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情难有进展，当力不如人，当条件不成熟时，退却应该是更加智慧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退比进更难，因为人的天性自然喜欢享受向前时的意气风发，喜欢独立潮头、掌控局势时的良好感觉，而退却则要忍受委屈，遭受损失。但是，无论退却有多么艰难，为了将来突飞猛进的一时之退都是领导者必须修炼的领导艺术。
1.退一步能见识到更广阔的天空
高明的领导者并不一味地争强好胜，在必要的时候，后退一步，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反倒可以见识到更广阔的天空。
冯梦龙在《智囊》中收集了许多这样的例证。
清河人胡常和汝南人翟方进在一起研究经书。胡常先做了官，但名誉不如翟方进好，在心里总是嫉妒翟方进的才能，和别人议论时，总是不说翟方进的好话。翟方进听说了这事。就想出了一个应付的办法。
胡常时常召集门生，讲解经书。一到这个时候，翟方进就派自己的门生到他那里去请教疑难问题，并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做笔记。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胡常明白了，这是翟方进在有意地推崇自己，为此，心中十分不安。后来，在官僚中间，他再也不去贬低而是赞扬翟方进了。
明朝正德年间，朱宸濠起兵反抗朝廷。王阳明率兵征讨，一举擒获朱宸濠，建立了大功。当时受到正德皇帝宠信的江彬十分嫉妒王阳明的功绩，以为他夺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于是，他散布流言说：“最初王阳明和朱宸濠是同党。后来听说朝廷派兵征讨，才抓住朱宸濠以自我解脱。”想嫁祸并捉住了王阳明，作为自己的功劳。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和张永商议道：“如果退让一步，把擒拿朱的功劳让出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假如坚持下去，不做妥协，那江彬等人就会狗急跳墙，做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为此，他将朱宸濠交给张永，使之重新报告皇帝：朱宸濠捉住了，是总督军门的功劳，这样，江彬等人便没有话说了。王阳明称病休养到净慈寺。张永回到朝廷，大力称颂王阳明的忠诚和让功避祸的高尚事迹。皇帝明白了事情的始末，免除了对王阳明处罚。王阳明以退让之术，避免了飞来的横祸。
如果说翟方进以退让之术，转化了一个敌人，那么王阳明则依此保护了自身。
以退让求得生存和发展，这里蕴含了深刻的哲理。
老子曾说过：“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说，只有不做，才能无所不做，惟有不为，才能无所不为。
为了论证这个道理，老子进行了哲学的思辩：
许多根木辐条集中到车毂，有了毂中间的空洞，才有车的作用；用陶泥作器皿，有了器皿中间的空虚，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凿门窗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中间的空隙，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所给人的便利，完全靠着“无”起作用。
就是说，无比有更加重要。不仅客观世界的情况如此，人的行为也如此。人的“无为”比“有为”更有用，更能给人带来益处。一味地争强好胜，刀兵相见，横征暴敛，“有为”过盛，最终只能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老子贬“有为”扬“无为”的做法，并非完全正确。就社会生活而言，积极奋斗，努力争取，勇敢拼搏，坚持不懈的行为，其价值和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就此而言，老子的思想不尽合理。但应该看到，人生的路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人们不仅需要慷慨陈辞，而且需要沉默不语；既需要穷追猛打，也需要退步自守；既应该争，也应该让；如此等等，一句话，有为是必要的，无为也是必要的。就此而言，老子的无为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领导者的领导历程中，应该什么时候有为，什么时候无为呢？无为和有为的选择取决于主客我敌双方的力量对比。当主体力量明显占据优势，居高临下，以十当一，采取有为以后，可以取得显著的效果时，应该有为。而当主体处在劣势的位置上，稍一动作，就可能被对方“吃掉”，或者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那么，便应该以退为进，坚守“无为”方法。无为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待时机成熟，成功条件已到，便可由无为转为有为，由守转为攻。
