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毕加索长大了一些后，父亲唐霍塞将心爱的儿子送进马拉加最好的学校学习，希望他能认真读书。可是，小毕加索常常无心学习，逃学逃课简直是他的家常便饭。无奈，唐霍塞只好每天早上都亲自把他送到学校门口。
毕加索一到学校，只能垂头丧气地捧着心爱的鸽子走进教室。对他来说，教室就像鸟笼子一样束缚着他，他多么渴望自己能像鸽子一样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没有办法逃学，他干脆不写作业，他的作业本上只有各种各样的画。
终于有一天，毕加索实在无法忍受枯燥的学校生活了，他向父亲提出：“带着油筒和油笔进学校。”
看着儿子倔强坚定的表情，慈爱的父亲也不忍压抑他的才情和天赋，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就这样，毕加索在宽厚的父爱下成长着。一天傍晚，父亲唐霍塞给毕加索安排了一次画鸽子的作业，然后便独自一人出门散步。此时的他，由于种种原因，正处于心潮的低谷期。那天的林阴道上，清幽的景色渐渐驱淡了他心头的愁云。
回到家里，唐霍塞看到儿子的作业早已完成，一只鸽子画得栩栩如生，而那个脚趾更显露出毕加索不俗的功底和领悟能力。
唐霍塞被儿子的天赋震惊了，他心头的阴云顿时一扫而光，希望的火花刹那间照亮了他的心扉，他郑重地把自己的全套“衣钵”：调色板、画笔和颜料都交给了毕加索。
毕加索14岁那年，他8岁的妹妹康塞普西得了重病。
毕加索暗暗地向上帝许下一个心愿：如果上帝能够拯救康塞普西的生命，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绘画才能，永不提笔作画。可是，他虔诚的祈求没能够挽回妹妹的生命，毕加索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由此更加坚定自己作画的道路，他把自己比作一只苍鹰，要么奋翔云天，要么坠地折颈。
妹妹死后不久，父亲的工作转移到了巴塞罗那美术学校。为了让儿子受到更专业的训练，父亲唐霍塞把毕加索也带到了这里。
10月份的一天，毕加索跟着父亲来到巴塞罗那美术学校。他的腋下夹着几幅人物画，它们将决定他是否有资格入校学习。
巴塞罗那美术学校的校长安东尼奥·恰巴是一位优秀的人物像画家，他从毕加索手中接过这些画，以专业的眼光仔细地审视着。他看完画后，决定接受毕加索入校学习。
然而，开学不到几天，唐霍塞就发现毕加索总是心不在焉，于是，便查找原因，原来毕加索不想上枯燥死板的初级班。
唐霍塞立刻找到校长，把儿子的情况告诉他，校长恰巴知道毕加索的水平，于是批准他参加“古代美术、实物写生和绘描”的插班考试。
老师们考虑到毕加索年纪小，就给他布置了一些考题，让他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没想到第二天，毕加索就捧着厚厚的一叠素描来交卷，老师们被吓了一跳。
他们仔细翻阅着这些素描作品，发现毕加索用朴实而夸张的手法描绘的人体精彩生动、真实准确，老师们不得不惊叹：这个天才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把这些作品盖上校印，保存在学校里，一直到现在。
就这样，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美术学校接受着专业的教育和训练。在这里，他的才华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然而，中规中矩的学院生活，与他张扬的个性也发生了一些摩擦和碰撞。
作为美术学校的学生，临摹前人的名作是他们的必修课，可是毕加索却越来越讨厌这种纯粹的摹仿，因为这束缚了他的思维，剥夺了他进行创作的权利。
《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是巴塞罗那美术学校历届学生们必须临摹的一件作品，毕加索实在是厌倦了这种机械的操作，他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和反抗。
他将原作的大部分临摹得如出一辙，但是却将人物的面部作了很大的改变，当老师把他的作品和原作进行比较时，这种面部的差异就显得十分明显和可笑。毕加索用这种善意的玩笑嘲弄着古板的学院式教育方法，显示出自己不羁的性格和横溢的创作才华。
1896年4月，毕加索的《第一次圣餐》在巴塞罗那全市美术展览会的第一展室展出，标价1500比塞塔。5月15日的《巴塞罗那日报》上的一篇评述称赞他的作品“人物富于感情，线条明快”。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和积累，毕加索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开始画那幅酝酿已久的《科学与仁慈》。
《科学与仁慈》是毕加索与唐霍塞共同商量的题材。唐霍塞十分重视这幅画，他亲自给儿子当模特儿——坐在病人床边的医生。
