民裸体披发，不以为耻，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这时，一个身负文明和开化使命的英雄出现了，这个英雄叫混填：
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
……
扶南国俗本裸体，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梦神赐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
外来的混填利用武力和恫吓征服了扶南，却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利用婚姻娶了柳叶女王，并教导人民走向文明。这个传说在现代也得到了部分承认，它反映了扶南国接受印度文化的历史。
根据考古学证据，扶南是一个受多方影响的地区。首先，它的语言可能属于孟高棉语族，但又受到南岛语系的影响。其次，它和周边的国家已经有复杂的贸易联系。
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另一种文化入侵了这个地区，这种文化来自遥远的海的彼岸——印度，在它的影响下，扶南选择了印度教作为国教。
关于印度教如何舶来的证据，可能就隐藏在上面那则传说当中：柳叶女王属于更加土著、也更加原始的民族，而混填这个“大山的皇帝”来自于广袤的文明之地南印度，在那儿婆罗门教（印度教）已经盛行，而佛教也作为一种替代品被人接受。在未来，这两种宗教对于东南亚的影响非同一般。
当带着印度文明的混填来到扶南，并娶了当地的女王为妻，印度教也随之在他的朝廷成为主流。随着统治的时间日久，下层民众也开始接受这种外来的宗教，使得柬埔寨地区成为足以和印度相媲美的宗教地域。
另一种观点认为，将印度教带到东南亚的，是无所不在的贸易。印度人通过海洋早已影响了东南亚，未开化的东南亚居民接受印度教看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今，扶南国的遗迹已经很少，甚至扶南国的首都也无迹可寻。在人们的口头传说中，一个叫作巴山（Ba Phnom）的地方被认为是曾经扶南的首都，然而那儿的地表上除了一座新建的寺庙之外，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遗迹却早已经无存了。
扶南国的体制很可能是一种帝国模式，即它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它的周围仍然有无数的小国，这些小国臣服于它，却又保持了很强的独立性。
在中央集权模式没有确立之前，帝国模式让一个国王能够尽可能大地控制远方的土地，代表了当时的先进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却又有着巨大的弊端：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想去控制别人，而不是被控制，他们争先恐后地通过竞争获得皇帝的地位。在这种模式下，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避免不了由盛转衰的命运。
到最后，一个叫作真腊的国家崛起了。真腊和扶南并非完全不同的种族，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夏和商、商和周的关系，虽然属于不同的部落，曾经臣服，也曾经对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融合到了一起，以至于现在已经没有扶南人后裔还是真腊人后裔的说法。
到了公元6世纪，真腊已经成为一个足以和扶南相抗衡的国家。
这时候，一个联姻事件触发了两国关系的变动：一位叫作巴伐跋南（Bhavavarman）的扶南王子娶了一位真腊公主为妻，当真腊的国王去世后，巴伐跋南继位成为了真腊国王。
巴伐跋南的野心越来越大，作为扶南的王子，他清楚地知道扶南已日渐衰弱，而真腊正日益强盛。当扶南国王去世后，巴伐跋南决定开始行动了。他不承认扶南太子的继承权，宣布自己才有权继承王位，并率领大军开始进攻扶南。两国的军队很快分出了胜负，扶南太子匆匆离开了自己的国土，流亡到更加靠南的克拉地峡一带建立了流亡政权，史称夏连特拉王国，而巴伐跋南则兼任了两国的国王。
但这次合并却并没有形成永久性的统一，不知何原因，扶南后来仍然部分独立于真腊的强权，直到100多年后，真腊的大军再次横扫了扶南，将它从历史中彻底抹去了。从此以后，真腊就成了高棉人的代称，这种称谓一直持续到吴哥时代，也就是中国的元明时期。
在真腊高棉的历史中，这个国家又曾分裂为水真腊和陆真腊两个王国，水真腊在南方靠近海洋和低地，陆真腊在北方。
我所游览的昂戈博雷和三波坡雷古都曾经扮演过两国首都的角色。
