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行业被认为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鼻祖，它在古代社会，承担着融资功能，因此它与古代的各行各业和各个层次人都有着很大的联系。因此，千百年来，围绕着当铺产生了无数个相关轶事。
与当铺行业有关的轶事很多，主要包括当铺行业内的轶事和外界与当铺行业发生的轶事两个部分。具体的如当铺的特殊形态、当铺的细节习俗等。从这些当铺轶事中，既能够看到古代穷苦大众被当铺压榨的凄惨，也能够看到当铺行业本身在当时朝廷挤兑下艰难的发展。
（一）当铺的赚钱方式
在古代社会，当铺利润相对稳定，一般只要不遭火灾、兵灾，根本不会赔钱关门的。当铺的利润主要来自利息，月息各朝代不同，以民国期间为例，此时当铺月息通常是1分，也有2分或3分的。
和当铺的稳定经营相比，当主就不是那么稳定了，“晨当晚赎”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谓晨当晚赎，这主要对穷人而言，生活在城市的一些人力车夫、搬运工、脚行，生活困难，家中没有粮食，常常在清早将衣被入当，质钱买粮，赚一天钱后，晚上再赎回来，这叫晨当晚赎。
可即使这一天，也要付一个月的利息。如果到期末赎，过5天就要再加一个月利息。
当铺的另一种非常独特的，也是当铺比较赚钱的的形式是死当。死当就是当户因为没钱或者因为死亡、失踪无法赎取抵押品，当票过期，抵押品即归当铺所有，当铺有权处理。
处理的方法，高档商品贵重财物卖给金银首饰行、珠宝行及估衣店，中低挡物品低价售于店员，或集中到庙会去卖。太原几家当铺的老板既开古董金店，又开估衣铺，它们和当铺结合起来，利润不可谓不丰。
活当也是当铺赚钱的方式之一，当然，这种方式只有极少数当铺去做。据说，民国初年，天津帮会头子袁文会、上海帮会大亨黄金荣所经营的当铺，就做这种活当。
所谓活当，就是指一些贫民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把女儿做质送进当铺。到期无力赎回，竟将活当卖入妓院等处。
（二）诸多细节习俗
开当铺的一般都很讲迷信，有很多讲究。仅以张家口的福生当铺为例，可以看出当铺的许多禁忌。
张家口福生当铺是山西车惘村的常家开的，在桥西的东关街。福生当铺开业于清光绪年间，是当地一家最大的当铺。在开张的那天，管事的一大早，就带领全体从业人员，在财神牌位前烧香、磕头，祭祀一番，祈求好运。
待掌柜等人各就各位后，管事便大声喝令：“请幌子开门！”
小伙计挑着幌子出来，先不放当客进门，而是等掌柜的在鞭炮声中用算盘敲3下柜台，并朝外摇3摇，意在驱赶“煞神”，然后由3个新徒弟充作招财童子，上柜台做象征性交易，用意在于讨口彩，即吉利话。
第一个童子抱着一锭银元宝，名为“利市元宝”；第二个童子抱一只瓷瓶，取“平安吉祥”之意；第三个童子抱一柄三镶如意，象征“吉祥如意”。
3个童子口念吉祥贺词，向掌柜贺喜。掌柜开出第一、二、三号当票，以示开张大吉，然后正式对外营业。
当铺开张时，要贴大红色门联，上书“新张伊始喜气扬，平安如意当吉祥”。还有“典肆开张为便民，却将利息定三分；不论铜子或银币，票写张垣十足银”。这里的张垣，为张家口的代称。
当铺来的新学徒试字时，谁要写出“未登龙虎地，先进发财门”10个字，谁就博得掌柜大喜，要另眼看待。
当铺在大年初一也不放假，这天来的“天字第一号”，即指头一位当户，掌柜的为讨个开市大吉，一般都不与之讨价还价，图个皆大欢喜。
当铺的门坎比一般店铺高得多，其寓意是防止水淹。例如福生当铺的台阶有八级，柜台也高。
当铺给当户付款时，按例要先扣一个月的利钱，即使立刻去赎，也是如此。如当物者在临近赎期时，要检查一下衣物损坏情况，以决定是否赎回时，当铺行话称为“照一照”，当铺按例也要加收一个月的利钱。
每年年节临近，当铺还派出人用低价收购无力取赎者手中的当票，使当物成为死当，以赚取更多的钱财。
当铺之间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夜间走动叫门时，不用敲门，只需喊一嗓子“嗷”，里面即知是同行，马上给开门。后来有人编了一段“晚间叫门”的顺口溜：
看戏归来夜色深，栅门紧闭气象森。
几度轻敲门不启，一声“嗷”字便开门。
（三）当铺艰难经营
