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
派“红包”是华人春节的一种习俗，华人喜爱红色，因为红色象征活力、愉快与好运。
派发红包给未成年的晚辈（根据华人的观念，已婚者就算成年），是表示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们。红包里的钱，只是要让孩子们开心，其主要意义是在红纸，因为它象征好运。因此，在分派红包的长辈面前打开红包，是不礼貌的做法。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
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压岁钱的数额从几十到几百不等，这些压岁钱多被孩子们用来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新的时尚为压岁钱赋予了新的内容。
回娘家
正月初二、初三，嫁出去的女儿们便纷纷带着丈夫、儿女回娘家拜年。女儿回娘家，必备办一大袋的饼干、糖果，由母亲分送邻里乡亲，一如过年的情景。如果家中有多个女儿的，而这些女儿又不在同一天归来，那么，就要来一个分一次，礼物颇薄，四块饼干而已。然而，它反映的情意却甚浓，真正的是“礼轻情意重”，它表达了姑娘对乡亲的切切思念。姑娘回到家中，若家中有侄儿，当姑母的必须再掏腰包，尽管在初一日给压岁钱时已经送了，可这一次意义不同。这习俗，潮汕人称为“食日昼”。顾名思义，仅仅是吃中午饭而已，女儿必须在晚饭前赶回婆家。
接财神
民间传说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所以过了年初一，接下来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接财神——在财神生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各家置办酒席，为财神贺辰。
关于财神，民间有诸多传说：说法一：
宋朝蔡京富有，民间传说他是富神降生，他恰生于正月初五，所以民间把他当作财神来祭把。后蔡京被贬，民间另换财神，当时宋朝的国姓为赵，玄字为“岚”字的一个组成部分，便给财神起了一个赵玄坛的名字加以敬拜。
说法二：“财神”何许人也？根据《封神榜》所载，财神姓赵名公明。他原在峨眉山罗浮洞修道，因助纣攻打武王，死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并统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个部下。他们的职责都与财有关。道教供奉的财神，也是赵公明。根据道教传说，赵公明本为终南山人，自秦时就隐居深山，精修至道，功成之后，玉皇大帝封他为“正一玄坛元帅”，简称“赵玄坛”。旧时财神庙和各家各户所供的财神，其尊容颇凶，乌面浓须，怒睁圆眼，头戴铁冠，一手执钢鞭，一手捧元宝，身下还跨有黑虎，故又有“黑虎玄坛”之称。传说这位赵公元帅职掌除瘟翦虐，驱病禳灾。凡有冤抑难伸，他会主持公道；人们买卖求财，他可以使之获利。他原先的职分并不是专职的财神，但能使人获利，别无他人可以代替，民间便把他看作财神了。过去，财神还有文武之分，崇文尚武的不同人家各有所司。崇文的人家供奉文财神，尚武的人家供奉武财神。文武之道虽不同，却都各有财可发。
初五接财神，赵玄坛最受尊拜。许多商店、住宅都供奉他的木版印刷神像：玄坛面似锅底，手执钢鞭，身骑黑虎，极其威武。
除了赵玄坛被尊为“正财神”外，民间还有“偏财神”五显财神、“文财神”财帛星君和“武财神”关圣帝君的说法。
五显财神信仰流行于江西德兴婪源一带。兄弟五人封号首字皆为“显”，故称“五显财神”。生前劫富济贫，死后仍惩恶扬善，保佑穷苦百姓。北京安定门外有五显财神庙。
“文财神”财帛星君，也称“增福财神”，他的绘像经常与“福”、“禄”、“寿”三星和喜神列在一起，合起来为福、禄、寿、财、喜。财帛星君脸白发长，手捧一个宝盆，“招财进宝”四字由此而来。一般人家春节必悬挂此图于正厅，祈求财运、福运。
“武财神”关圣帝君即关羽关云长。传说关云长管过兵马站，长于算数，发明日清薄，而且讲信用、重义气，故为商家所崇祀，一般商家以关公为他们的守护神，关公同时被视为招财进宝的财神爷。
正月初五，各商店开市，一大早就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迎接财神。清人顾铁卿《清嘉录》中引了一首蔡云的竹枝词，描绘了苏州人初五迎财神的情形：“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头”。“抱路头”亦即“迎财神”。信奉关帝圣君的商家，在正月初五要为关公供上牲醴，鸣放爆竹，烧金纸膜拜，求关圣帝君保佑一年财运亨通。