在创作这幅作品时，毕加索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学院派的画法，将人物的动作、神态描摹得惟妙惟肖。但是，在色彩上他借鉴了当时流行的印象派的手法，这个流派注重于抓住自然景物在一瞬间留下的光与影的印象。毕加索注重色彩的搭配，用黑色、棕色来表现悲惨、忧郁的气氛，同时又采用了紫红、黄绿等颜色，摆脱了萎靡之气，使整个画面的色彩显得稳重大方、鲜活明快。这幅作品充分地显示出毕加索过人的创作才华和成熟的绘画技巧。
《科学与仁慈》在1897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称赞，又在马拉加市的全省美展上独占鳌头，一举捧走金像奖。这幅作品的成功，给毕加索带来了荣耀和声誉。
此时，如果毕加索满足于现状，注重荣誉和声望，那么他一定会成功。如果他按照前辈们的指引走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但是毕加索没有那样做，他想追求他自己的梦想，他想要创新，不受旧画派的影响，独创自己的风格。
历经坎坷
毕加索想要学习更多更新的东西，于是，他离开了巴塞罗那。在叔父的资助下，他来到首都马德里，顺利地就读于圣费尔纳多皇家学院。毕加索常常不去上课，总是整天整天地泡在普拉多美术馆。到了后来，他干脆成天在大街上写生，看到什么画什么，什么新奇画什么，他的足迹遍布了马德里市的每个角落。
毕加索的情况传到了叔父的耳中，叔父听说毕加索天天逃学，心里十分不快，于是，中断了对毕加索的接济。
失去了叔父的资助，毕加索的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为了创作，他只能把一张画纸做几张用，重叠地画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拮据的生活让毕加索饥寒交迫，猩红热病迫使他回到巴塞罗那的父母身边。
父亲看到穷困潦倒的儿子狼狈地回来，心里又失望又生气，他对儿子的做法感到失望，因此也对毕加索明显的冷淡了。这个时候，母亲洛佩斯给了毕加索极大的支持。
母亲对他说，她相信自己的儿子，做什么一定能做好。母亲的话鼓舞了毕加索的斗志，从那之后，他把作品上的署名正式改为母亲的姓——毕加索（picasso）。
1900年，毕加索来到向往已久的巴黎。在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乞丐和富翁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角色的转换。毕加索在这里接触了各种艺术流派，交结了许多艺术家朋友，潜心学习和吸收前辈艺术大师们的新风格，当然，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毕加索在巴黎举办了几次画展，那时而粗犷奔放、时而细腻老练的艺术技巧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人们时而点头，时而摇头，都对画的风格做了点评。但好评居多。可是他的画却一幅都没有卖出去，使得窘迫的生活每况愈下。
1902年，毕加索第3次来到巴黎，他与好朋友耶科和沙巴泰住在一起。那时候的日子可真穷啊！年轻的画家们为了能弄到几个安慰辘辘饥肠的法郎，常常要抱着一捆画跑遍了所有的画店，可有时一张画也卖不出去。
不久之后，毕加索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中展出，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虚无和绝望”的气息引起了著名画家高更的挚友查尔斯·莫里斯的注意。莫里斯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中写道：
“他像一个年轻的神，想要重新创造世界，但他只是一个忧郁的神……他的世界并不比麻风病人的病房更适合居住，他的画本身也是病魔缠身，难道命运只让这个令人恐惧的早熟孩子创作反映生活消极面的杰作，让他表现他比任何人都深受其害的病魔吗？”
这篇文章打动了毕加索，他感到这陌生人好像透视到了他的心灵，理解他的情感。于是他去拜访莫里斯，希望他能帮助自己解决心中的“病”。
莫里斯对毕加索的造访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看出这个腼腆的年轻人身上蕴含着过人的天赋和深刻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对生活有着真切的体验和感受。他向毕加索推荐了高更的游记《诺阿》，高更那种纯朴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此时的毕加索来说，确实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
1900年到1904年期间，毕加索的作品充斥着忧郁苍茫的蓝色，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为“蓝色时期”。
