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生动，就是指语言富有表现力、感染力，让人愿意看，而且看后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文学语言的一大特点。其他文章的语言要不要生动呢？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该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句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反对党八股》）孔子对这个问题曾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他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说，语言缺少文采，虽然也能通得过，但不可能久远地流传。可见，既要有充实的内容，又要有精美的语言，文章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怎样才能使语言生动呢？
精心锤炼词语
语言的海洋浩瀚无垠。语言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关键在运用。反复推敲，细心揣摩，百炼千锤，才能点石成金，妙笔生花。
锤炼词语是复杂的活动，同一个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刻、联想的丰富以及文化修养的总体水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鲁迅1931年写了一首无题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1933年鲁迅在写《为了忘却的记念》时，将这首诗收入文中，并将“眼看”
改为“忍看”，“刀边”改为“刀丛”。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屠杀志士仁人的血腥罪行，充分地表达了作者无比的愤慨以及对死难烈士深切的哀思。
重视炼字，是使语言形象生动的重要手段。用《红楼梦》中香菱的话讲，“含在口中，仿佛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替换不得，非这两个字无以表达它的好处”。
例如：“雉雏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的“秀”与“稀”（王维）；“他的悲剧性感悟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和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余秋雨）；“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周邦彦）；等等。
注意词语的色彩
词语除了表示一定的意义外，还体现出一定的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
感情色彩有褒贬之分。表示喜爱、赞许等情感的词为褒义词；表示厌恶、憎恨等情感的词为贬义词；介于两者之间，没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词为中性词。
使用感情色彩浓烈的词，可以鲜明地表达思想感情。
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是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有些词语虽然本身并不具有感情色彩，但是借助一定的语言环境，便会显示出某种感情色彩来。如：
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鲁迅《故乡》）作者没有按习惯用“跑”、“蹦”、“跳”等动词，而用了“飞”字，一下子就把宏儿的天真活泼可爱表现了出来，极富感情色彩。
有些词语虽然彼此含义相同或相近，但适用的范围和场合不同，显示出来的色彩也就不同，这就是所谓的语体色彩。语体色彩通常分为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两大类。
口头语体的特点是平易、通俗、朴素、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书面语体的特点是庄重、典雅、严谨、规范，显得文采斑斓。在写作时，应根据文体和语言环境的需要，选用适当的语体，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请看以下两段文字：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老舍《骆驼祥子》）
我们都会衰老。我镇定地注视着我的年纪，犹如眺望远方一幅渐渐逼近的白帆。为什么要掩饰这个现实呢？掩饰不单是徒劳，首先是一种软弱。自信并不与年龄成反比，就像自信并不与美丽成正比。勇气不是储存在脸庞里，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化妆品不过是一些高分子化合物、一些水果的汁液和一些动物的油脂，它们同人类的自信与果敢实在是不相干的东西。犹如大厦需要钢筋铁骨来支撑，而绝非几根华而不实的竹竿。（毕淑敏《素面朝天》）
这两段文字，涉及的都是人的容貌，但语体色彩迥然不同。老舍的《骆驼祥子》用的是口头语体，对主人公的长相作了一番描绘，亲切活泼，通俗自然。毕淑敏的《素面朝天》用的是书面语体，就职业女性如何看待外貌进行了一番议论，优美流畅，清新雅致。
请看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里使用的不同语体：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两段文字，一段以书面语体为主，严肃庄重，一段以口头语体为主，调侃幽默，可谓亦庄亦谐。两种语体交错使用，有力地表达了作者鲜明的态度和立场。
语言要具体，形象
语言的生动，就是绘声绘色，感染力强，使读者从文章的语言中感受到所阐述的道理，仿佛看到作者所说的事物形象和情景。
要做到语言生动，首先是语言必须具体，只有具体才能使描绘的事物和阐述的道理有血有肉，印象深刻。
