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要讲方式方法，要有战略战术。退却不是逃跑，不是为退而退。战略性的退却不能一触即溃，要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不慌不乱。在退却时要善于给将来的进留机会，给有朝一日的东山再起建人脉。判断一位领导者能否经得起风浪、能不能成气候，不是看他进时的风卷残云，而要看他退时的气定神闲。
1.以虚实之道实现成功撤退
当局面对己不利之时，退却也就是必然的选择了。但往往在这种时候，成功撤退与成功前进一样变得非常困难，并非你想退就退那么简单了。懂得撤退的“用兵”之道是十分必要的，而虚实之道就是这“撤退兵法”中很管用的一招。
诸葛亮的空城计是家喻户晓的，但那是小说和戏曲的虚构，历史上并无其事。在三国时期，倒是有个人真正使用过“空营计”来打败了敌军，这就是赵云。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宝人，他曾经先事公孙瓒，后归刘备，英勇善战，且有智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手下大将黄忠，在汉中定军山一战中击溃夏侯渊，曹兵大败。黄忠斩了夏侯渊，提其头，到刘备那里献功。刘备大喜，设宴庆贺，加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
不久有哨马来报：“曹操要替夏侯渊报仇，亲领二十万大军，现已查明，敌军驻守在汉水北山下，现如能夺取他的粮食，必定会挫伤他的锐气！”黄忠说：“老夫愿意担当此任。”刘备说：“曹操非夏侯渊之辈，不可轻敌。你可以与赵子龙一起领兵前往，遇事可以商议。”
黄忠与赵云商量劫粮计策，赵云说：“夺粮之事，非同小可，等我先去，如何？”黄忠说：“我是主将，你是副将，如何你先去？”赵云说：“你我都为主公出力，何必计较，我俩拈阄，谁拈着谁就先去。”黄忠同意了。结果黄忠拈着先去。赵云说：“既然将军先去，我就协助你，我们约定时间，如将军按时返回，我就按兵不动；若将军过时还不返回，我就带兵前去接应。”于是二人约定为午时返回。
赵云回营，对部下将领张翼说：“黄忠明日去曹营夺粮草，若午时不归，我即前去相助。我营面临汉水，地势险要，你要谨慎守寨！”赵云是个十分细致的人，他在事前把这一切都要安排好。
当夜黄忠率领人马，偷渡汉水，直奔北山而去。正当东方欲晓，看见曹操的粮食堆积如山，只有少量军士看守。黄忠与赵云不同，虽然忠勇，但却少了一些缜密，他见如此情景，令部下一齐下马，准备放火，原来，曹操早已有了准备，突然之间，曹操部下大将张的队伍赶到，将黄忠拦截，围困起来，黄忠挣脱不得。
赵云在营中等到午时，还不见黄忠返回，急忙上马，带着骑兵前去接应。一路冲出曹军的几次包围，杀至北山下，救出黄忠，及时杀回本寨。
曹操本来打算杀掉刘备的一员大将来为夏侯渊报仇，没有想到竟被赵云救走，于是大怒，命张、徐晃两员大将追赶。守营的赵云部下张翼，在寨门前迎接赵云入寨，望见后面尘烟滚滚，知道是曹军追来，看看曹操的军队来势十分凶猛，人数众多，自己不可能抵挡，就命令士兵关闭寨门，上城楼防卫。赵云上前阻拦说：“休闭寨门！听我安排。”于是大开营门，停止擂鼓，收起战旗，然后在寨外壕沟内埋伏了弓弩手。赵云自己却不进营内，单枪匹马，巍然立于大营门前。
张、徐晃率领兵马追到赵云营前，天色正黑，见营中无声无息，好像有千军万马埋伏在那里的样子，只有赵云一人单枪匹马立于门前，顿时心生疑惑，怕营中设有埋伏，不敢轻易入内。就在曹军踌躇之间，只见赵云举枪一招，两边壕中弓弩齐向曹军射来，曹军惊慌大乱，天色又黑，自相践踏，拥到汉水河边，纷纷落水，死伤惨重。
赵云大战曹军，汉水边收军器无数。消息报到刘备那里，第二天刘备和孔明一同到赵云营前察看，军士又将赵云大开营门诱敌之事细述一遍。刘备极为赞赏地对孔明说：“子龙真是一身是胆啊！”于是设宴欢庆，慰劳将士，封赵云为“虎威将军”。
兵法有云：“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这种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谋略是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战术。然而，如何运用却没有一定之规，必须有相当的识量和经历才能做得比较好。否则，变化不当，反而会自误。如果赵云不是计出必中，敌人一旦闯进开着的营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2.战略退却不能顾及战术得失
不到迫不得已，谁都不愿意往后退，因为退却总要付出代价———一时的名利、面子等等。但是既然是为了更大的“得”而退，就不应过分计较小处之“失”。