但到了晚期，水陆真腊再次合并，初步形成了横跨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的国家，为吴哥的强盛打下了基础。
也就是在扶南和真腊时期，这些处于柬埔寨的政权与位于越南南部的占婆开始争斗，占婆是一个海上强国，但在陆地上却一直受制于扶南的陆军。当占婆逐渐强盛，而扶南和真腊出现衰落或者分裂的时候，占婆北部的越南却又独立并强盛了起来，使得占婆人在对待高棉时总是受到掣肘。
扶南和真腊时期，柬埔寨与中国的联系也比人们预料得还要频繁。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在中国佛教传播中起到的作用。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却一直面临巨大的瓶颈：
虽然士大夫们开始对这个新鲜的宗教感兴趣，对于佛教的教义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经典不同，佛教的佛经虽然经过三次大的结集，但三次结集却并没有像《圣经》或者《古兰经》一样形成一部为全体教徒膜拜的经典。三次结集的成果汇成了《阿含经》（南传佛教中则属于南传大藏经的一部分），这部经文最直接地记录了佛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但是，随着佛教的分裂，只有上座部将《阿含经》奉为圭臬，其余的部派则开始了个人发挥，佛学大师们创作了各种各样的佛经，发展成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甚至连方法论都有区别，这些大师的著作各自被本门奉为经典，反而是记录了佛陀言论的《阿含经》由于道理过于质朴、形式过于简单而受到了忽视。之后，随着大乘和金刚乘（密宗）的兴起，佛经也变得更加复杂。
如此众多的佛经对于刚刚了解到佛教的中国人而言太难理解，更难接近原典，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佛教。
寻找新佛经、了解各种教义的实质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译经师们作为文化的使者出现了。在那个阶段，任何一个携带着某种佛经、并且能够理解它、讲解它的人都能成为文化的使者。一时间，从印度和各个佛教国家来的僧人成了中原人士追逐的对象。
从印度将佛经传往中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域道，即后来鸠摩罗什从西域来华的道路，也是玄奘去西天取经的道路。另一条则是经过东南亚去往印度的海路。在这条海路上，除了走马六甲海峡之外，从印度来的人还会选择乘船进入扶南境内，再走陆路穿过克拉地峡，再继续乘船去往中国。
作为中转站和文化中心之一的扶南就承担了向中原供应僧人的重任。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第一批扶南僧人负笈北上，成为传道的先行者。他们大都掌握了一两本佛经，利用这一两本佛经的知识在中国开坛讲课，并拥有了一定的从众。由于佛教浩瀚、庞杂，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于是，中国很快成为佛教教义的试验田，宗派林立、说法不一，却又显示出勃勃生机。
早期最著名的僧人叫僧伽婆罗，他在南朝的萧齐时代进入中国，萧齐和陈朝恰好是中国礼佛最虔诚、甚至为此不惜亡国的时代，僧伽婆罗迅速被认定为一代宗师，留在中国翻译了数十卷经书，包括了《解脱道论》、《大育王经》等经典篇目。
僧伽婆罗之后就轮到了著名的僧人真谛。真谛的祖籍在印度，后来到扶南讲法，四处求取经文和圣僧的梁武帝派人找到了真谛，鼓动他前往中原。
真谛听从了梁武帝的话，从扶南北上中原。他带着大量的经文，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师。真谛在中原不仅学习了汉语，还翻译了数百卷经文，这使得他与后来的鸠摩罗什、玄奘齐名。
更难得的是，虽然现在的东南亚大都信奉上座部（小乘、南传）佛教，在扶南时期首先传入的反而是大乘佛教的经典，真谛所翻译的最著名经书是《俱舍论》、《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等一系列奠定了大乘佛教基础的经文，这些经文使得中国成为大乘佛教研究的中心，并经过自我进化，产生了禅宗。
到了唐代，另一个僧人玄奘也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痛感大乘经文的不足，于是前往印度取经。从这个角度说，那位从扶南来的僧人影响到了后来的玄奘法师。
当真谛的大乘佛经在汉地逐渐取代了小乘、越来越受人关注的时候，在东南亚佛教反而受到斯里兰卡和缅甸的影响转向了小乘，并最终取代了最为流行的印度教，成为现代的主流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