但是，语言的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所需要的具体的思路步骤的组织。比如伯特兰·罗素的著名散文《论老之将至》开首第一句：“虽然有这样一个标题，这篇文章真正要谈的却是怎样才能不老。”然后，围绕这个论题，他提出：①要仔细选择你的祖先，即留意你祖先的寿命和生活方式。他提起了他的外祖母，她有九位儿女，并且会对于一位刚失去两个孙子的忧郁的老人叫道：
“我有72个孙儿孙女，如果我每失去一个就要悲伤不止，那我就没法活了！”然而他说她在80岁上感到有些难于入睡，便经常在午夜至凌晨阅读科普书籍。“我想她根本就没有工夫去留意她的衰老。”他下结论说，“如果你的兴趣和活动既广泛又丰富，而且又能从中感到自己仍然精力旺盛，那么你就不会老”。②老年人需防止两种危险，一是过分沉湎于往事，二是应当避免依恋年轻人。③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最后，他说：“我渴望死于尚能劳作之时，同时知道他人将继续我所未竟的事业，我大可因为已经尽了自己之所能而感到安慰。”
这篇文章思路清晰，结构严整，每一个立论都有生动、翔实的论证与事例作依托。
语言的具体，还在于思路的开拓。关于老年的问题若泛泛而谈，无非是最美不过夕阳红，珍惜生命，善待自己，云云。可是思路一旦打开，这篇小文便不同凡响：
它谈论的是些切近、真实，为老年人和所有人真正关心的问题，提出的都是令人马上受到启发和安慰的忠告。
思路开拓的窍门，我想，无非是身临其境，推己及人，倾吐肺腑之言，全面而深刻地讲述自己的体验和观感。
就像这篇《论老之将至》，之所以分析得如此具体和全面，就是因为作者以一位“老之将至”的人的身份，向所有同路人诉说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得到的解答。因为这些问题曾困惑过他，所以把它写给所有同样受困惑的人。
语言的形象是要求语言能绘形绘神，绘声绘色。写人，呼之欲出；写物，栩栩如生；写景，历历在目。使人读后，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睹其物，并能唤起读者的想象，给人以真切的感受。
文艺作品依靠形象说话，自然需要具体形象的语言。
例如，鲁迅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段对三味书屋读书情况的描写：
于是大家放大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下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着。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诵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这段文字，不仅清楚地描述了当时读书的情况，而且通过“放开喉咙”、“人声鼎沸”、“低下去”、“静下去”、“摇首”、“拗过去”等词语，把读书的场景、人物的情态，都写得活灵活现。
议论文、说明文主要依靠议论和说明的方法来说话，并不强求使用形象化的词语。但是如能根据需要适当地运用，也可以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如余华的《虚伪的作品》：
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
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
运用修辞手法
修辞手法也叫修辞格，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创造的、具有独特表达效果的语言方式。写文章时如能恰当地使用一些修辞手法，化笼统为具体，变抽象为形象，就能有效地增强语言的主动性、形象性。
诚然，修辞手法人们大都会用，但要用得好，却并不容易。如用比喻，总是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就会失去新鲜感。只有运用得当，才会化抽象为形象，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使文章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曹雪芹运用生动而新颖的比喻，使《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鲁迅运用形象而妥帖的比喻，塑造了众多的反面形象，如：“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厉害的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巴儿狗；“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的落水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饿得精瘦”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等。
一些贴切、宛若神来的比喻令人津津乐道，称颂不已。如诗人何其芳念念不忘的两则比喻：一则形容少女的眼睛亮得“像金钥匙”，令诗人想起“能打开天堂或幸福之门吗”；一则形容一些忧郁的渔民在小酒馆中喝酒，“他低垂的头宛若被打折了的桅杆”。
“通感”是人的各种感觉可以彼此交错相通的心理经验，是一种经常被使用的修辞手法，在现代写作尤其是意象派、象征派诗歌中，几乎居于中心地位。“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闪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许多花瓣”（庞德）这样的诗句，显然不会是比喻：它将面孔赋予了众多特征（触觉上——湿漉漉、柔软（花瓣），色彩——黑色，嗅觉——芳香），从而把作者的感觉凸现到无与伦比的地位。我们还熟知朱自清把渺茫的歌声来比附荷花的香气。又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眼光在火红的炭块上停留了一下，过去关于在城堡塔楼上飘扬着一面鲜红的旗帜的幻觉又浮现在我脑际，我想到无数红色骑士：潮水般地骑马跃上黑色岩壁的侧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