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另一位名叫彼得的门徒来到罗马，访问了台伯河畔的那个小小基督徒移民点。罗马的皇帝害怕这个新的宗教组织壮大，多次对基督徒进行屠杀，彼得本人也在一次大屠杀之中死去。但是教会保存了下来。三百年之后，罗马已不再是西方世界的政治中心，而罗马的基督教主教们却把这座城市变成了全世界的宗教首都。
彼得这个名字与基督教精神中心由耶路撒冷转移到罗马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对彼得了解得很少，远不如保罗的。
他上一次出现，是在他否认自己认识耶稣之后，怀着沉重的心情逃离该亚法家的时候。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他又闪现了一下。再往后，有好多年没有见到他。而再次露面的时候，他已是一个著名的传教士了。他到许多遥远的城市去传播老师的学说，还在那些地方写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信。
彼得原是加利利海边一个淳朴的渔夫，没有受到保罗那样的教育。他不像保罗那样具有个人魅力，保罗每到一地，不论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还是西利西亚人，总是被他吸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彼得在耶稣受审时表现出怯懦就断言他缺乏勇气。有些勇敢的士兵和著名的军队会在猝不及防的时刻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一旦恢复了理智，他们就会加倍忠于职守，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彼得就是这样的人。他还是个有才华的人。办事注重效率。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什么，因此把抛头露面的工作留给保罗和耶稣的兄弟雅各去做。保罗到国外传道，雅各则留在原来的国家担任了教会首领。
彼得满足于在犹太四周的小国家传教。他与他忠实的妻子一起长途跋涉，他的足迹遍布巴比伦、撒玛利亚、安提戈纳斯。他向人们传授他在加利利海打鱼时耶稣对他的教导。
我们不知道他最后为什么去了罗马。关于这次行动我们没有可靠史料。但是基督教会早期的发展与这位使徒的名字关系甚大，所以我们必须为这位最受耶稣宠爱的神奇老人多费些笔墨。
二世纪中叶一部编年史提到，彼得与保罗在罗马传道时，几个月内先后被暴民杀死。
这种大规模屠杀异教徒的行为是罗马史上前所未有的。
罗马政府对耶稣的追随者一直采取忽略的态度，现在这种无所谓渐渐转变为仇视了。以往的基督徒只不过是些“怪人”，他们偶尔在偏僻街区的阴暗房子里聚会，讲讲故事。他们讲的是那个被像逃跑的奴隶一样处死的救世主的故事。如果仅仅如此，他们的聚会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随着基督的故事越传越广，当局也就不耐烦了。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最先开始抱怨的，是那些靠崇拜朱庇特为生的人。
如果罗马人把金钱都奉献给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外来之神，而供奉朱庇特的寺庙门可罗雀，那家畜商和祭司们的损失自然惨重。
他们在争取到当局的支持后，掀起了一场诋毁基督徒的运动。罗马的郊区住着不少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农民，他们衣食寒酸，举止粗野，早就对品行端正的基督徒心怀嫉恨。看到他们的基督徒邻居遭到诽谤，他们幸灾乐祸。当一位罗马家庭妇女向别人讲述那些基督徒如何在星期天杀死儿童以取悦于他们的上帝时，他们就不怀好意地相互挤眉弄眼，表示“采取措施”的时候到了。
当时的所有正直的学者都一致称赞他们的基督徒邻居无可指责，说这些基督徒堪称罗马人的榜样。他们批评罗马人一面哀叹“昔日的良好风尚”一去而不复还，一面却又醉心于今日的种种恶习。
但有一类人出于纯粹自私的动机害怕基督教发展起来。巫师和东方神秘的崇拜者们，刚刚从东方“独家”引进了数以百计的神秘仪式。现在发展自己的生意正在受到威胁。他们无法与基督徒竞争！那些男男女女宁愿生活于清贫之中也绝不为宣传自己老师的学说而收一分钱。
不久，所有那些觉得自己受到威胁的人便联合起来，向当局指控说基督徒都是阴险邪恶的罪犯，他们准备危害帝国的安全。
这些指控并没有马上产生作用，罗马当局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采取行动。但是那些责难基督徒的奇谈怪论越传越广，而且说得活灵活现，好像很有根据似的。