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霸。处在晋楚中间地带的郑国虽然弱小，但郑国国君郑襄公却不甘示弱。一次，在朝堂上，郑襄公对众臣子表明了心志，他说：
“从前庄公在位时，我们郑国地位尊崇，敢于向王室挑战，今日想来也是风光无限。我想重振郑国声威，再创霸业，你们当要用心助我。”
众人同声附和，脸上却无欢喜之状。郑襄公十分得意，又侃侃道：
“晋楚虽然看似强大，但是在我眼里却不足为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俗人太注重事物的表面了，而看不到事物的实质。只要我们君臣一心，郑国一定能打败晋楚，恢复祖宗的荣光。”
郑襄公唱着高调，却提不出一项具体主张，郑襄公的弟弟公子良眉头一皱，倒吸口凉气。他犹豫多时，终站出来对郑襄公说：
“主公雄心图治，可喜可贺，但争霸之事臣以为不可。”
郑襄公不料弟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十分不快，他阴沉着脸说：
“寻常百姓尚有光宗耀祖之想，何况一国之主呢？我这样做全为郑国着想，你还有理由反对我吗？”
公子良不紧不慢地说：
“天道造就了强弱，这是事实，必须加以正视。身为弱者，可以在心里藐视强者，但绝不可在行动上轻视它。如今晋楚皆强，乃是人所共见，郑国避之尚恐不及，何能与之争锋呢？纵是百般不愿，郑国也要礼敬晋楚，否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呐！”
郑襄公心中有气，呵斥了公子良一顿，拂袖而去。
朝中百官都赞同公子良的说法，但畏于郑襄公的权威，他们都不敢袒露真言。郑襄公于是独断专行，先是和楚国结盟，后又背楚亲晋，公开向楚国挑战。
公元前598年春，楚庄王亲自领兵讨伐郑国。楚军大胜，郑军节节败退。
这个时候，郑襄公才慌乱起来，他急向群臣问计，说：
“现在形势危急，你们可有退敌的良策吗？只要能保全郑国，尽管讲来。”
百官见郑襄公态度诚恳，方放下顾虑，有人说：
“从前公子良曾劝谏主公，可惜主公不听。我们虽心急如焚，奈何愚钝无知，还请主公垂询公子良吧。”
公子良于是被请到殿上，郑襄公先自责道：
“贤弟有先见之明，只怪我错怪贤弟了。无论为国为家，还请贤弟拯救危难。”
公子良心中感动，动容道：
“主公知错能改，国之幸甚。时下当务之急乃是让楚国罢兵，纵是一时有损主公的颜面，主公也要接受啊。”
郑襄公心头一沉，说道：
“退敌不能有伤国之尊严，否则不惜冒死一战了！”公子良连连摇头，动情道：
“楚强郑弱，岂可硬拼？我们不能抱怨上天不公，而只能设法周旋了。楚国现在以武力来犯，这是我们郑国无法抗衡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清。如果我们表示背弃晋国，亲近楚国，主动向楚王认错，相信楚国也就没有了再攻打的理由。这样做虽然让主公面上无光，但可避免亡国的大患，对主公而言是有小失而获大得，主公当立即实行。”
郑襄公心中赞成公子良的提议，面子上仍感到难堪，公子良于是开导他说：
“对强者保持必要的礼敬，是弱者生存的谋略，主公不要介意俗人的想法。为了郑国的基业和百姓的生死，主公就勉为其难吧！”
郑襄公疑虑顿消，马上派人和楚庄王讲和，态度十分恭敬。这一年夏天，他还亲自参加了楚国与郑国在辰陵的盟会，极力拥戴楚国的盟主地位。同时，郑襄公也没有断绝同晋国的交往。这样，夹在两强之间的郑国左右逢源，化解了重重危机。
以一时的面子之失换来国家的立足之地，郑襄公这一步退得恰逢其时。自己酿下的苦酒即使再难喝，也要自捏鼻子喝下去，为了战略上的成功退却，再大的战术之失也是值得的。
3.极盛时更要常怀退让之心
有为形势所逼不得不退，有为掩饰进击假装后退……但是一旦大权在握、功德圆满便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以一幅小人得志的嘴脸不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真正聪明的领导者越是在极盛时期却越是怀有退让之心，让我们不能不感佩其领导智慧的精深。
唐朝时，由于治理四川，成绩斐然，高士廉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上调京师，出任吏部尚书，掌管官员的选拔任命。在这样一个要害部门任职，他不谋私利，处事公允，所奖荐提拔之人都能用其所长。但是，当唐太宗李世民准备册封长孙无忌为司空时，高士廉却站出来反对了。他说：“我所幸能和长孙无忌一样成为陛下的姻亲，我们都已身居高官了，如果陛下再册封我的外甥、您的妻兄为司空，恐怕天下人会说您任人惟亲，不利于陛下您的名声啊！”长孙无忌也极力推让，但唐太宗还是坚持，他认为长孙无忌既有才又有功，仍然册封他为司空，并且因为高士廉的威望与才干，不久也提拔他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官居宰相。