农历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盛行于明清民国，迄今犹流传民间，唯“财神”即所谓赵公元帅，据说早在殷商时代已修道成仙。姜子牙辅佐周武王伐纣，他跑下终南山管闲事，站在商纣一边对抗义师，不幸阵亡，一道游魂被敕封为专管迎福纳祥的真神，麾下有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员小神供其使唤调遣。沾光于这套招财进宝的班底，赵公元帅便成了盼望发财者崇仰祀奉的对象。或谓其性懒而散淡，一年中仅在正月初五那天走下龙虎玄坛一次，而且是随意，不定去往哪一家，所以大家都在此日赶早鸣放鞭炮，焚香献牲，抑在前头迎接他。不过也有人打听到这位尊神在生日是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因此并不去轧初五的闹猛，而是改在“财神诞日”悄悄备办盛祭，指望他从后门溜进来享用。我们现在常能看到一些商家食肆在铺面店堂里置有或大或小的“财神龛”，平日电子香烛火高低明灭，忽于此日悄悄地摆上了四菜一汤，便是已经掌握信息的明证了。
民间还传说，财神即为五路神。所谓五路，指东西南北中，意为出门五路，皆可得财。清代顾禄《清嘉录》云：“正月初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又说：“今之路头，是五祀中之行神。所谓五路，当时东西南北中耳。”五祀即祭户神、灶神、土神、门神、行神。所谓“路头”，即五祀中之行神。
送穷
正月初六“送穷”，是我国古代民间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其意就是祭送穷神。穷神，又称“穷子”。据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文宗备问》记载：“颛顼高辛时，宫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宫中号称穷子。其后正月晦死，宫中葬之，相谓曰‘今日送穷子。’”相传穷神乃颛顼之子。他身材赢弱矮小，性喜穿破衣烂衫，喝稀饭。即使将新衣服给他，他也扯破或用火烧出洞以后才穿，因此“宫中号为穷子”。送穷之俗在唐代相当盛行，大文学家韩愈曾写过一篇《送穷文》，其中说：“（主人）三揖穷神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日矣，我有资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唐诗人姚合还写有诗《晦日送穷三首》，其中第一首云：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从最后两句可以窥见送穷风俗在当时已相当普遍。
宋以后，送穷风俗依然流行。清人俞曲园《茶香室三钞·送穷神》录前朝人的词有：奉劝郎君小娘子，空去送穷神。关于送穷的日期，有几种说法：《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说，是在“人日”（正月初七）前一天，即正月初六。则是一本书，其引《图经》又说：“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穷九日，扫除屋室尘秽，投之水中，谓之送穷。”还有一说是在晦日，即正月的最后一天，因据《文宗备问》说，“穷神”本死于正月晦日。三个送穷的日子虽各有异，各地送穷的日子也各不同，但有一点还是共同的，即都是安排在正月新春进行。送穷风俗具休的仪式，据《岁时杂记》记载：“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韩愈《送穷文》中，提到要为穷神“结柳作车，引帆上墙。”这就是说，送穷时既要为“穷神”准备下象征性的车船，还要给“穷神”带上干粮。有的地方还有“以芭蕉船送穷”的做法。看来，各地送穷，各有各的的办法。民间广泛流传的送穷习俗，反映了我国人民普遍希望辞旧迎新，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迎接新一年的美好生活的传统心理。
“乳名”的文化意义
——兼谈您的乳名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姓名是标示人的家庭背景、出身和个性因素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古代中国人的姓名系统比较复杂，除正式的姓和名以外，还有字、号、别号等等。清代唐甄在《潜书·名称》中说：“名者，序长幼，辨贵贱，别嫌疑，礼之大者也。”这是从命名角度讲，姓名不单纯是指代个人的符号，而且是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标记。
