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原名轸，字廑武、竟武，号杞园，从事革命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长沙）龙喜乡凉塘人。少时受儒家传统教育，1898年人武昌两湖书院，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1902年春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这里黄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先后参与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编译社”等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和阵地。为了团结同志，他在学院内选择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秘密组织“土曜会”，每逢周日，会员即开秘密会议，黄兴经常“登台演说，痛诋满人之罪状，声泪俱下，成为之动容”；课余他又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参加射击比赛，做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1903年沙俄违约，拒不从东北撤兵。消息传来，黄兴“焦急万状，咯血斗余”，积极投入拒俄运动，后被军国民教育会委派为“运动员”，于5月31日离日归国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省旅沪人士，并入圣彼得教堂受洗；该堂牧师吴国光把他介绍给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以便他利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
《苏报》案发生后，他与《苏报》主笔章士钊一起离上海回湖南，路经湖北时，结识武昌文普通学堂湘籍进步学生宋教仁，相约一同归湘进行革命。至长沙后，黄兴任教于胡元俊创立的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并教授中学的历史、体操和小学的地理、博物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不仅在课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物色了进步学生胡瑛等人，并与长沙的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1月4日是黄兴生日。黄兴与章士钊、宋教仁、刘揆一，长沙高等学堂教务周震霖、民立第一中学监督柳聘农、教员彭渊恂、柳刚、实业学堂监督福建人翁巩、长沙学堂教员徐佛苏、明德学堂教员江苏人秦毓鎏及胡瑛等12人，齐集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以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打着集股“兴办矿业”的旗号，实际以“矿业”二字代“革命”，股票即是会员证。华兴会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满清”的意思。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黄兴建议各方面应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以推翻清政府的战略方针。
鉴于华兴会是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在国内新式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学界有较好的基础，而当时湖南新军力量较弱，会党力量却相当雄厚的客观形势，黄兴等人确定除了在省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外，另设“同仇会”，大力发动会党。当时湖南会党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马福益为龙头（即老大，亦即山堂之最高首领）的醴陵、湘潭、浏阳一带的哥老会，会众达2万多人。刘揆一同马福益颇有深交，黄兴通过刘的关系与马福益达成共同发动反清起义的协议。他们商定：预埋炸弹于省城玉皇殿下，趁1904年11月7日西太后70寿辰，全省城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进行爆炸，宣布起义；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会党群众予以协助，在军、学界党人指挥下，以马福益能调动的会党群众为主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五路响应，然后进攻北京。起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为了促成“各省纷起”，华兴会又派宋教仁、胡瑛联络湖北科学补习所，派人同浙江党人、四川会党、江西防营等取得联系，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立即配合起义。结果风声泄漏，10月24日，长沙清军出动捕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在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掩护下化装出走，经汉口转赴上海，不久再次东渡日本。马福益先是逃往广西，后退湘准备再次发动起义，不幸被清军截捕，于1905年4月20日遇害。就在这一年，华兴会主要成员均集于日本，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等团体联合建立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红十字会诞生
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为国际性的救护组织。中国自古也有自己的慈善救济机构，称作善堂。“善堂者，经理地方之善举者也。”主要包括育婴、恤嫠、施棺、施医施药、甚至包括修桥筑路、浚河设渡、立义塾、开粥场等等。可见在红十字会传人以前，中国已经具有相当普及的社会救济组织了，它这与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有许多相同之处，因而近代国际红十字会的传人较之其他西方事物进入中国更易为国人所接受。不过两者也有不同，红十字会更注重战时的救护，而善堂则侧重平时的扶贫济困；红十字会的国际性十分明显，而善堂则多承担本地区的义务。中国人最早了解认识红十字会这一组织并开展自己的相应活动，是通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在中国的几次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的红十字会（当时也称“赤十字社”）组织已十分发达，开始在战地进行救护活动，欧美各国的红十字会组织也派人参加，不仅为临阵受伤的日本兵进行医疗，而且也为受伤的华兵进行战地救护。中国人最初看到红十字会的活动十分不解，不知道“两国用兵，红十字会行乎期间，例不得有所伤害”的国际惯例，见到外人便误以为敌，甚至有伤害红十字会员的情况。甲午战后，国人对红十字会才逐渐了解，1897年，客居伦敦的孙中山翻译了英国医生柯士宾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介绍了红十字会和战地救护的一些知识，这也是孙中山唯一的翻译作品。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大阪华商孙淦受维新气氛鼓舞，上书中国驻日公使裕庚，请其转咨总理衙门奏设中国红十字会，裕庚亦表同意，但后因戊戌政变发生，此事被搁置下来。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为救护各国伤兵，周济战争难民，江浙地区一批最著名的绅商如陆树藩、严信厚、庞元济、施则敬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救济善会。