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舒服地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室内散发着清爽的松香。我们喝着刚泡好的红茶，吃着涂了奶油的吐司，感到十分舒适。吐温先生对我说，涂上些草莓酱的奶油吐司会更好吃。
消除了一路劳顿后，吐温先生主动地表示，一般大多数访客都乐于参观主人的居处环境，相信我们也很想去看看，因此准备带我们到宅内各处去走走。
在主卧室旁边，有一条走廊状的阳台，阳光可以无遮无拦照进来，是主人经常喜欢呆的地方，那里有许多美丽的盆栽花草，充满了野趣。通过走廊，就是饭厅，饭厅旁边又是另一间卧室。走着走着，我们走进一间有桌球的娱乐室，据说这是吐温先生最常逗留的地方。吐温先生带着我们走近球台，他亲切地对我表示打算教我玩球，我听了就习惯性地问道：“打桌球必须用眼力，我估计没有办法玩。”
他很快又说：“说得也有道理，不过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马先生这样的高手的话，不看球台也一样可以玩得很好。”
接着，我们往楼上走，参观主人的卧室，欣赏十分漂亮、古色古香的床铺。
太阳即将落山时，我们就在大落地窗前欣赏外面的景色。
“海伦，你可以想像一下，我们站在这儿可以看到些什么景象。我们所在的这个丘陵是一片被白雪覆盖的世界，远处是一大片望不到边的松林，左右两侧是一座挨着一座的大小山丘，其上有时断时续的石垣，头顶是有一些灰暗的天空。眼前的一切给人的感受是自由的，因为它相当自然，令你觉得无拘无束。你闻闻看，那阵阵的松香是不是很棒？”
我们的卧房紧挨着吐温先生，室内的壁炉上摆着一对烛台，烛台旁是一张卡片，整齐地标明了房间内贵重物品的放置地点。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原来此处曾有窃贼光临，吐温先生为了避免在三更半夜再受干扰，直接了当地指出放置地点，想偷的人就请便！这种作法很符合吐温先生的幽默个性。
用餐时，客人们惟一的任务就是安心吃饭，而主人则担任娱乐宾客的角色。我们常感到吃了一顿丰盛的美餐后，不向主人道谢会于心不安。可是吐温先生的想法不同于一般人，他非常担心客人们在用膳时气氛太压抑，因此经常说一些笑话逗大家开心，他在这方面确实非常有天赋，每句话都讲得津津有味。
他甚至常站起身来四周环顾，一会儿走到餐厅这头，一会儿走到餐厅那头。有时一面说着故事，一面走到我身后，问我最喜欢什么。心血来潮时，就随手摘朵小花，让我猜猜是什么花，如果我正好猜中，他就高兴得又笑又叫，像个孩子。
为了测试我的警觉性，吐温先生会忽然悄悄地潜到另一个房间，弹奏风琴，并观察我，看看他弹的琴声所引起的振动对我是否有反应。后来莎莉文老师对我说，吐温先生一面侧耳观察弹琴，一面仔细观察我的表情特别有趣。因为吐温先生家的地板铺的是瓷砖，所以一般的声音我不太有感觉，但是音乐的振动会沿着桌子传给我，因此我有时会很快就察觉，这时，吐温先生会比我更兴奋。
晚饭之后，我们就坐在壁炉前聊天，度过一天中最快乐美好的时光。每天早上大概10点钟左右会有仆人来叫醒我。起床之后，就去向吐温先生道早安。这时他一般都会穿着漂亮的晨裤，倚在枕头上，口述文章，而由秘书飞快地记下来。某天，他一看到我进房，就对我说：“一会儿午饭之后，我们一起出去四处走走，看看这附近的乡间特有的风光好吗？”
那天的散步非常开心。吐温先生穿着厚厚的毛皮外套，戴着皮帽，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一面在曲折的小路上走着，一面向我讲路经过的景色。根据吐温先生对附近介绍，我知道我们在一条夹在岩壁与小河之间的小径上，景色优美，令人心情格外舒畅。
充分领略了小溪与牧场的风光后，我们来到长满藤蔓植物的石垣前，细数石头上岁月留下的痕迹。走了一段比较长的山路，吐温先生稍微感到疲倦了，决定由梅西先生先回去然后叫马车来接我们。梅西先生走了之后，吐温先生、莎莉文老师与我三个人计划走到山腰上的大路上去等马车。
可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到山腰的大路可不算近，其间要经过一段满是荆棘的不太好走的小路，以及一条冰冷的小溪，最后是一片被青苔覆盖的滑溜地面，好几次都险些滑倒。
“穿过草丛的路越来越小，你一直沿着它走，就会一直跟着松鼠爬到树上去。”吐温先生虽然走得很疲累，仍然表现出他的幽默的本色，依旧谈笑风生。可是路确实越来越不好走，后来简直要侧身而行。我真的开始担心会不会迷了路，然而吐温先生又安慰我说：“放心，这片荒野在地图上找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走进地球形成之前的混沌中。而且，我敢肯定大路就在我们视线可及的那一边。”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大路就在离我们不远处，比较麻烦的是，我们与路之间横着一条小溪，而且溪水可不浅。
“到底要怎样渡过这条小溪呢？”正当我们束手无策时，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终于出现了。
“你们稍等一下，我们接你们过来。”他们立刻着手拆除附近的一道篱笆，搭成座临时的小桥，我们才可以顺利通过。
日后，我再没有经历过这么令人快乐的散步了。当时我曾有段时间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心，转念一想，只要吐温先生在场，哪怕是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这一次散步就此成为我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们在吐温先生家呆了数日，临走的前一夜，吐温先生深情并茂地朗诵《夏娃的日记》给我们听。我伸手轻触他的嘴唇，清楚地感受到他的音调就好像音乐般的悦耳感人，每个人都听得入神。当他念到夏娃去世，亚当站在墓前的那一幕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
欢乐的时光一向飞瞬即逝，我们不得不整装回家了。吐温先生站在阳台上看着我们的马车远去，一直走了好远好远，还看到他在不停地挥手，马车上的我们也不住回首，望着那幢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白色建筑，直至它在黄昏当中成为一个紫色的小点为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车上的人都这样想，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永别。
吐温先生走之后，我们曾再来过这所住宅，但已面目全非，那间有大壁炉的起居室内，已显出没有人去整理的冷清零乱，只有楼梯旁的一盆天竺葵自顾自地开着花，似乎在怀想过去的那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坚强的人
我终于可以在众人面前讲话了，虽然音色不够动听，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十分有帮助。
在大学就读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灵活运用，为人类社会做出一些贡献。这世界上肯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没有我做不了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时不时地思考着，却一直没有找到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考虑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强迫自己去念大学了，如果你把所有精力用在与你有相同不幸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必然做出更大的社会的贡献，而且这一定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措。你同意吗？”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大学毕业之前，我暂时不去想此事。”
