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霍罗季科讲话。加夫里洛夫一面听着他那愤怒的讲话，一面勒转马头，仔细观看对岸有没有人在注意这边的事。可是，对岸连人影也没有，连哨兵都没有了。“这样看，不会向外交委员会抗议了。”他戏谑地说。
11月底，安托纽克和他们的“七人帮”倒台了。这伙强盗在参加婚礼时，被赫办林的党团员当场擒获。女人们在闲谈中泄露了此事。赫罗林的12个党团员马上集合，配备所有的武器，赶着马车，直奔迈丹维拉。同时，委派一个通讯员骑马去别列兹多夫报信。通讯员在谢马基遇到了菲拉托夫的剿匪队，所以，这队人马马上赶去。农庄已被赫罗林的青年们包围了，并且已经打上了。安托纽克和他的几个同党躲在小厢房里，一看见有人，就开火。他们曾冲出厢房，妄想突围，可是赫罗林的党团员是出来一个打一个，他们又被逼回去。安托纽克曾不止一次陷入这样的境地，但每次他都安然而退：他的命被手榴弹和黑夜救了。这次，几乎又会让他逃了，原因是交战中两名同志牺牲了。幸好菲拉托夫到了，安托纽克知道，自己已陷入绝境，无法逃跑了。他们仍然拼命抵抗，从厢房的各个窗户里向外射击，直到天亮，才被抓住。7个匪徒中没有一个投降的。为了消灭他们，我方4人死亡，其中的3人是新入团的。
保尔的军训营奉命参加地方部队学习。他们在一天之内，冒着大雨开到40公里外的一个师的驻地，一直走到深夜。军训营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骑马，800名准备参军的青年好不容易来到军营，然后便躺了下来休息。由于师部给他们这个营的命令下达晚了，第二天清早就要开始演习，刚到的这个营应当先被检阅。他们在操场上集合整队。不一会儿，几个长官从师参谋部来了。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枪支，现在焕然一新了。古谢夫和保尔由于训练这个营用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因此信心十足。当检阅完毕，军训营完成演习时，一个指挥员责问保尔说：“你怎么能骑马？军训营的营长和政委演习时都不准骑马。我命你把马送回去，徒步参加演习。”
“不骑马我根本走不了。”“为什么？”
保尔明白，不说不可能了，所以嗡声嗡气地说：“我的腿全肿了，没法走了，另外，同志，我还不知道你是谁？”
“第一，我是你们团参谋长，第二，我命令你马上下马。如果您真的不能走路却还在这里，也不能怪我。”保尔抽动了一下，他猛地跳下了马。他被古谢夫阻挡住了。保尔感到受到了侮辱，忿忿不平，但又认为应当克制冲动，心中矛盾，斗争了好几分钟。如今的保尔·柯察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不认真考虑就任意从这个部队转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战士了。他如今是一个营的政委，他的身后站着整个营的人。他的行为会给全营树立一个怎么样的遵守军纪的榜样啊！如此一想，他就跳下了马，忍着剧痛，走到队伍右边。
一连很多天，天气都非常好。演习已快完成了。第五天，在终点站舍佩托夫卡附近进行最后一次演习。别列兹多夫营奉命从克列缅托维奇村方面夺走火车站。
保尔很熟悉这里的地形，给古谢夫指出了很多捷径。全营分成了两路，深入迂回，不知不觉地包抄到“敌人”的后面，接着高喊“乌拉”，突然地冲进车站。根据评判员的建议，这次作战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车站被占领后，守兵一半都撤到树林里去了。
其中一半部队由保尔指挥。他和三连的连长、政治指导员正站在街心，部署他的人马。一个红军跑到他面前，喘息着向他报告：“政委同志，营长说机枪手在各道口守好了吗？评判委员会很快就到。”
保尔和连队干部都向道口走去。团部的人都到那里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胜利。战败的那个营很惭愧。“这得归功于保尔，全是他引的路。”古谢夫说。
团参谋长来到保尔面前，讥讽地说：“同志，原来您的腿能跑这么快。显然，上次你是为了威风而骑马吧？”他还想再说点什么，然而保尔的眼神使他没敢再说话。
团部的人离开了后，柯察金暗暗地问古谢夫：“你知道他是谁吗？”古谢夫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就这样吧，别理他，他姓丘扎宁，好像曾经是个准尉。”这天，保尔好像在记忆中记得这个人，可怎么也想不起来。
演习完了。军训营成绩优秀，开回了驻地。保尔却累倒了，他在母亲家住了两天。他把马放在阿尔青家里。两天里，保尔每天休息12个小时。第3天他去机务段探望阿尔青。这座被煤烟熏黑的厂房令保尔感到分外亲切，他尽情地闻着煤烟味。由于他从小就在这种气味中长大的，因此对这种气味特别有好感。好像是失去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保尔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机车的吼叫声了。他的兴奋心情就像是与大海久别重逢的水手的心情一样。这里亲切熟悉的气氛，也在吸引着他——这个昔日的工人。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和哥哥没谈几句话，看见阿尔青又老了一点。阿尔青正在一座移动式熔铁炉前工作。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来，生活很贫苦。虽然阿尔青没有说，但这很明显。