在古代我国官本位思想比较重，天下的行业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商是最低等的行业。当铺属于商业的一种，地位自然也不高。因此，当铺行业在经营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封建政府的干扰。在这里我们仅以郑州恭和典当铺为例，看到古代当铺行业经营的困难。
在新中国成立前，郑州的典当行不多，但有一家名气极大，声名远震四方，这就是恭和典当铺。
恭和典当铺是黄弼臣于清宣统二年创建的。黄弼臣是陕西白河县人。光绪年间到河南。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三十二年间先后任邓州、长葛、商水、西平四地知县。
任职16年，黄弼臣积累了丰厚的资财。卸任后，他考虑的第一件事，是通过何种渠道使现有的资产增值，令子孙们生活无忧。通过对市面的考察，黄弼臣发现典当业是比较稳妥的行业，风险小、利润高。
典当业在当时属于官商性质，只有与当地掌权者熟络，才有可能获得报批备案。一般人即便有钱，但没有当官的牵线搭桥，想涉足此业也是不可能的。黄弼臣正好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利用自己任职多年结交的关系，找到当时在任的长葛知县潘守廉，靠他担保，很顺利地报批备案。
同时他深入开封、禹县等地，对当地的老牌当铺如公茂典、同茂典等进行考察学习，摸清开当铺的路数，并请他们推荐对典当行业有经验的人，一切就绪，正大典当铺就在长葛县城内开始经营了，资金是83000串。
正大典开业时间不长，黄弼臣便意识到这个当铺开错了地方。当时的长葛地界小，农民人少地肥，年景通常不错，一般农民家庭靠精打细算尚可维持基本生活，进当铺的需求不那么迫切。
当时典当业备案规定，有3年的试办期，试办期满后，要继续经营，应再申请正式备案。正大典开了3年，没有好转的迹象，黄弼臣果断停业。
经过一番考察后，黄弼臣决定将当铺开设在郑州。郑州当时属于州治，地广人多，交通方便，经济繁荣。加之黄弼臣与郑州直隶州知州叶济是旧交，关系密切，开店之事很快定了下来。新开业的当铺取名恭和典当铺，开业之初设在郑州南大街南头路西，后黄弼臣以9300串钱购置了东大街西段路北的一处院落。
当铺有着有钱的名声，开设者黄弼臣又是外地人，为确保经营的正常进行，他采取了花钱买平安的策略，在维护关系方面花费不菲。对当地的头面人物、士绅阶层、左邻右舍每年的三大节日，春节、端午和中秋都要送礼物，每年正月还要设宴招待，叫作饮春酒。对地方文武官员则直接送钱。
除此之外，当铺还借各种名义送钱送物。如迁居以燎锅底为名送礼品，结婚生子送礼金，寿辰送缎幛，丧事送奠仪，演戏送加官礼等。加官送礼是大户人家请戏班演戏时，戏班对主人的敬礼仪式，由演生角的带上面具，手持长布幅，上写“天官赐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等吉利话，届时，主人客人都要给赏钱。
百密也有一疏，当铺仍偶有意外之事发生。辛亥革命前，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其部队南下路过郑州时，一伙士兵进当铺骚扰，把枪甩上柜台，吼叫着要“当枪”。掌柜的连忙托人说情，送上钱银，才算摆平。此类突发事件，全靠平时维持的关系出面疏通，才不致使事态扩大。
当铺的利润是丰厚的，然而面临的麻烦也是不少的。恭和典当铺靠着东家的左右逢源，终于在不太安定的清末和民国年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而那些民办当铺则要相对艰难的多了，那些靠白手起家逐渐开起当铺的商人，常常因为不了解封建官场的规则，而屡屡碰壁，有的甚至被关进了大牢。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古代当铺，尤其是民办当铺经营的艰难。
（四）学徒三种“特技”
学徒是古代当铺中的一个固定人群，当铺的学徒多是15岁左右，3年为限。第一年是管吃饭没工钱，第二年是除吃饭外每月给少量的零花钱，第三年起每月增加一些零花钱，在数量依然还很少。
干当铺这一行的，必须学会3种特技。学徒进店，两年内必须熟悉这些特技。这3种特技分别是：
辨认“当票字”，这种字在当户或别人看来是很难辨认的。
其次是熟悉内部交流“暗语”，这是一种行话，每当当户送当时，在内部商定货金数目多寡时，柜上的掌柜、内柜、站柜及学徒间相互交流，用的便是这种“暗语”。
