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困难让他无法工作了。保尔的母亲和达雅很悲伤，他却极其冷静，暗自下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如果我始终摆脱不了病痛，永远丧失了工作能力，那么我就自杀。”
保尔写信给他的朋友，收到的回信都是让他坚强的同病魔作斗争。
就在他很痛苦的日子中，一天，达雅告诉他她已经是候补党员了。
保尔听她述说关于支部如何吸收她入党的事，不禁回忆起自己以前经历的情景。他使劲抓住她的手说：“好啊，柯察金娜同志，如此说，咱俩就是个党小组了？”第二天，他致信给区委书记让他抽时间来一趟。晚上，一辆溅满了泥浆的汽车驶到门前。年纪很大的拉脱维亚人、长着大胡子的沃尔默，握着保尔的手说：“怎么样，没什么困难吧？你的表现太差劲了？起来吧，你立刻给我去工作。”他说着就笑起来了。书记忘记了开会，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他一面听着保尔热情地叙说，一面在房间里来回走。最后他说：“领导学习小组的事你就别操心了。现在你最重要的事是好好休息，再把眼睛的病看好。也许以后你会回到工作岗位。你是否应该去一趟莫斯科，怎么样？你想想……”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说：“沃尔默同志，我现在就需要人！我自己一个人无法生存。我现在比其他什么时候更需要和大家在一起。你派些毛躁的小青年来吧，就是那些还很毛躁的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得‘左’一点，想建立共产主义公社，认为集体农庄不够味。要知道，假如不照管好，他们常常会犯冒进的错误。我以前就有这个毛病。”
沃尔默停了下来。“你从什么地方听到的？今天区里传出了这个消息。”
保尔笑了笑说：“或许，你还知道我的妻子吧？昨天她刚入党。是她说的。”
“保尔，就是那个做洗碗工作的女工吗？这么说，你们已经结婚了？噢，我以前可不知道！”沃尔默想了一下，用手打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说，“有了，我们可以把列夫·别尔谢涅夫调过来。他是最佳人选。你们两人连性格都差不多，真有点像两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我当初当过电工，因此愿意用这些字眼和这些比喻。况且列夫还能给你装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经常在他那里戴上耳机一直听到夜里两点钟。就连我的妻子都怀疑地问：‘每天晚上你都去哪里了？’”
保尔微笑着问他：“他怎么样了？”沃尔默走累了，坐在椅子上，说：“我们的公证人是别尔谢涅夫。可是他并不精于这一行。前一段时间，他是个担任要职的大干部。他1912年就投身革命，十月革命的时候入的党。内战时期在集团军军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里就职；在高加索剿灭过‘白’虱子。他还到过察里津，在南方战斗过。在远东执掌共和国最高军事法庭。他历尽苦难。后来患了肺结核，病倒了。他是从远东来到这里的。在高加索，他担任过边区法院的副院长和省法院院长。到了两个肺也快完了，以致有生命危险，他才被送到了这里来。这就是我们这个不寻常的公证人的来历。公证人的工作很轻松，因此他还活着。我们今天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明天又让他加入区委会，接着又叫他领导一个政治学校，还要他加入监察委员会；无论成立什么解决特别难题的委员会，都肯定有他参加。此外，他还是个爱打猎的人，对于无线电很感兴趣。别看他仅有一叶肺，他是病人别人都不信。他的精力非常足。我看他就是死也会死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他的话很尖刻的提出了问题：“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呢？他在这里反而干的更多了。”
沃尔默对保尔不理不睬，说：“假如我们让你领导一个小组或者还派你做一些别的，列夫也会说：‘你们怎么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可是对自己，他却说：‘在忙碌的工作中活一年，要好于躺在病床度过5年碌碌无为的日子。’看来，珍惜自己身体这样的事情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才能实现。”
