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匙子在饭盒里晃了晃，撮起嘴唇，尝了尝舀起的茶水，又接着说：“但也有的人死得太没意义了。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利城下战斗过。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还是基辅大公时期建造的，在戈伦河岸上。那儿有座天主教堂，像座堡垒，很难将它拿下。那天我们冲向那个地方，大家排成散兵线，钻进几条小巷，向前不断靠近。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我们来到大路上看时，有3匹马在一座小院子附近，拴在栅栏上，全都备着鞍子。”呶，这不明摆着吗？我们想，这回一定能当场抓住几个波兰佬。大概我们有10个人一下子冲进院子里，他们拉脱维亚人的连长拿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冲到门跟前——当时门大开着，所以我们就进去了。本来以为是波兰兵在里面，没想到的是，里面原来是我们自己的3个侦察兵，他们比我们先到，正在那儿干不光彩的事。事实就放在我们眼前：他们在欺负一个妇女。这儿是一个波兰军官的家。看，他们把军官的老婆强按在地上。那个拉脱维亚连长一见这种状况，用拉脱维亚语大声地骂了一句，马上这3个人被捉住，拖到了院子里。我们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别的人全部都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雷迪斯。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我们感觉出来，他们要毙了这3个人。这些拉脱维亚人性格耿直。他们把那3个家伙带到了石头马厩跟前。
我想，这下子这3人一定是要被杀死了！3个人当中有一个身材健壮的小伙子，长得不好看，他极力挣脱，不肯就范，还祖宗八代地乱骂一通，说为个娘们就得去死吗！另外两个人也在求饶。
我看着这一切，浑身有点冷。我走到布雷迪斯面前，轻声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军事法庭吧，你根本不用您自己亲自动手吗？城里的战斗还没完了，我们却在这儿与这些人争论。’他却猛然间转过身来，看着他那副神情，我当时就后悔自己实在不该乱讲的，他的两只眼睛可真叫虎视眈眈，还把毛瑟枪对着我的嘴。别看我打了7年的仗，但当时我心里十分胆小了。我看得出来，他会不理睬就将我打死。他用俄语向我狂叫着，我大体上能够明白，意思是由于他们沾辱了他们的尊严、辱没了鲜艳的旗帜，因此一定要去死。
“我再也不能够看下去，赶紧从院子里跑了出去。枪声从身后传来了。我想，那3个家伙一定死了。等我们再向前冲的时候，我们掌握了这个城市。你看，还有可能发生了这种事情，死得像条瘟狗。这几个人是在梅利托波尔附近才参加了我们队伍的，在这以前在马赫诺匪帮里干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放在脚边，打开装面包的背囊，接着说：
“虽然我们的队伍是混杂着这种不为人知的东西，有时你根本不知他们才是革命的败类。当时看在眼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那情景我至今忘不了。”他说完了，开始喝起茶来。
骑兵侦察员们一直讲到深夜才躺下睡觉。睡得死死的谢列达大声打着呼噜，普济列夫斯基头枕着马鞍入睡了，而政治指导员克拉默却埋头写着什么东西。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好之后，把刚喝完茶的克拉默叫到跟前，诚恳地对他说：
“指导员，我有个建议，你看看好不好。我想跳槽，跳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他们那儿会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可干的，你看，他们积聚了那么多人，总不会是聊天的吧。可我们总是呆在一个地方，没事情可干。”
克拉默很吃惊地看了看他，说：“什么跳槽？你把红军看作什么啦？电影院？你到底有什么意思？如果每个人都从这个部队到那个部队跳来跳去，那可就热闹了！”
“在什么地方打仗，还不都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默的话，“在这儿是打仗，在那儿也是打仗，我又不是大逃兵、胆小鬼，又不想逃到后方。”