1903年，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创造出“蓝色时期”最优秀的作品——《生活》。这幅作品上共有7个人物，左侧是一对裸体的男女，象征着放纵的爱情，男人的手指指向右方，女人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画面的右边是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她注视着左侧的男女，神色凄楚，隐隐流露出责备之意，好像在抱怨沉浸于欢爱中的男女不懂得生活的艰辛。画面的背景是两幅素描，上面一幅，女人窝在一个男人的怀里，下面一幅，女人则是孤单地缩成一团。毕加索用这两幅素描暗示着，相依为命的日子毕竟是短暂的，人最终要独立，面对生活，要自强自立。
1904年，毕加索迁居到巴黎蒙马特尔山附近的一栋房屋。这座房子的顶层与地面平行，人们必须穿过甲板、沿着黑暗的楼梯与过道走下去才能进入房间。远远看去，它就像一条停泊在塞纳河上的洗衣船，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便把它称为“洗衣船大楼”。然而，就在这栋破旧不堪的房子里，毕加索经历了“粉红色的奇遇”。从此，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晴朗的天空突然间乌云密布，雷声轰鸣。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噼哩叭啦地砸下来，整个世界被一片雨水和雾气所笼罩着。正在画室作画的毕加索看到窗外有一只小猫被雨水冲得晕头转向，蜷成一团伏在地上瑟瑟发抖。毕加索不忍心看见小猫被困在大雨里，于是放下手中的画笔，冲进雨中，把可怜的小家伙抱在怀里。
正当毕加索把小猫抱到门廊里时，他听到了一个温柔而清脆的声音：“这只小猫真可爱！”
毕加索循声望去，他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浑身被淋得湿透，紧贴在身上的衣服勾勒出迷人的曲线，一双大眼睛亮得令人窒息。
毕加索被这位姑娘的美貌惊呆了，很快，他做出了令姑娘心动的反应：他把小猫塞在她的怀里。
毕加索黑亮的眼睛和执拗的神情吸引了姑娘，毕加索请姑娘去他的画室小坐。她答应了他的邀请，来到他的画室小坐。很快，毕加索内心炽热的火焰，像无法抗拒的磁石一样，使他们俩越走越近，这位姑娘就是费尔南多·奥利维埃——毕加索的第一位情人。
费尔南多出生于工人家庭，她善于料理家务，从来不因毕加索的贫困和他的一大堆穷朋友的喧闹而抱怨责怪。
费尔南多的天生丽质和宽厚、开朗的性格，使毕加索忘记了许多生活的烦忧。在她面前，毕加索的诗人气质和孩子气得到充分的舒展，他的创作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这段时期内，他的关注点同样是立足于表现社会底层的穷人生活，但是画面上忧郁浓重的蓝色逐渐减少，增加了亮丽的粉红色和玫瑰色，使整个色调由沉重转向柔和。此外，人物形象的处理也更加到位。后来，人们把毕加索的这一段创作时段称为“粉红色时期”。
爱情的力量使毕加索看到了生活的希望，那一抹一抹明丽的粉红色就像黎明时分的曙光，预示着即将升起光芒万丈的太阳。他的创作热情也日渐高涨。
1904年底，毕加索结识了一位终生的挚友——法国现代文学的先驱阿波利奈尔。
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被对方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深刻的思想见地深深吸引，并不由自主地对对方专攻的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几天后，阿波利奈尔为毕加索写了平生第一篇艺术评论。从此，他成为理解和支持毕加索艺术创作的忠实朋友。
1905年秋季的一天，毕加索来到画商克洛维斯萨戈家里，因为有人来看他的一幅画——《挎花篮的青年少女》。
一进门毕加索就看见一对男女坐在客厅里，男人的头发谢了顶，戴着一幅金边眼镜，而女子身材较矮，体格健壮，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整个面部看起来柔和动人。原来，这是斯坦因姐弟盖图德·斯坦因和列奥·斯坦因。
凭着多年的人物画像经验，毕加索对盖图德的外貌很感兴趣。
在列奥的再三劝说下，盖图德终于答应原封不动地买下这幅作品，并将它挂在自己的卧室里。而毕加索也如愿以偿地邀请到她作自己的模特儿。
盖图德来到“洗衣船大楼”的画室里，她上下打量着这个破旧而拥挤的居所，没有发出任何评论，只是安静地坐在凳子上，聪慧的目光凝视着正在认真做准备的毕加索。
毕加索的黑眼睛注视着盖图德，画笔在画布上迅速地涂抹，不一会儿，盖图德真切动人的神态在画板上若隐若现。特地赶来观看的朋友们纷纷拍手叫绝。
毕加索看看盖图德，又看看画像，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不行。”
就这样，毕加索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他不再请盖图德来画室，而是径直去了西班牙，一去就是几个月。
1906年秋天，毕加索从西班牙回到巴黎。一天，他突然灵感迸发，他没有叫盖图德，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呆在画室里，很快地把画像画好。顾不上其他，毕加索就去了盖图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