“他说的没错。我也建议好好活一年比混5年要好的多。不过，我们有时会任意浪费精力，这是不对的。我现在才明白，如果说这是勇敢，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失职。直到现在我才了解，我没有权利这样作践自己的身体。原来，这根本就不算是勇敢。要是我不那么努力模仿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也许我还能再战斗几年。总之我的危险因素主要是左派的幼稚病。”
“他只是说说罢了，假如明天能走，就又把一切都忘记了。”沃尔默心中默想。
第二天晚上，列夫来探望保尔，他们谈到深夜才分开。列夫在离开他时认为保尔像自己的亲兄弟。
第二天上午，屋顶有几个人架设了天线。列夫一面安装收音机，一面讲些小笑话。保尔看不见他，可依靠达雅的描述，他知道列夫长着浅色的眼睛，淡黄色头发，动作敏捷，身材匀称，就和保尔最初的想象差不多。
傍晚，三只电子管亮了。列夫凝重地把耳机递给保尔。一片嘈杂声从天空中传来。莫尔斯电报机的响声就像小鸟一样，从什么地方，大概就在近海，又传来轮船上无线电发报机的声音。接着，可变电感器线圈终于搜寻到了一个平稳声音：
“注意，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顺着电波，小收音机都可以接收到世界上60家电台的节目。疾病早已把保尔同世界隔绝，但现在世界又通过听筒的膜片走了进来，让保尔摸到了它那强劲有力的脉搏。劳累不堪的别尔谢涅夫看到保尔笑了。
家里的人都已进入梦乡了。达雅在梦中说梦话。她很晚才回到家，非常辛苦。保尔很少见到她，她工作太忙，在家的时间特别少。保尔不禁想起别尔谢涅夫说的话：“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是个党内同志，他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这有两点好处就是没时间吵架和互相讨厌。”
他能表示反对吗？这是肯定的。以前，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对他体贴备至。然而，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能摘下耳机。
无线电又在前进的道路上帮助了他——他又可以学习了。所以，这种能坚韧不拔的强烈的愿望使他忘记了病痛的痛苦折磨，也忘记了生活对他的残酷与不公平。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保尔的下一代共青团，他说的青年人可以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工作，他觉得很满足。他又想起了当年写拉尔地区的大雪和严寒。在这个狂风暴雪的寒冷之夜里，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非常明亮的灯光下，在大厂房的屋顶安玻璃，勇敢地与严寒作战，从严寒手中抢救那世界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相比之下，那些由基辅第一代的共青团员冒着风雪铺设的木柴铁路根本不值一提。就这样，国家逐渐壮大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也都成长起来了。
在第聂泊河上，肆虐的洪水冲毁了钢闸，淹没了机器，威胁着人们的安全，在这次较量中，共青团员仍然是斗争的主力，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终于堵住了洪水。在这次斗争中，冲在最前面的新一代的优秀共青团员，涌现出很多，潘克拉托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保尔欣慰地笑了。
保尔和达雅来到莫斯科，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室住了些日子，领导把保尔送进了一家专科医院，直到现在，他才明白年轻时，坚强不算什么，可体弱多病时，坚强才是光荣。
“保尔，你知道，在离开家之前妈妈给我来信说，父亲早就被合作社开除，现在在工地上当木匠。”
保尔的心抖擞了一下。“我们在这最困苦的时候再动一下这个虫窝，作为最后的绝别。你写两封信，一封交给我父亲，另一封信给若尔日和他那一伙人……”
达雅走到他面前抓住了他的双手，坐下来说：“我立刻就写，我知道，我现在应该这样做。”
他小心仔细地听她写字时笔尖发出的声音，咬紧双唇，想道：
“她永远告别她的父亲和兄弟了，这两个人谁也不会拖她的后腿了。现在仅有的是她的母亲。”
接着，手稿中详细出现了保尔同丘察姆一家的联系，引用了达雅写给家人表示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信件。这段文字出现在这部小说1934年乌克兰文版上。
从保尔来到这已经一年半了。这18个月来他遭受的痛苦让人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