此外还有“暗记”，各当铺间为了自身利益，彼此通气，不会哄抬当价。暗记就是它们相互通气的法宝，如果当户坚持当高价，当铺不给，双方交谈不成，他们退还你的当物时，当铺便在当物上做了暗记，这样，当户走到第二家当铺时，站柜的人打开包皮一看，心中有数，开价也不会高，最后使你只好低价当出。这也是学徒必学的特技之一。
学徒期满后要再干一年。第四年起就可以“顶生意”。顶生意就是所谓的以身代股，可分到一些红利。
（五）徽商与当铺
提到当铺，就不可以不提徽商。在明清历史中，徽商可以说是称雄于商界的一支劲旅。尤其是在当铺行业，无论是当铺东家，还是当铺的经营管理者，大部分都是徽商。这种徽商在当铺行业的独占局面，直至山西晋商崛起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徽商在典当行业中能够独占鳌头，这是有原因的。徽商的原籍地为徽州，这里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的皖南山区，古书记载：“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颠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即山为城，因溪为隍，百城襟带，三面距江，地势斗绝，山川雄深”，交通甚为不便。
这样一个几近封闭的天然环境，本是安居乐业的一方净土。自魏晋以来，中原经历了数次战乱，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封闭的徽州便成为一个绝佳的避难所。
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和迁移增快，徽州地狭人稠的矛盾日益突显。在出产难以自给的情况下，徽州男子便不得不出外谋生。
徽州人很早就外出经商，宋代就有号称“祝半州”，“十万大公”、“十万二公”的徽州巨贾。而成群结伙出远门做生意，形成徽州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局面，在经商之地形成很有影响的徽州商帮，则大致在明代中叶。徽商之称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
徽商所擅长的行业主要是盐、典、茶、木。虽然典业列于徽商经营的盐、典、茶、木四大行业之中，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典业和其它三种行业存在一定差别。由于没有具体的经营对象，也没有买卖过程，所以，典当业并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商业范畴，和其它行业的原生性相比，典当业更带有其独特的寄生性。
但是，由于经营典当业需要可观的启动资金，因而涉足的都是拥有大量资本的富商大贾，所以，一般也就把典当业的经营者统称为典当商人。资金限制，使得经营典当业较之其它行业具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不管从何处起家，必须在拥有了大笔资金之后才能投资典当业。
因此，典当业要在其它行业相对繁荣的基础上才允许进入。换言之，典当业的起步在相当程度上要寄生于其它行业。
徽商在当铺行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资金方面，徽商的资本雄厚，更胜一筹。《明季北略》上说：在北京的徽商汪箕，“家资数百万，典铺数十处”。江苏江阴县的徽商程壁，广有资财，“开张典铺18处”。
在经营方法上，徽商灵活的经营手段也是技高一筹的，据《金陵琐事剩录》中的描述：南京“当铺有500家。福建铺本少，取利3分、4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1分、2分、3分……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可见，徽商在典当业竞争中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是徽商成为典当业有名的经营者的原因。
