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在那旧式的环境里，到我们家来五十九年，真像是做了长期的苦工，她何尝有一日的安闲，不必说子女的嫁娶，就是一家的柴米油盐，扫地抹桌，哪一件事不在八十岁老人早晚的心上！我的伯父快近六十岁了，但他的起居饮食，还差不多完全是祖母经管的，初出世的曾孙如其有些身热咳嗽，老太太晚上就睡不安稳；她爱我宠我的深情，更不是文字所能描写；她那深厚的慈荫，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蔽。但她的身心即使劳碌了一生，她的报酬却在灵魂无上的平安；她的安慰就在她的儿女孙曾，只要我们能够步她的前例，各尽天定的责任，她在冥冥中也就永远的微笑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
诗人徐志摩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这种“天生是感情性”（《落叶》）的胆汁质气质使他成为“爱”的歌手，朋友之爱、情人之爱、父子之爱都在他笔下被层层铺张，反复渲染。与其著名的爱情诗之缠绵徘恻情调不同的，则是《自剖》集中的一组总名为“风雨故人”的散文。这些散文表达的是对去世的亲人和挚友的无尽哀思和怀念之情。其中，《我的祖母之死》无疑是动人至深的篇章。
可以想象，重“情”的徐志摩与祖母之间有着比常人更为浓烈、深挚的感情。然而，他却只能默默而无能为力地眼看着奶奶生命力的渐渐萎缩，这无疑是徐志摩情感历程中一次极其惨痛的经历。
文章中，徐志摩详细地陈述“我”接到祖母病危的加急电报后，回家途中时间的演进和地点的转换，表达出作者那种归心似箭的心情，从而使人自然地意识到祖母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与份量。当风尘仆仆回到阔别多年的大宅院时，声声撕人心肺的“奶奶—奶奶”声中包含着思念、哀痛、无奈等诸多复杂情感，似乎要把奶奶从阴曹地府的勾魂鬼手中喊回来、拉回来，夺回来，要让奶奶与她钟爱的孙子再细细地见上一面，让她再好好地活一回。在这种场合，爱的力量仿佛使徐志摩的大脑中枢神经发出了错误的信号，理智的堤坝也在情感的洪潮面前全线崩溃了，以至于“我”不愿承认既定的事实，一厢情愿地从种种迹象中寻找奶奶“定是睡着了”的证据。面对着“阖着眼，仰面躺在床上”失去了生气的奶奶，“我”“至少逃回了二十年的光阴”，那时有纯朴的“我”、慈爱的奶奶，还有奶奶的状元糕、蜜枣，“那时是如何可爱的辰光，如何可爱的天真，但如今没有了”。岁月的流逝只能使这些成为回忆的内容，在“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的那种爱和被爱的甜蜜中，不觉地掺进了一丝伤感和苦涩，不禁使人黯然神伤。
古老的大宅院的石瓦缝里，漏进了一丝丝残晖，孤伶伶地照在被磨得光滑的老式而又厚重的红木椅上，显得斑剥陆离；晚风吹起着窗帷，轻轻摇曳；笨重的壁钟发出的无精打采的“嗒嗒”声“给你一种模糊的隐痛”；香炉里游出的一股股檀香与暮气掺合在一起，弥漫看一种神秘的氛围……徘徊在生与死之间的奶奶“呼吸还是一例的平匀，面容虽不免瘦削，光泽依然不减，并没有显著的衰象”，这些多少有些带主观色彩的一厢情愿的表面迹象，在医生的无情诊断面前失去了意义。守候在床边的“我”及亲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奇迹的发生，这当然是渺茫之极的希望。
产生这种心情的原因，徐志摩在文中说得很清楚，那便是“人情”，这种“人情”甚至使被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洗礼过的徐志摩对“体即是用，离了体即没有用”的科学说法表示怀疑。与此同时，他又似乎悲哀于人的情意的传达受制于肉体的羁绊：“隔着这肉体的关系，她的性灵不再能与她最亲的骨肉自由的交通……这才是可怜，这才真叫人悲哀哩！”
“离她（奶奶）起病的第十一天”是这种马拉松式的精神折磨的终点。一声尖锐的喊声使人从种种期望的云端一下子坠落到了绝望的地狱，“仿佛是一大桶的冰水浇在我的身上，我所有的毛管一齐竖了起来。”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止，作者的脑海里呈现一片茫然的空白，是不相信？是解脱？是悲哀？是绝望？恐怕兼而有之。茫然之余，“我”踉跄奔到床前，看到了祖母“生命最集中的灵光”，这最后的一幕深深地烙在徐志摩的脑海中，以致于事后，他将款款思念之情融人笔端，或工笔细描、或重彩渲染、或大笔写意，画出了祖母一生中最美的色彩。这种精致、生动而形象的描写只有那种心怀刻骨铭心之爱者才能为之，这其中恐怕绝非仅仅凭笔力就可以，更重要的，还是感情。
人们常说，徐志摩是新诗人中最善于创造罗曼蒂克的情爱氛围的情歌手，同样，他也是最善于创造凄凉、哀婉意境的悲吟诗人。