克拉默冷漠拒绝了他的请求，说：“那么，照你这么讲，还要不要纪律？你呀，保尔，哪里都很好，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太自由散漫了。党团组织需要铁的纪律，党高于一切，每个人不应当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应当是哪儿需要，就在哪儿。普济列夫斯基不会赞同你的调离？你就不要再说了。”
高而瘦的克拉默脸色泛黄，由于过份激动，开始咳嗽起来。印刷厂的铅尘已经牢居于他的肺叶上，他的脸颊常常显出病态的红晕。
等克拉默平静下来，保尔却又异常坚定地小声说：“你讲得没错，但我就要调走，我决定到布琼尼的骑兵队去。”
就在第二天晚上的篝火旁，再也找不到保尔了。在邻村小山岗上，学校一旁的大空地上围着一群骑兵。一个布琼尼部队的战士坐在机枪车的后面，他长得很健硕，帽子推在后脑勺上，拉着手风琴。手风琴声很响，但只是拉的技术不高，一直合不上拍子，导致穿着红色肥大马裤在圈子里跳着疯狂的戈帕克舞的剽悍骑兵总踏错步子。
充满好奇的姑娘们和村里的小伙子们坐在机枪车上，或爬在附近的篱笆上，好奇地观看这些刚刚开进村庄的骑兵战士疯狂跳舞。
“托普塔洛，使劲蹦跳！使劲踩哇！哎，老兄，加油啊！拉手风琴的，用点劲拉呀！”
然而纤细的琴弦在这粗壮的大手里一点也不听从指挥。
“让人惋惜的是阿法纳西·库利亚布卡让马赫诺匪帮给弄死了。”一个晒得黝黑的骑兵说，“他拉琴拉得特好，他是我们骑兵连的排头，小伙子不仅琴拉得好，而且人也特别地不错。”
保尔也不在圈子里面。当他听到小伙子的最后几句话时，他挤到机枪车跟前，用手把手风琴弄得不再响动了。
“你想怎样？”拉手风琴的战士对保尔瞪了一眼。托普塔洛也停了下来，人们不满地叫喊起来。
“为什么不拉了？你们在干什么？”保尔用手抓住手风琴的皮带，说：“来，让我为你们拉一下。”手风琴手半信半疑地看了看这个陌生的红军战士，犹豫了好一会儿才从肩上卸下皮带。保尔就像平日里那样将手风琴放回膝盖，打开，手指轻快地滑动着，凑出了一曲欢乐的乐曲。喂，小苹果，你滚到哪儿呀？滚进肃反委员会，你就别想回来啦。
和着这首熟悉的旋律，托普塔洛立马又跳了起来，他像鸟儿一样，张开双手，绕起圈子来，做着各种令人无法看清楚的动作，毫无顾忌地用手拍打皮靴、膝盖、后脑勺、前额，又用手掌拍打鞋底，发出叮哨的响声，最后拍打自己张开的嘴。
手风琴的节奏加快了，他也动得更狂了，所以，托普塔洛像转动的陀螺，交替伸出两腿，飞快地旋转起来，不住地喘着粗气喊道：
“依，哈，依，哈！”
1920年元月5日，经过几次艰难的战斗，布琼尼第一集团军突破了波兰第三和第四集团军交界处的防线，消灭掉了堵截红军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进而向鲁任方向前进。为了堵住这个缺口，波军司令部惊惶之下组织了一支突击部队，刚从波格列比谢车站卸下的5辆坦克也立即奔赴战场了。
可是，骑兵第一集团军却业已绕过敌军准备反攻的地点扎鲁德尼齐，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波军的后方。
所以，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又惊惶失措，跟踪追击骑兵第一集团军。波军司令部以为，骑兵第一集团军的进攻目的地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后方根据地卡扎京，因而命令科尔尼茨基骑兵师从后方包抄骑兵第一集团军。可谁想这并没能使波兰白匪军的处境好起来——虽然第二天他们拦住了战线上的决口，可是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后面又不断起了战线，但强大的骑兵队伍早已打破他们的后方，摧毁了敌军的一些后方基地，就要进攻波军的基辅集群。各骑兵师在前进途中拆毁了很多小的铁路桥梁，彻底弄跨了铁路线，目的是切断波兰军队的后路。
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员从俘虏的供词中得知，波军有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还设在日托米尔，事实上，日托米尔早已经驻有前线司令部，他决定要占领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关键的地方。6月7日凌晨，骑兵第四师已经向日托米尔进发。
保尔如愿以偿代替了库利亚布卡，成为了骑兵连的排头兵。战士们实在不想放走这个出色的手风琴手，全力提出了请求留他，所以，保尔就留到这个连队里来了。
快到达日托米尔城的时候，骑兵连像扇面似的迅速散开，快马加鞭，马刀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闪闪。
大地也被震惊了，马喘着粗气，但英勇的战士却士气更旺，他们向前飞奔。
战马在前进，这个拥有很多花园的大城市出现在他们面前。战士们越过了城郊的花园，冲进了市中心。“杀啊！”——震耳的、让敌人听了心惊胆战的喊叫声四起。