中国人对姓名的重视是从商周时代开始的。商周时，人们开始重视姓名，姓名逐渐礼仪化、制度化，对名的种种禁忌和限制也产生了。由于上层社会中无论取名还是择字都要经过很隆重的仪式，而且相互之间不能随便呼名，于是许多家庭就给童稚的孩子先取一个小名，以便在家庭和较亲密的人中进行称呼。因为小名往往是小孩子出生不久，还在哺乳时期就起了，所以又称作“乳名”。在春秋时期，贵族家庭成员中取小名的做法已经十分普遍。而社会上的下层平民阶层，由于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进行隆重的取名择字仪式，他们小时候取的“小名”，往往也就是成年后的“大名”。
据史籍记载：晋献公小名虿，虿是蝎子的意思；郑庄公生时难产，所以取小名为“寤生”；孔丘的儿子小名为“鲤”。石崇小名“齐奴”，王献之小名“官奴”，顾恺之小名“虎头”，陶渊明小名“溪狗”，王安石小名“獾郎”，宋孝宗小名“小羊”等等。不独汉族如此，当时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也往往在史籍上留下了小名的记载，如辽太祖耶律亿小名是“啜里只”。
此外，由于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女性成员长期生活在家庭闺阁之中，很少在外面抛头露面，因此小名更加流行，只是这种小名仅在家庭中使用，又称为“闺名”。如汉武帝陈皇后小名“阿娇”，唐寿昌公主小名“虫娘”等。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大多数“乳名”都是贱称，相传这样可以使孩子平安长大，避开妖鬼索命。这一习俗在汉魏时期应该就已经形成了。乳名现象是一种历史久远的语言习俗。据游国恩先生考证，起小名之俗“兴于两汉，盛于六朝”。古代文献中关于古人小名的记载是不鲜见的。如《南史·张敬儿传》记载，南齐时，有兄弟俩，哥哥张敬儿小名叫狗儿，弟弟张恭儿小名叫猪儿。张敬儿受卜术及梦境的启示，以为自己将成天子，遂密谋反叛，编造童谣说：“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张敬儿房前地名），天子是阿谁？非猪如是狗。”后被齐武帝所杀。《唐书·李君羡传》则记载了一次关于小名的宫廷游戏，唐太宗曾请武官们在宫内饮宴，令大家作酒令，并各报自己的小名。华州刺史李君羡自报小名叫五娘子，太宗笑他说：“你算什么女子，这么勇猛无畏。”当时起小名的习俗是极普遍的，不仅民间百姓、文人官宦起小名，号称天子的皇帝也有小名。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吟：“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可堪回首，狒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词中的“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狒狸”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最为人熟知的古代帝王小名是刘禅名“阿斗”，名臣曹操小名“阿瞒”。以上小名不管是平民百姓的还是官宦皇室的，都以俚俗丑贱为原则，这与从正面体现社会秩序和生活理想的典雅好听的人名迥然不同。可见乳名是一种有独特社会文化价值的命名和称谓习俗。
乳名在村民意识中具有保佑功能。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父母欲其易于生养，故以狗名之……今人名字犹有此意，其理甚明。”另据宋人邢居实《拊掌录》及清人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记载，欧阳修有儿名僧哥；人问他既素不重佛，何取此名，他回答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马、牛之类，僧哥之名，亦此意耳。”《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你就给她起个名字……你们是庄稼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她。”在富贵人家看来，贫贱人所起名字就是贱名，就能避邪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