当然，《我的祖母之死》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悼念文字。散文这种体裁的自由、宽泛，不受内容、格律限制的特性给徐志摩这匹神思飞扬的“野马”以纵横驰骋的天地。他似乎从不约束和羁绊自己情感的任意呓发，他完全以感情的眼光体验世界，又借助外界的事物来表达自我的心绪和情感。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不能受徐志摩散文文本表层意义的盅惑，而更应深潜入其情感指向的内核。事实上，亲眼目睹了祖母从生到死这一幻灭过程的徐志摩不自觉地陷入了生与死的冥想。
文章一开头就借用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来切入生与死这一主题的讨论。徐志摩认为，孩童的一言一行都显得内外明彻、纯任本然，光明洞澈、澄莹中立，“没有烦恼，没有忧虑，一天只知道玩，肢体是灵活的，精神是活泼的”（《罗素与幼稚教育》）这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体验到生的烦恼与死的恐惧。
有关孩童的讨论与文章的中心有何联系呢？我们知道，1923年的徐志摩正处于他情感的“蜕变期”（1923—1924）。他在“冲动期”（1921—1922）所营构的绝对乐观、积极入世“宁馨儿”般的乌托邦理想很快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遭受幻灭的必然命运。以故，疲惫的徐志摩在文中流露出对这种单纯的儿童生活的向往，自然是不足为奇的。然而，迷恋于纯朴的童心世界毕竟只能是一时的情感的避风港，毕竟“过去的已经过去”（《罗素与幼稚教育》），如果不积极地体验生命，而沉溺于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只是泄漏你对人生欠缺认识……是一种知识上的浅陋。”（同上）这对于以“生命的信徒”（《迎上前去》）自居的徐志摩是不屑为之的。
因此，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徐志摩在文中的情感脉胳：他不愿让自己苦心经营的生命支点轻易地毁灭，他似乎竭力将自己从悲观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所以他在痛苦地等待、茫然地期盼、歇斯底里地挣扎：“这浮动的水泡不曾破裂以前，也得饱吸自由的日光，反射几丝颜色”，“我只能说我因此与实际生活更深了一层——不但死是神奇的现象，不但生命与呼吸是神奇的现象……”他似乎要开掘和深化人类生命特有而神奇的心理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徐志摩在此所作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在绝望的边缘搜求着希望的根芽”（《迎上前去》）事实上，从康桥温馨典雅的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徐志摩是难以接受满目疮痍、卑污苟且的旧中国现实的，阴云已在徐志摩心头蔓延、内心已对生命充满怀疑、昂扬乐观已化为激愤、信心已在动摇。他只得用叔本华的生命哲学为武器，竭力阻挡“暮气”的来临。
因此，在蜕变期，徐志摩的情感是相当复杂的。在他身上，昂扬与颓丧、奋进与退缩、希望与绝望、充实与虚无都交杂在一起，且在情感的天平上左右摇摆。而这种思想矛盾表现在《我的祖母之死》中则必然体现为出世与入世的犹豫，生与死的徘徊。一方面，徐志摩竭力赞美祖母的死：“我想象的看见祖母脱离了躯壳与人间，穿着雪白的长袍，冉冉的升天去。”在这里，死亡被诗意化了，在神秘与宁静中揭示着诗人对死亡的感悟：那并非是枯寂空虚的沙漠，也并非是阴森可怖的地狱，生与死只不过是历劫轮回中的一个浮枢，“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而“复归于无物”，奶奶只不过是“还归她清静自在的来处。”在富有宗教意味的顿悟中，混沌了生命与死亡的界线，混沌了生命本身与自然的界线，并力图超越时间与死亡。
然而这种对死亡的坦然并非是无条件的，“如果我们生前是尽责任的，是无愧的，我们就会安坦的走近我们的坟墓，我们的灵魂不会有惭愧或悔恨的齿痕。”言下之意，如果生前不是尽责任的和无愧的，那么夜里“噩梦”将来“缠绕”，死变成了生命的消蜕。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在徐志摩看来，如果挚着地追求生命真实的本义，生命终极就不是消极、退缩和虚无，而是一道绚丽多彩的光芒，是一种美丽的归宿。
由此看来，希望与绝望的搏杀、生与死的徘徊形成了诗人蜕变期的特殊心态，而这种矛盾调和的结果，用他自己在文中引用勃兰恩德的比喻来说，即为：“人生自生至死，真是大队的旅客在不尽的沙漠中进行，只要良心有个安顿，到夜里就不会有噩梦来缠绕”——这无疑是至诚、至理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