基督徒自己的一些说法也助长了怀疑。他们不时暗中谈论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宣扬来自天国的闪电将清整个世界。虽然这不过表现他们对一个新的光明世界的向往。
当尼禄皇帝在酩酊大醉中一把火烧毁了大半个罗马城时，人们想起了基督徒关于所有大城市都将毁灭的预言。
罗马人在恐惧中失去了理智。犹太人和基督徒遭到搜捕，被投进监狱。他们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一连好几个星期，刽子手和野兽忙得不可开交，保罗和彼得就在其中一次行刑中被劈死。
然而视死如归的殉教者是对一种新信仰的最好宣传。以前，基督的学说只在厨房里有拥护者。现在，客厅里的人也开始感兴趣了。到一世纪末，已经有不少高级官员和贵族妇女因改信基督教而被处死，他们拒绝供奉旧神以向帝国显示自己的忠诚。
屠杀激起了反抗。起初十分温顺的基督徒终于开始挺起身来自卫了。既然不能在公共场所或私宅里聚会，教会就转入了地下。
罗马四郊的废采石场很快就变成了聚会场所，虔诚的教徒每周都去聚会一次，聆听一些四处传教牧师讲道，讲述一百多年前那个来自拿撒勒的木匠的故事。他们就从这些活动中寻找慰藉。
这样一来，基督徒变成了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这是以前没有的事。
罗马的官员把秘密社团视为心腹大患是有充分的理由。在一个奴隶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国家里，召开当局无法监控的秘密会议是绝对不能令人放心！
罗马的行省传来了基督教不断蔓延的报告。有些总督保持着冷静，等待着人们恢复理智。也有些总督接受了基督教徒的好处，一声不吭。还有些总督采取了镇压行动，希望以此博得罗马皇帝的欢心。他们把凡是同那个可疑的“加利利疑案”沾边的男人、女人、孩子都屠杀了。
不论在什么地方，受害者对当局的回答都是一致的。否认自己有罪。他们在绞刑架上大义凛然的表现为他们赢得了许多的朋友，每次行刑之后，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
这样，当屠杀结束的时候，原来的小团体已经发展壮大，需专人管理了。必须有人在法律面前代表教会和管理虔诚的教徒捐献的基金。
最初是些年纪较大的人，即所谓的“长者”出面管理团体的日常事务。后来，为了更有效地工作，某一个城镇或某一个城区的教会组织合并在一起，由一位主教或总执事负责指导公共事务。
主教，就其职能的性质而言，应是使徒的直接继承人。随着教会的发展，主教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不过犹太或小亚细亚一个村庄的主教不如意大利或法国一个大城市的主教影响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很自然其他地方的主教必然对罗马的主教怀有敬畏之情。
罗马这座支配世界命运近五百年的城市有大量精通政治和外交的人才。随着罗马的日趋衰落，野心勃勃的年轻人逐渐失去在军队和政府的施展才华的机会，因而他们自然而然转向了教会，指望教会能给他们一个成就一番事业的机会。
旧的帝国已经走投无路。
由于从共和国时期起，农民就是士兵的主要来源，现在，经济管理不善，农民日益贫困。他们一齐拥进城市，吵闹着索要面包和娱乐。
亚洲中心地区战乱不已，大量游牧部落被迫向西迁徙，侵入属于罗马的土地。但是与首都的政治形势相比，各行省的混乱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又一个的皇帝登上宝座，不久就被杀死在大内皇宫。雇佣军为所欲为，他们是帝国的真正主人。
最后，罗马的皇帝们住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安全感了，他们离开了台伯河畔，另选居住地。恺撒的继承人一走，罗马的主教们自然就成了最有权势的人。由于他们代表着惟一有序的组织，他们承担起领导的责任。皇帝们在从旧的首都搬走之后，需要他们的支持才能在意大利半岛维持名誉的统治。
帝国的皇帝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公元三一三年，正式颁布关于信仰自由的法令，宗教迫害结束了。一个世纪以后，罗马被公认为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的宗教之都。
教会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拿撒勒先知的教诲，穿过战争与战乱的喧闹，在人类的天空回荡。他请求用融合万物的终极之爱去治愈这个世界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