明清商业的普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徽州商人在经营其它行业上的巨大成功，都为徽州典当业的起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钻天洞庭，遍地徽”，徽商无远不至，但是，邻近的东南长江三角洲一带，仍然是最便利也是最具吸引力的经营之所。于是，徽商商人沿江而下，大举进军苏州、扬州、淮安、杭州一带。
在明清之际，徽商在当铺行业的势力非常大，这里仅以扬州为例，来考察徽商在当铺行业的影响。
扬州地处南北走向的大运河和东西走向的长江之交汇点上，是为南北往来之重镇。大运河的开凿，给扬州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到了明清，随着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特别是盐业的发展，扬州之繁盛更加今非昔比。
面对如此繁华的都市扬州，出外谋生的徽商大都怀着“古之为市者，必于通衢大都”的信念，作为江淮沿海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扬州自然诱得大量徽商趋之若鹜。
徽州商人来到扬州之后，主要进入盐业和当铺行业，通常很多徽商是两个行业都做，并利用盐业积攒下的资本，投资于当铺行业。所以后人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州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
扬州商业的繁荣，加速了金融的流动，金属货币的流通和支付功能越来越得到强化，民间需要用钱的机会越来越多。此时，坐拥大量资本的徽商正在为他们的财富寻找新的出路。
经营典当业必须有大量启动资金，这一特殊前提对于徽商来讲，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对于寓居客地的徽商来说，经营典当业可以收取债务人的质押物作为保障，这比起许多其它行业，经营的风险要小得多。
于是，很多在商业活动中积累起大量货币财富的徽商，开始改治或者兼营典业，从事高利贷活动，带动了扬州典当业的发展。徽商在扬州的独特地位，帮助他们实现了对扬州典当业的垄断。《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记载：
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
汪德昌，字心田，郡城人。游淮扬，佐办南巡大差，诸商人咸赖之。家小康，不事居积，专以周贫济急为事。尝以数千金贷贫乏，归偿无力，悉焚其券。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许多徽商在扬州选择盐业起家，至“千金巨万”时，便将商业资本或多或少地转向典当业经营，将其转化为高利贷资本。
这一举动既是商业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扬州的典当业是在商业尤其是盐业极度发展的基础之上，依靠盐业滋生的一种金融服务性行业。在扬州盐业与典当业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皮毛”关系。
扬州如此，全国许多地方亦是如此。当时具有充足资本势力的徽商，带着资本和熟练的典当经商经验，奔赴全国各地，在大江南北成为了典当行业最大的一股势力。
（六）名人开当铺
我国典当历史悠久，各类名人涉及典当业经营的现象尤为突出，当然他们通常都属于兼做而已，有的名人还因从事当铺而发了一笔小财。
唐代国力强盛，工商业发展加快，货币需求迅速扩大，这些都使典当的存在和兴旺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曾横行唐天下数十年的太平公主，依仗其父唐高宗、其母武则天之威，不但横征暴敛，“田园遍千近甸膏腴”，而且热衷经商之利，“市易造作器物，吴、蜀、岭南俱造，相属于路”。
太平公主利用雄厚资本，在家中开设质库。其规模、实力都远非一般当铺所能够相比。太平公主以堂堂公主之尊，开当铺这是古代官僚资本最早向金融业转移的典型例子。
进入宋代开当铺的名人也非常多。古代著名小说《水浒全传》中曾提到卢俊义被逼上梁山前开过当铺的事。一行人“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自歌自笑，去了复又来，小儿们哄动。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