高士廉官居宰相之职，家世又十分显赫。他的祖父、父亲及他本人都任过宰相。他的儿子高履行任过户部尚书，他的外甥任太尉，外甥女为皇后，此等满门荣耀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他本人却毫无骄意，非常谦虚谨慎，清正廉洁。他一共有六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履行、至行、纯行、真行、审行、慎行，意即希望子孙后代能戒骄戒躁，有好的品行。在这方面，无疑高士廉升任宰相以后的一言一行是最好的说明。他每给太宗上表章奏折，拟定以后马上把草稿焚毁，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对皇上说了什么。有一次，太宗率师远征朝鲜半岛，留皇太子监国，高士廉摄太子太傅，在后方负总责。每逢料理政事，高土廉与太子同坐一榻，凡事皆仔细参酌，提出建议，务必征得太子同意。他本人每有议案给太子，还在榻前恭恭敬敬地呈上，这样讲究礼节连太子也心有不安，毕竟他比太子长两辈，又是当朝元老。于是太子要给他另排一个座位，议事时直接面对宣讲即可，不必都屈尊奉对。高士廉则坚辞不允，一如既往。
高士廉当宰相的几年，正是唐王朝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的时期。他主要是负责朝廷的日常事务，尤其在官员的选拔任命上恪尽职守，为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到了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高士廉便请求退休，颐享晚年。唐太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仍然保留他的宰相称号，以示尊重。第二年又下令将高士廉的画像列入凌烟阁永久保存。这是一种只有德高望重、且对国家立有大功的人才能享受的荣誉。
身进而心退，这对于宦海沉浮的人来说是件顶难做到的事，因为很多人打拼数年孜孜以求的正是“身进”之后的无限荣光和好处。不过，领导者要想身处人生的风口浪尖上而不致被吞噬，还是学一学高士廉为好。
4.个人退一点大局就会进一大步
一个领导者一旦完全操控了局面以后，便会把一切条条框框抛在脑后，此时，很容易形成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只是用来约束下属和他人的状况，领导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取舍和解读，于是，专制、集权也就诞生了，而这对于大局有百害而无一益。高瞻远瞩、胸怀远大的领导者知道这样一个道理：自己退一点，大局才能进一步。
赵匡胤建立的宋朝是个重视立法的政权。早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朝建国不久，工部尚书、判大理寺（掌刑狱之官，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窦仪奏称：“今国用法典，虽引《大周刑统》（后周世宗详订的法典），其条目繁多，法意不明，不便使用。”并建议修订和编纂一部统一的法典。赵匡胤听后觉得有理，随即下令让窦仪和尚书屯田郎中、权大理少卿苏晓等主持修订。
赵匡胤初建政权，没有成熟的法典来用于新政权的执法，但他却能先采用《唐律》、《大周刑法》为治国法典。由此可见，他的法治意识是很强的。
赵匡胤基本上是个道家思想的实施者，他即位之后，很喜欢读书，以学习历史，以史资治。一日，他读《尚书》，读到其中的《尧典》、《舜典》两篇，慨然叹息道：“尧、舜之时，四凶止于投窜，何（哪里会像）近代法网之密耶。放自开宝（宋朝年号）以来，犯大辟（死刑之罪）、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贷死（冤死）。”
所谓四凶，是尧、舜时期四个凶恶的人。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混沌；少鮥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杌；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尧帝未能除掉这四个人，舜帝流放他们，并将这四凶迁于四裔，以御魑魅。赵匡胤有感于舜帝不将四凶治以死罪，而只流于四裔，赞赏舜帝执法有度，而慨叹当今法网太稠密，以至于往往因过密过严而使有人冤死，他要尽量使法律法规合情合理。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几个王朝事实上都有法典，但由于这些五代时期皇帝的法制观念多半不强，虽有法律，那也只是为约束百姓而制定，并且在执行力度上也比较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