兄弟俩在一起干了两个小时，就分离了。在路口，保尔勒住马，看着车站，然后扬起鞭子抽了一下，催马快跑起来。
现在森林里已经安全了。所有的匪帮已被布尔什维克剿光了，全区各村人们过着平静安宁的日子。
中午，保尔才到达别列兹多夫。在区委会台阶上莉达正在等他。“你可回来了！你不在我们可真无聊呵！”莉达说着，拥着他走进房间。
“拉兹瓦利欣去了哪里？”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莉达很不高兴地回答：“我怎么知道。喔，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上学校去代你上政治课。他说这不关你的事。”
这话令保尔感到很恼火。他一向不喜欢拉兹瓦利欣。“这个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他猜测起来，“好，由他去吧，最近有什么好消息没有？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没有？那边怎么样？”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揉着发木的双腿，莉达告诉他全部情况：“由于前天基京娜被批准为候补党员。我喜欢拉基京娜。你看，教师中有些人也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了。”
在夜晚，利西岑才能腾出时间学习。这时三个人还在谈着什么，他们是利西岑本人，保尔和党委书记雷奇科夫。
卧室的门已经关上了。阿纽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都已入睡，而他们3人却在桌旁研究一本不太厚的书——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史》。利西岑只有在夜里才有空学习。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在利西岑家，看见他们俩学习进程很快，心里就很烦恼。
突然有一天，传来了霍罗沃季科被人暗杀的消息。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忘记了腿疼，飞快地冲到执委会的马厩里，急急忙忙备好马，催马直奔边界跑去。
在村里一个宽阔的屋子里，格里沙躺在国旗下。一名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在门口站岗。上级机关来人之前，任何人都不准进屋。保尔冲进屋里，揭开了红旗。
格里沙面色惊恐地躺在那里，说明死前很痛苦。后脑已被击碎。
这是谁干的？他是独生子，母亲守寡。父亲是个雇工，后来在革命中牲牺了。
老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昏了过去。现在，邻居们照看着不省人事的老人。可静静地躺在那里的格里沙却无法说出凶手是谁了。
这时全村都被震动了。这个年轻的共青团的领导人，雇农的保卫者，在这里他的敌人很少。
拉基京娜对他的死反应很大，啼哭不止。保尔走过来时，她还不停地哭。
“拉基京娜，你看凶手是谁？”保尔沉重地滩在椅子上，低声地问她。
“准是那些磨坊老板！由于格里沙卡住了这些走私商人的脖子，他们恨死格里沙了。”
两个村子的人都参加了格里沙的葬礼，保尔率领他们的部队和共青团也来与他道别，加夫里洛夫也率队站在村苏维埃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覆盖着红旗的棺木被抬出来，安放在广场上。打内战时，这里埋过游击战士，现在格里沙的坟就立在旁边。
格里沙的死使人民更加团结。贫苦的青年和村民表示绝对支持团支部。在葬礼上致悼词的人全部怒火满腔，强烈要求要严惩凶手，并且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对他们开公审大会，让所有人都认清敌人的嘴脸。
然后，鸣枪默哀。长青的松柏树枝盖在格里沙的墓上。当天晚上，新的书记拉基京娜被选出来了。柯察金得到报告，国家队政治保安局边防哨所发现了线索。
过了不久，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召开了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利西岑在大会讲话，他的神态严肃庄重：
“同志们，我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的工作进展的很顺利。我们深深地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完全清剿了土匪，狠狠打击了走私分子。各村的贫农组织发展很快，并得到巩固。共青团组织扩大了，团员人数增加了9倍。党的组织也大大发展了。前些天富农分子在波杜布齐杀害了我们的霍罗沃季科同志，我们已经找出凶手，凶手磨坊老板和他的女婿，已经被抓了起来，不久就要由省法院的巡回法庭进行审判。大会听取了很多代表的意见，要判处死刑……”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沸腾的喊声：“我们同意，杀死这些敌人！”这时，波列维赫出现在大厅边门的门口。她向保尔示意了一下。