为此，我们提醒那些想有所作为的领导者，在领导进程的某一个点上：
只有无为，方能无所不为；
只有退几步，方能大踏步前进！
2.善夹尾巴的人才有机会翘尾巴
生活是极端复杂的，面对动荡不安、风云多变的外界环境，领导者的行为方向和特点也不应该一成不变，而应当退则退，该夹起尾巴做人时千万不要把尾巴翘得高高的。
夹尾巴做人，有双重功能。从消极的角度看，它具有抵御外来侵害，保护自己的功能。
商纣王通宵喝酒而忘记了月日，问左右的人，都不知道，派人问箕子。箕子对他的友人说，“一国的人都不知道月和日，国家就危险了。而一国的人都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恐怕我也就危险了。”于是，他对使者推辞自己喝醉了酒，也记不清是什么日子了。王羲之幼年时，大将军十分喜欢他，常常让他在自己的大帐中睡觉。有一天，大将军先起了床，不一会儿，钱凤进了帐，屏退众人，与大将军商议谋反的事，两人都忘了帐中还有一个小孩儿王羲之在睡觉。恰好这时王羲之醒来，听到了他们谈论的事情，立即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他并没有绝望，他假装吐出口水，把头面被褥都弄湿了，意思是睡熟了。他们谋反的事议论到一半儿，方想起王羲之。二人大惊道：“我们的话他若听去，便要惹来杀身之祸，必须把他除掉。”等到他们打开床帐，发现王羲之涎水纵横，断定已经睡熟，于是没有下手。王羲之因此保全了一条性命。
生逢乱世的魏晋名士阮籍，也很善于运用“夹尾巴”心术保全自己。
魏晋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有名的读书人都遭杀身之祸。为此，阮籍一心饮酒，全然不问政事。司马昭曾想为儿子司马贵向阮籍求婚，阮籍一醉六十天，司马昭因为无法和他讲话而作罢。钟会几次去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想以此罗致他的罪名，阮籍居然因为大醉不作回答，最终得以免祸。
将真实意图隐藏起来，含而不露，不但可以免祸，而且可以给竞争对手造成假象，使之判断失误，上当受骗。
唐人王叔文经常和皇太子下棋。有一次，下棋之间谈论时政，曾谈到宫市的弊病，太子说：“寡人正想劝谏皇上废止宫市呢。”在场的人都交口称赞太子，惟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走后，太子单独留下王叔文，问他不说话的原因。王叔文说道：“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应议论其他的事情。陛下在位多年，如果怀疑太子劝谏废止宫市是为了收买人心，太子如何自我解释呢？”太子大吃一惊，流着泪说：“若不是先生指点，寡人哪能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对王叔文格外宠信。
王叔文教给太子的韬晦之术，并不是简单的免除灾祸，而是为实行其改革朝政的伟大事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王叔文是后来“二王八司马”革新运动的首领，而这个皇太子即后来的顺宗，是这场革新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韬晦之为，是这整个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相类，更加明显的是颜真卿的例子。颜真卿在做平原太守时，安禄山反叛的行为已很明显了。颜真卿假托为防连绵大雨，重新修城浚壕，暗中征集壮丁，充实仓禀，而在表面上又假命文人才士饮酒作诗。安禄山秘密侦探，见此情景，以为颜真卿等都是书生，不足为虑。不久，安禄山发动暴乱，河朔尽失陷，惟有平原有防备。
五代时，吴王杨行密的事迹也令人深思。安仁义、朱延寿，都是吴王杨行密的将领。朱延寿又同杨行密身边的朱夫人的弟弟关系密切，两人十分骄横放肆，并且阴谋叛乱。杨行密想除掉这两个人。于是，杨行密假装双目失明，当着接待朱延寿派来的使者，他装作什么也看不清。走路时，故意撞在柱子上，昏倒在地。来人扶起他，好久才苏醒过来。醒来后，杨行密哭泣着说：“我的大业刚刚完成，眼睛就不行了。真是天道不公啊！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能够继承我的事业。唉，要是能够将我的位子传给朱延寿，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朱夫人一听，心中大喜，立即召来朱延寿。谁知，朱延寿一到，杨行密就在寝门口，刺死了他，随之赶走了朱夫人，并捉来安仁义，斩首示众。