活虽如此，但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想要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不断复述自己的意思。结果，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干脆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动身前往纽约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四处访问朋友，宣称我将打算投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开始工作。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解释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舟车劳顿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这个时候，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事坐在一起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非常肯定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在这种事上肯定不会花一分钱。”那位先生毫无愧色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旨意呀！那位先生总是在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拥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一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真的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再次出现，有些人竟然叫我担当演出主角，到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召集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对他们进行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考虑。”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通、明理、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高兴且渴望去做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迪，我暗自下决心：但凡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力所能及，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自己的力量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三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年轻人来拜访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毕业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目的在于发展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是打算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目标和原则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提请愿望，要求成立为保护盲人的特别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十分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它为起点，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参加的一切工作。为了更好地调查，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指导盲人做些手工艺品一类的副业。为了出售盲人的劳动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盲人手工艺品的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专卖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一门心思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非常急需解决：第一件事是如何教会每个盲人一种技艺，而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发展盲人的教育水平，应把目前世界各地现有的几种盲文归纳为一种。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远道而来，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防治办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之二的失明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博士不但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作出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社会舆论对此事的关注。
“既然你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你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我们都反问他。他略显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感染上不能说的病。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采取行动，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麻烦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全力开展这项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很复杂，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意见，不肯轻易更改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无能为力。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说起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带来的影响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也许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探讨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访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拒绝了我的要求。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脸上失落的神情打动了他，他突然又更换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想写什么就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由我们来做决定，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到报社，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头版上面。至此，我们总算解决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接二连三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大众传播机构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探讨盲人问题的出版物，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接受邀请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持续地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忙不过来，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节奏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会议结束后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此外，来信也特别多，处理的时间比以前不断增加。由于过于拼命工作，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变得不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