她在过道里给了他一封急件公函。保尔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别列兹多夫区团委并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常委会决定调保尔同志到其他区从事领导青年团的工作。”
在这里保尔整整作了一年的工作，现在要走了。区党委会在近期的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第二，免去他共青团区委书记的职务，他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利西岑和莉达都为他感到高兴，和他亲切地拥抱，当他离开时，众人鸣枪为他送行。
一辆电车艰难地沿着大街向上爬去，马达越来越响。车停在了影剧院门口，一群青年从车上走了下来，然后电车还继续往上爬。潘克拉托夫催促落后的人。“抓紧时间，我们快迟到了。”奥库涅夫终于在剧院门口追上了他；你还记得3年前的今天，我们同样来到这里，那天我们胜利了，杜巴瓦和保尔加入了我们，可今天，我们又要同杜巴瓦斗了。
他们出示了证件步入了大厅。与此同时潘克拉托夫正回答奥库涅夫说：
“是的，杜巴瓦事件又要在故地重演了。”
会场安静了下来。他们只好在邻近座位马上坐下——大会已经开始了，一个女同志正在讲话。
“太巧了，你快坐下，听听你的妻子怎么说。”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推推奥库涅夫，放低声音说。
“没错，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辩论，可都让他们学到了东西。我们很高兴地说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信徒们的失败已是众所周知。而且他们也不能抱怨什么，说没有说话的机会，没有让他们发挥好自己的意见。事实相反：他们乱用人民给予他们的权利做了一连串的坏事。”
塔莉亚很激动，一绺头发掉在脸上，有些碍事儿。她使劲把头发甩到了后面。
“来自其他区的很多同志都谈到了托沃茨基分子的做法。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托洛茨基派的代表为数不少。各区都特别给他们发了出席证，让大家在市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再听听他们怎么说。现在他们说的多少，与别人无关，在支部会上、区里都输的一败涂地，因此有了教训，现在他们很不愿意再来台上重复了。”
忽然，会场右角有人说话：“我们还要发言！”塔莉亚转向那边，对他说：
“好吧，杜巴瓦，你发表意见吧，让我们听一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她如此建议道。
杜巴瓦恶狠狠地盯着她，习惯性地撇着嘴。“到时候我们自然会说！”他喊了一声，又想起了昨天在大家都熟悉的索洛缅卡区里的惨败。会场上传出唏嘘声。潘克拉托夫按不住性子了，他说：
“怎么，还想再迷惑我们吗？”杜巴瓦听出了是什么人，没有回头，只是垂着头，咬着嘴唇。
塔莉亚接着说：“杜巴瓦就是破坏党纪的一个典型。他是我们一个老干部，很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工人更清楚他。杜巴瓦现在就建于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和什科连科一起学习三周了。现在大学里学习很忙，那么他们怎么能抽出时间到这里来呢？在这个城市里，他们去各个地区发表演说。是的，什科连科近期有些改变。是谁让他们到这里来的呢？除了他们两人，很多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也在这里。他们曾经都在这里工作过，现在来这里是为了发动党内的斗争。他们所在的党组织是否知道他们的行为呢？”
从台下飘来了舒姆斯基的声音：“我们实在无法，都在灌木丛里打小工，我们连好好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会场上又是一阵骚乱。舒姆斯基自己也大笑了。舒姆斯基的玩笑话一时缓和了场内的紧张的气氛。
大家都在等待托洛茨基分子上台演讲，承认自己的不对。
尽管这些同志强烈地反对多数派，但他们同出席市党代会的400名代表之间不管怎样曾经有过很多共同点。只是反对派顽固坚持不对立场，并且猛烈攻击党和共青团的领导，而致使这种共同性不断减少。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压倒多数派和分裂出来的少数派业已形同陌路。不过假如杜巴瓦、舒姆斯基和其他的人现在就诚心承认错误，和解依旧是可能的。然而，他们没有承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