事实证明，夹尾巴是一把具有防身和攻敌双重功能的利剑。致力于社会竞争的领导者，切不要忘记随身携带它。但是，必须指出，尽管“夹尾巴”且有双重功能，不能像个别领导者那样只是注重使之保护自己，而对其攻敌致胜的作用则认识不足。那他就只能永远夹着尾巴做人了，而这绝非我们在这里阐述的领导智慧的真正含义。
3.退一步有时也需拿出天大的气度
有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面对危局，进一步也许很难，可要往后退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吗？事实并不是这样，越是身处高位的领导者其生存环境越复杂和险恶，一步之退可能会牵扯到大局的动荡，所以，没有天大的气度，想退一步又谈何容易。
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以其不抵抗政策和害死抗金名将岳飞而名留历史，鲜为人知的是，在面临下属逼宫、皇位摇坠这样一个重大时刻，他也能以适时退步的做法为自己赢得机会，显示成熟的领导手腕。
在老将宗泽的“联合抗金”的策略指导下，宋朝官兵与各地义军一起多次打退了金兵的南犯，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滑州保卫战的胜利。
老将宗泽在开封修造了许多防御工事，招募了大量兵马之后，就接连不断地向高宗上书，请求皇帝从扬州回东京。
但高宗却另有一番算盘，他认为如果宗泽的兵力渐大，这位前朝老臣定要全力抗金，以迎回徽、钦两位皇帝，自己的皇位就坐不住了，因此派郭仲荀为东京副留守，让他监视宗泽。
老将军一心想报国，想不到高宗会这样对待他，因此，他心里实在感到郁闷，气愤和失望。渐渐地，他吃不下，睡不好。本来雄心勃勃，要为国立功，完全忘了自己的年龄。这时一泄气，一下子就病倒了，不久就因背上毒疽发作而身亡。
高宗等宗泽一死，立即派杜充为东京留守。杜充一上任，就废除了宗泽在世时的一切措施，把开封的防御工事拆除，打击义军将领。宗泽费尽心血联络、组织的百万武装力量，很快就被他瓦解了。
公元1128年，金国将领粘罕率领大军再次南犯，由于宗泽配合的义军力量已经解散，结果，金兵连克开封、大名、相州、沧州等地，冲破了宋军数道防线，并攻打高宗赵构的所在地扬州。
赵构狼狈而逃，从扬州到镇江，从镇江到常州，又从常州到秀州；2月23日在杭州落脚。沿途的官员以至百姓，看到皇帝这样马不停蹄地一直南逃，也都丢下家园，扶老携幼跟着奔窜。道路上妻离子散，哭爹叫娘。
护送高宗到杭州的苗傅、刘正彦所部，多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也有的是两河、中原一带的，他们多次向高宗上书，要求收复河北，高宗对此根本不理睬。
建炎三年三月初五这天，苗傅、刘正彦利用将士中对高宗的不满，举行武装暴动。
他们趁百官上朝之机，在路上埋下伏兵，杀死了高宗的宠臣王渊，并带兵驱入宫中，杀了宦官百余人，并要求见高宗，高宗只得走到御楼阳台上，去见众将士。
苗傅在下面厉声说：“陛下偏听偏信宦官的话，赏罚不公，将士们流血流汗，不闻加赏；收买内侍，尽可得官。王渊遇贼不战，首先抢着逃命，又结交依势欺人的内侍康履等人，反而升为枢密院事。现在我们已将王渊斩首，惟有康履仍在君侧，乞陛下将康履交与臣等，将他正法，以谢三军。”
高宗推辞道：“康履即将重责，卿等可还营听命。”
苗傅说：“如今金兵南下，我大宋千万生灵，肝脑涂地，这都与宦官擅权有关，若不斩康履，臣等决不还营。”高宗看看将士们一个个逼视着他，只得命何湛绑了康履，送到楼下，苗傅手起刀落，一下将康履砍为两截。
高宗命苗傅等人还营，众将士仍不走，并且对高宗说，“陛下不应当立登皇位，渊圣皇帝尚在金邦，一旦归来，试问如何处置。”
高宗无言以对，许以苗、刘二人高位，但两人却不肯罢休：“请太后听政，陛下退位，禅位皇太子，道君皇帝已有先例。”
宰相朱胜非劝慰无效，还奏高宗，高宗沉吟着想：“不答应的话，这批人杀入宫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如先解除目前的危险，再另想办法处理。”打定主意后，就时胜非说：“朕应当退避，不过须有太后手诏，方可禅位。”
太后出面对苗、刘两人进行规劝，但苗、刘两人仍然要求高宗退位。
宰相朱胜非献计说：“苗傅有一心腹曾对我说过‘苗、刘二将忠心有余，但学识不足，并且生性执拗，一时无法说得通的。’因此，臣请陛下眼前以退为好，暂且禅位，静图将来。”
于是，高宗便提笔写诏，禅位于皇子敷，请太后垂帘听政。
自太后听政，国家大事都由宰相朱胜非处理。朱胜非每日必引苗、刘两人上殿，以免两人对他产生怀疑。苗见高宗仍在宫中，并在暗中处决国事，很不放心，便与刘正彦一起提出让高宗出宫，迁居显宁寺。
高宗长叹道：“联已禅位闲居，他们还不放心，连朕的起居都要他们干涉，太过分了。”
朱胜非建议道：“时机还未成熟，陛下还以让步，逆来顺受为好，暂时去睿圣宫居住，等到复辟时还宫，免得目前再闹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