毛骨悚然的波军根本没反抗，地方卫戍部队就被彻底击败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狂奔，骑着细腿黑马的托普塔洛紧随他身边。
保尔亲眼所见这个剽悍的布琼尼战士挥起马刀，没有丝毫心软地砍倒了一个还没有来得及反抗的波兰士兵。
骑兵连奔走在石子路上，马蹄发出得得的响声。猛然，在十字路口的中央出现了一挺机枪，就设在路的中央，3个穿蓝军装、戴四角帽的波兰兵正卧身守在机枪旁边。其中还有一个领子上镶着蛇形金绦的军官，看见红军骑兵过来了，立即向前举起了手中的毛瑟枪。
托普塔洛和保尔由于已快来不及勒住战马，他们坚定地走向死神的魔爪，直冲向机枪。军官向柯察金开了一枪……没打中……子弹像一只小石子，嗖地一声从保尔的面颊擦了过去。那个军官被马的胸脯给撞了很远，仰面向后倒下，头撞石头死了。
就在那一刹间，机枪在扫射，托普塔洛被突然飞来的子弹击中，连人带马仆倒在了地上。
保尔的马惊惶地叫着，竖起前蹄，猛地一跳，带着保尔跳过地上横躺的死人，义无返顾来到机枪旁边的波兰兵。所以，马刀在空中挥了一条闪光的弧形，波兰兵倒下了。
军刀重又挥动着，正要砍向另一个人，可惊慌的战马已经窜到一边去了。
像咆哮的山洪爆发似的骑兵连队，涌上十字街头，几十把战刀在空中不停地飞舞，砍杀。
监牢狭长的走道上哭声、喊声响成一片。挤得满满的牢房里，饱受苦难的犯人不安了起来，城里在打仗——他们好像看到：自由就要来临了，真的是自己人来了？
枪声已经在监牢的院子里响起来了，仓促的脚步声从走廊里传来。突然，传来了一声十分熟悉而又亲热的话：“同志们，出来吧！”
保尔跑到紧锁的牢门跟前，门上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几十双充满期待的眼睛从这里观着外面。保尔用枪托猛砸铁锁，但却不易砸开。
“还是让我来把它炸开吧！”米罗诺夫拦住保尔，从衣袋里取出了一颗手榴弹。
排长齐加尔琴科早已眼疾手快地把手榴弹抢了过来，说：
“快住手，疯子！你真是乐疯了！马上钥匙就会被拿来了。砸不开的，我们就用钥匙开嘛。”
这时，看守业已在手枪的威逼下，被带进了走道。走道里挤满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却被即将到来的自由乐疯了的人群。
保尔把那牢门敞开，冲进牢房：“同志们，你们全部都重获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队伍，我们师解放了这个城市。”一位妇女泪眼婆娑地扑在保尔身上，就像抱住自己的亲人一样，哭了个昏天暗地。
骑兵师释放了被波兰白匪军关押在石头牢房里的5071名布尔什维克，他们原本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还挽救了2000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对于战士们来说，这比任何战利品更加显得重要，比任何胜利更值得庆贺；而对于7000名革命者来说，他们终于挣脱了魔爪死里逃生了。
有一个脸色蜡黄的犯人满脸微笑地跑到保尔面前，他是萨穆伊尔·列赫尔，舍佩托夫卡的印刷厂的排字工人。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陈述，脸上布满了乌云。萨穆伊尔向保尔讲述着发生在家乡舍佩托夫卡残忍无比的流血事件，他的话让保尔感到极度伤心，它们彻底伤了保尔的心。
“一天夜里，我们突然全部被抓了起来，完全是由于可耻的内奸出卖了我们。我们全都落在军事宪兵队的手里，他们拷打我们，保尔，打得残忍极了。我比其他人遭的罪要少，由于仅仅几下子，我就昏死过去了。其他同志的身体要比我结实。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宪兵队已经弄清了一切情况，比我们知道得还要多，他们知道我们每一个行动。”
“我们当中出了叛徒，他们还能不知道吗！那段日子说起来真是苦不堪言，叫人伤痛哪！保尔，这里你认识很多人：瓦利娅·布鲁兹扎克，县城的罗扎·格里茨曼，她仅仅只是个孩子呀，才16岁，多好的姑娘，一双眼睛总是流露着信任热情的目光；还有萨沙·本沙夫特，你知道吧，就是我们那儿的排字工，每天都乐哈哈的，总拿老板打玩笑的；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图日茨。你还都记得他们吧。其他的同志是从县城和镇上抓来的，总共29人被逮捕，其中有6个女的。大伙儿饱尝了所有极其残忍的折磨，瓦利娅和罗扎在被抓的第一天就被奸污了。这些畜牲，他们一点人性都没有，像野畜般把她们给折磨了半死不活的，才拖回牢房。从那以后，罗扎就已神经不清了。几天以后，她完全变疯了。”
那群野兽却并非因她被逼疯了而放过她，他们依旧天天打她，她“临死时的样子让人终生难忘，木呆呆地活像一个傻老太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