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读书期间，基辛格荣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奥特做他的导师。埃利奥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哈佛的一个传奇人物，为黑格尔的信徒。他教授给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二个伯乐。
在学习之余，基辛格则协助利奥特做各种行政事务工作，他做得十分尽心。这是讨得教授们欢心的一手。在那些冷战的年代，哈佛大学一直在扩充学术研究机构，几乎每学期都要增设一个新的机构，例如俄国问题研究所等，这样也就需要一批不怕搞点行政事务工作的学者。于是，基辛格的阅历越来越丰富了，他的前程也越来越宽广了。
在熟练行政事务的同时，基辛格与人交往的能力也得到了体现。在哈佛期间，他不仅成为埃利奥特的爱徒，还同时赢得了埃利奥特的著名死对头卡尔·弗里德利克教授的青睐。
据这位同学回忆说：“当时的情况是，你要么是埃利奥特中意的人，要么是弗里德克利中意的人。而基辛格却能左右逢源，同双方都混得挺好。”
1950年，在埃利奥特教授的指导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为《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
这篇本科论文长达377页，埃利奥特教授仅看了前100页，就提笔批了“最优”。基辛格的论文至今在哈佛仍被人提起，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这条规则限定未来的大学生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
由于本科学习成绩优异，基辛格被免试推荐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1952年，他获得硕士学位。接着，他又开始了博士的攻读。
也就是在1952年，当基辛格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埃利奥特举荐他的这位大弟子去负责一项新的研究活动，这使基辛格同世界各国首都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网。
这项活动的名称是哈佛国际讲习班。这个讲习班邀请了国外大约35位杰出的、有影响的人物到查尔斯河畔来度暑假，纵论政治、哲学和历史。
对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兴趣的事情。经过几个夏天，基辛格通过这项活动就结识了好几百位前程远大的政治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这些人当中，有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德斯坦，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日本通产相中曾根康弘、以色列总理阿隆等著名政治家。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担任一门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他还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班，并创办了一份名为《合流》的季刊。
1954年，基辛格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该文集中研究了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与维持，实际上是对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评述，它奠定了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学派中第一流学者的声誉。由于杰出的学术成就，基辛格被授予夏季奖。
虽然学习时成功的，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愿望却被哈佛大学粗暴地拒绝了。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故乡纽约，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研究主任，负责起草带有结论性的研究报告，并准备出版专著。
无论在协会工作时间还是下班以后，基辛格无时不在考虑，怎样在打核战争则造成浩劫、搞绥靖则心有未甘这两个前途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借以摆脱正像他后来所说的“在决一死战和不战而败……之间作一抉择的困境”。
一句话，就是要设法学会如何在核弹时代生活和生存下去。基辛格以其特有的精力，全神贯注在这项为期一年半的工作之中，不让任何事情打扰他的思路。
1957年，基辛格终于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从而使基辛格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炮而红。
同年，哈佛大学决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讲师等级。就这样，在1957至1969年，基辛格历任哈佛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校外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主任、国际问题中心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兰德公司顾问等兼职。
在此期间的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几个星期，基辛格出版了《选择的必要》，他在此书中提倡的“灵活反应”战略被肯尼迪政府接受为现行战略，肯尼迪一度邀请他为白宫顾问。
后来，因基辛格的作风不合肯尼迪的胃口而中断合作。基辛格从这件事中吸取了一个教训：总统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什么事不能做，最好是告诉他什么事能做，或至少提供他愿意接受的选择。
随着肯尼迪政府的结束，基辛格在华盛顿再度受到欢迎。1965年、1967年约翰逊政府派他和学术界知名人士去越南考察，旨在争取他们对战争的支持。
然而，不久《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基辛格认为越南政府不得人心、打不赢战争的观点。约翰逊政府恼怒异常，声称基辛格的越南之行与政府无关，并不再启用他为顾问。
就这样，基辛格终于了解了政府官员是如何操纵新闻界的，又是如何不考虑调查报告作者的，后来他把这两个教训运用到自己的官场生涯中。
从毕业一直到1968年为止，基辛格一直在权力的边缘上徘徊，这并没有使他过分失意，因为巨大的转机就要出现了。
结束越战
1968年，美国4年一度的总统大选拉开了帷幕。
在此次大选中，基辛格担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洛克菲勒时“东部财团”的大财阀之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基辛格把自己的希望大都寄托在洛克菲勒身上，基辛格之道，如果洛克菲勒当选，他作为竞选时的首席外交顾问，国务卿或国家安全助理的职务将为他所有。
然而，事情不如人愿，后来尼克松却战胜了洛克菲勒，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大选。
在竞选中，基辛格曾经把尼克松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尼克松却不计前嫌，他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决定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三个伯乐。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的一天中午，基辛格正在与洛克菲勒共进午餐，电话玲响了。是当选总统的尼克松要在皮埃尔饭店召见基辛格，在坐的人压根儿没料到这次召见是给基辛格在新政府提供一个重要位子。
尽管基辛格的朋友和同事暗藏羡妒之心，但还是催他接受这个职位。而洛克菲勒本人对提拔基辛格一事也感到很高兴，为此，他惟还馈赠给基辛格5万美元。
1969年1月，基辛格离开了哈佛校园，到华盛顿走马上任，实现了由文人战略家到政策制定人的转变。