这里的“解库”乃宋代通称；而“收解”意为收当，即当铺员工与当户进行典当交易活动。
明朝嘉靖朝期间，家居湖州的礼部尚书董份，也加入到了当商行列。据后人记载，他“富冠三吴，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这里所说的“质舍”就是当铺，而所谓“子钱”便为当铺利息。
进入清代以后，名人开当风起云涌，愈演愈烈，颇成气候。当时，不仅民间当铺盛行，而且官府典当亦很红火。如康熙年间，大官僚、大地主、刑部尚书徐乾学，就以白银10万两贷给盐商项景元，每月取利3分，同时又借给布商陈天石本银10万两，由其在北京正阳门外大蒋家胡同开设当铺。
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康熙朝江宁织造曹寅也有开当铺的经历。据记载，在曹寅死后，曾遗存“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7000两”。
就连清末大太监小德张，亦拥家资2000万元左右。他在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和北河沿，先后开设水庆、水存两家当铺，资金达10多万两。
更有甚者，清代除了民当、官当之外，还有皇当，即皇帝本人亲自批准和支持开设的皇家当铺。雍正帝是皇当得最初倡导者，他曾多次拨出专款派人开设当铺。此后的乾隆帝，也对皇当倍加热心。
近代以来，官当之风更是横扫天下，清代身居要职的军政大臣们，纷纷采取各种方式参与典当经营。
比如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都曾开设官当，并运用地方政府权力，干涉辖地内的当期、利率等，对地方典当业的发展施加了强大影响。
和曾国藩同时期、依附于另一位平太平军名将左宗棠的胡雪岩，更是一个开当铺的名家，他开始的当铺遍布了当时我国的大江南北，而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个官至一品的红顶商人。后来的李鸿章、袁世凯等权倾天下的人物也都曾经开过当铺。在安徽巢湖某地，还留下了一座“李鸿章当铺”古迹，并成为了旅游景点。
（七）名人典当故事
典当不仅和穷人有关，也和许多名人有关，因为有些名人也曾经落难过，或者经历过短暂的经济拮据。因为名人并非天生就是名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成名之前艰苦奋斗、历经坎坷，甚至有过一段“英雄气短”的资金拮据史，这使他们曾不同程度地利用过典当方式向大大小小的当铺融资。
唐初名将程知节，即人们常说的程咬金，在成名之前就曾多次典当。当时正值隋朝末年，隋炀帝登基后，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朝政荒废，民不聊生。
以卖盐为生的程知节，不堪官府压榨，在盐场大骂昏君杨广打死盐巡，被捕入狱。后来，恰逢大赦天下，程知节被释放出狱。程知节归途中，典当囚衣买点心来孝敬老母，从此以卖耙为生。在以后的卖耙生涯中，他也多次经历生活困难，必须靠典当维持生计，直至后来参与起义，才告别了典当生活。
南宋杰出的爱国者、曾任右丞相的文天祥，年轻时曾因手头拮据光顾当铺，他是以一只金碗充作当物的。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说：“金碗在质库某处约之，甚恨未能自取之，乃劳先生厚费如此！”
我国现代文学家鲁迅年轻时，曾长期与当铺打交道。他在其所著《呐喊》一书自序中披露：“我有4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诬蔑里接了钱……”
鲁迅典当是为了给他父亲凑钱买药治病。对此，鲁迅之弟周建人当年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写道：“我母亲卖掉了我父亲的一个会——子母会，得了12元。以后只能当当头了……我大哥当了当头，拿了钱，又进药店，买药回家。”那时，“在塔子桥东咸欢河北岸，又一爿恒济当……当铺的伙计称朝奉。”
20世纪初期，毛泽东在长沙时，也曾经典当过物品。他当时典当过一块镀金怀表，为的是凑足路费前往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