这一慈善组织经上海道余联沅批准成立，表面上仍套用旧式善堂之名，而实际上已具红十字会性质。中国救济善会在公启中称：“近因京师拳匪为非，激成大变。列国师船连樯北上，竟以全球兵力，决胜中原。炮火环轰，生灵涂炭，某等不忍坐视，先集同志，筹款举办，名日中国救济善会，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可见，中国救济会的联合区域较之旧式善会更为广泛，基本上可视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了。另外它以中外双方伤兵及难民为救济对象，且按照国际惯例，由中国地方官照会各国领事，发给前往战区的护照。这些都表明中国救济善会是一个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基本精神和行动惯例而成立的团体，与中国旧式善堂已有了明显的区别。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屈辱地宣布“中立”，凭听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厮杀，致使中国百姓涂炭于异国炮火之下，引起中国人民对无能政府的强烈愤慨和对受难同胞的深切关怀。3月3日，上海绅商仿照庚子年间设立中国救济善会一事，在仁济善堂集会，准备成立救难善会。10日下午，包括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5个国家在内的代表集于上海英工部局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并通过了由5国代表组成的董事会人选。3月17日在董事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将这一组织定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清末该组织还有多种简称，如：万国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等。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清政府为保持“中立”立场，避免日俄责怪，并未公开参与其活动，“深恐违犯局外主义”，但清政府却通过在上海办理外交事务的要员吕海寰、盛宣怀等与红十字会的中方董事沈敦和、任锡汾、施则敬保持联系，表明清政府对该组织的承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会章和向各省将军、督抚、海关发出的公电中亦称：钦遵中国皇太后、皇上旨意，与中国出使日、俄大臣，日、俄驻京大臣商酌维持。4月25日，清外务部上奏，请派驻英使臣张德彝“补画瑞士红十字会原约”，并请清廷批准1899年中方代表已签订的“和解公断条约、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及声明文件禁用猛力军火各款”，以便于红十字瑞士总会承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5月24日，慈禧太后又拨款10万两，资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表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该会的支持。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后，首先在战争要冲的营口设立了分会，由美国领事密勒、传教士魏伯诗德等遴选中西董事设立战地医院，救护难民出险。后它又在奉天、辽阳、新民屯、沟帮子、山海关、塘沽、烟台设立分会。至5月上中旬，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已经援救营口、山海关等处难民2000余人，至6月下旬救出牛庄、旅顺等地难民4000余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和其慈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的精神和人类互相关爱的美好情操，因而博得时人的好评。
《安徽俗k—3报》创刊
1904年3月31日，《安徽俗话报》在芜湖创刊，半月刊，陈独秀任主编，并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由房秩五、吴守一、汪孟邹等编撰。它以开通民智，救亡图存为宗旨，设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读、要件、戏曲、兵事、格致和卫生等栏目。宣传爱国救亡，发展工矿实业，普及国民教育，提倡科学，反对陋俗，提倡文学革命等。
1.宣传爱国救亡。陈独秀在创刊号《瓜分中国》一文中，介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形势，指出中国人要做洋人的百姓了，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因为俄国占领了奉天省，列强见中国官吏怕俄国人就象老鼠怕猫一样。知道中国保不住了，也来趁火打劫，“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瓜分中国’”。该报创刊时，正值日俄战争开始之时，该报以“俄入侵犯，中国中立”为题，揭露清朝官吏的腐败。陈独秀在该报发表《说国家》的文章，介绍近代的国家观念，激励国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出构成国家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土地“是建立国家第一件要紧的事，你看现在东西各强国，尺土寸地都不肯让人”，但光有土地还不能成为国家，还要有人民，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才能组成国家。有土地，有人民，还要有主权，主权为全国国民所共有，国家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像制定刑法、征收关税、修整军备、办理外交、升降官吏、关闭海口、修造铁路、采挖矿山、开通航路等种种国政，都应当仗着主权，任意办理，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算得是独立的国家。”陈独秀献身说法，启迪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指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一样消受，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中国之所以受外国侵略，因为国人“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不肯尽忠报国，把国家大事，都靠皇帝一人胡为。或依仗外国人保护，或任教徒把持，大家不问国事”。而“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
2.鼓吹收回利权，发展工矿实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在我国瓜分势力范围的同时，进行“经济瓜分”，掠夺各种路权、矿权和其他权利，该报把铁路、矿产、货物利权的丧失，视作最重要的灭亡现象。在《亡国篇》中指出“一国没有铁路，运货运兵都不方便；一国没有枪炮厂、兵工厂，怎能敌挡外国；一国没有制造厂，工艺怎的能兴，国家怎的能富？”该报对列强在中国攫取筑路权利、矿业权利和进出口货物价值作了详细的统计，呼吁把列强攫取的利权收回自办，发展工矿实业，动员和组织安徽绅商收回皖境内的利权，指出安徽“已经在英国人势力之下了，我哀我中国！我更哀我安徽！”该报认为，发展工矿实业，可以使社会前进和社会安定。工业不发达，是一个致乱的因素。该报发表的一则《警信频闻》，在综合各报刊载的各省会党、“拳匪”“闹事”之后说：“现在有见识的人，不赶紧出来，提倡两桩要紧工艺的事，教大家有碗饭吃；多兴几个蒙学堂，教大家晓得爱种爱国的浅理，恐怕将来甚么谋反平反，自戕自杀，皆是使渔翁坐得大利哩！”该报还计划介绍一些近代工业的专门知识、方法和经验，但由于稿源很少，只介绍了养蚕和稻草做纸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