尼克松就任伊始，就面临了美国外交的四大错误路线。第一，进退两难的越南战争；第二，排斥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第三，美苏之间对双方利益都没有好处的军备竞赛的升级；第四，因为美国的无能而使美国与中东的关系陷入僵局。于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之后，就开始着手处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越战当时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麻烦。越战，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为越南共和国及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场战争。越战是冷战中的“一次热战”，希望统一越南的北越领导人胡志明支持南方的游击队“民族解放阵线”反对南越吴廷琰政府。美国则出兵帮助南越。最先开始援助南越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开始支持在越南作战；林登·约翰逊将战争扩大。
到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逐步升级，50多万美军和7万多盟军部队在越南南部的丛林中作战，已经有3万名美军官兵丧失，特别是1968年以后，每周都有200多人阵亡，这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战浪潮。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结束越战无疑成为对尼克松、基辛格等人的一次严峻考验。因此，基辛格刚刚走马上任，就开始召开国家安全会议，重点讨论越南问题。
1969年8月，基辛格和他的助理安东尼·莱克悄悄搭上一架美国小型军用喷气式飞机飞往巴黎。到达后不久，以春水为首的两名北越代表也来了。就这样，双方开始了谈判。当然此次谈判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第二年，新的一年开始后，基辛格感到开展新一轮谈判的条件成熟了。这时的美国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位置，所以基辛格急于回到谈判桌上。
然而，和谈依然没有结果。和谈没有进展，尼克松等人决定在战场上试一下。战争的结果并不顺利，40多天后，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再次一败涂地。
南越军队的无能和国内的反战浪潮让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加快了从越战撤军的步伐。
1971年5月31日，基辛格在巴黎与春水会晤时，最终提出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军。同时，美国方面则要求河内同意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停火，并放弃推翻阮文绍的企图。
美国作出了明显的让步。基辛格的越南问题专家担心北越军队留在南越战争注定将会继续下去。基辛格表示理解，但坚持这项让步。
1972年，河内发动了春季攻势，3个正规师在苏制坦克大炮的掩护下，越过了南北放的非军事区，而南方军队则节节败退。面对北越的进攻，尼克松实施了代号“自由门廊”的行动，对北越进行了轰炸，使北越损失巨大。
接下来，基辛格再次飞到巴黎于北越代表展开谈判。到了10月，基辛格和越南代表签署了《关于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文本。
1973年1月27日，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四方（美国、北越、南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在巴黎正式签定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和平协约）。
随后两个月内，美军全部撤出越南。1975年4月29日至4月30日最初的几个小时，美军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直升机撤退行动，而4月30日一架直升机从美国大使馆屋顶上撤离了最后一批美国公民，也成了美国卷入越战的结束的标志。
第一次访华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有两桩心事：一是搞点什么惊人之举使自己名垂青史；一是设法连任下届总统。对外首先考虑的就是：主动同中国和好；借助中国从越南脱身和抗衡苏联。因此，尼克松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探索重新同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尼克松认为时机成熟，在7月出访亚、欧前夕，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在出访过程中，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同中国对话。
当年9月，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尼克松进一步加快步伐，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代办接触。
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着向我驻波兰使馆人员表达了这一愿望。中国作出了积极响应，同意恢复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只谈了两次又因美国人入侵柬埔寨而被我中断。
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这种会谈易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尼克松决定另开渠道，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1970年6月美军撤出柬埔寨后，尼克松于10月初先发出要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公开表示：“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接着趁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去美国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之机，请这两位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
10月26日，尼克松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又表示了同样的愿望。在欢迎宴会上，尼克松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发出了西方人士称之为“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随着中美双方的努力，中美关系开始向好的方向前进。此时，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此次基辛格到来华接触采取的秘密方式，这也是有原因到。之前，中美会谈都是公开或者半公开进行的。谈判双方都死抱着各自政府的固执己见不放，政策没有丝毫灵活性，同时还要顾全各自政府的面子，所以，谈判根本未获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更有甚者，谈判桌有时还成了彼此指责和斗争的场所。
基辛格经地谨慎的分析之后，决心改变这种谈判方式。他和尼克松总统商谈，决定通过秘密渠道进行谈判接触。秘密谈判有如下好处：万一谈判失败，美方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是公开谈判，失败了有损美国形象，尼克松政府在政治和外交上也将行走艰难。
于是，基辛格通过友人向中国传达信息。中国方面灵敏地接受暗示，并请美籍名记者斯诺与毛泽东一起参加国庆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阅兵式。美国人上天安门城楼，实际上也是巧妙地向美国传递信息。
尼克松立即回应，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发表了一段有利于国的暖昧的话：“中国大陆若想在国际舞台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今后十年内恐怕不易办到，但是二十年后，情形想必将会逐渐改善；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便是到中国访问，即使我个人无法成行，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到那里走一趟！”话说得巧妙，既不太引人注意，又给中共方面一个明确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