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3、4月份，国内外形势紧张，立宪派议员提出召开资政院临时会的要求，遭到载沣等人的阻挠。5月17日，清廷拒绝了资政院召开临时会的要求，反而命令资政院正副总裁会同内阁总理大臣，着手修改院章，削夺资政院权力，在修改院章过程中，不许议员参与，且仅用7天便匆匆改定出奏。从所修订的主要内容看，内阁大臣与各省督抚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如原院章规定，各省谘议局与督府异议事件，或各省谘议局之间争议事件，均由资政院复议。修改后变为，上述异议事件，属于行政问题者须呈送内阁核办。原院章规定：各省督抚如有侵权违法事件，谘议局可呈请资政院核办；资政院可据实奏陈，请旨裁夺。修改后把这一条给删掉了。另一个重要修改是关于资政院召集临时会议的规定，修改后取消了议员自行要求召集临时会的权力。资政院在清政府的一再压抑和削夺下，其本来有限的权力横遭削弱。这一结果终于使立宪党人看到，他们想通过资政院分享统治权的愿望完全落空了。资政院的成立，虽属不伦不类，但作为中央谘议机构，也使封建专制统治受到一定程度的钳制。资政院内虽钦选议员与民选议员各半，但活动能力相差悬殊。钦选议员中，除少数较年轻的官吏有一定的政治知识和活动能力外，多数为昏庸老朽的贵族或官僚，他们既无知识又无主张，只会随声附和。另有少数顽固分子，虽有一定主张，但势孤力单，并无所作为。民选议员都是来自各省谘议局中的佼佼者，多学习过法政，富有宪政知识，能言善辩，在宪政活动中显露了才华。如雷奋、孟昭常、刘春霖、于邦华、罗杰、邵羲、汪龙光、吴赐龄等，都是著名的立宪党的骨干分子，由于他们的积极活动，民选议员几乎完全控制了资政院，这一点确实出乎清廷的意料之外。
资政院的存在，是清末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产物。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资政院合法的地位，批评朝政，弹劾疆吏枢臣，甚至与最高统治者分庭抗礼，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在斗争中，资产阶级立宪党人得到了锻炼，获得了经验，为此后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打下了基础。
1911年，资政院改总裁1人，副总裁1人。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资政院解散。
共进会成立
从1907年起，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集全力在华南地区组织反清武装起义，设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群龙无首，日趋涣散，内部分歧愈益严重：部分来自长江中上游各省并与会党联系较多的同盟会员，不满于孙、黄只注意在南部边境发动起义，更不满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涣散和行动迟缓，强烈要求在长江流域各省发动会党，加紧起义活动。为此，在日本的隶属长江流域各省的部分同盟会员，经过酝酿和筹备，于1907年9月，在东京清风亭召开大会，另行组织团体，定名为共进会。
参加成立会的有湖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广西、云南、安徽等省留日学生100多人。四川教友会首领张百祥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在会党中的资格最老，对各地码头最熟，被推为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下设军务、内政、外交、党务、理财、交通、调查、纠察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并制定三等九级军制，十八星军旗。以后继任会长的有江西人邓文、湖北人刘公，湖南人焦达峰等分任各部负责人。
共进会成立后发布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宣言书，大体上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尤着重于反满的宣传。
但因共进会与会党联系密切，而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人是地主或与地主有密切联系，故反对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擅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所谓“平均人权”，按他们自己的解释，是说汉人与满人人权不平等，故应“平均人权”，实际仍为“反满”之意。
为了联络会党，共进会内部也用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并有“山”、“水”、“堂”、“香”等名目；“山”叫中华山，“水”叫兴汉水，“堂”叫光复堂，“香”叫报国香。但总体上，这个组织是较散漫的，各派会党仍按原来的系统和各自的堂口进行活动，并无集中统一的领导。总会会址先设在日本东京共进会员居正寓所，后在青山区赁得一屋，署名“华群舍”，作为本部的办公地点。
1908年秋，共进会的主要成员孙武、焦达峰等分别回国活动，孙武原名葆红，字尧卿，湖北夏口人。1898年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充清军军官，先后参加自立军起义、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后去日本人大森军事学校学习。焦达峰原名大鹏，湖南浏阳人。1906年参与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入东斌学校学军事，旋入同盟会。
1909年，孙武、焦达峰等在汉口法租界设立共进会总部（后迁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在武昌设分机关多处。随后焦达峰即到湖南在长沙建立秘密机关，并赴浏阳、醴陵、萍乡联络洪江会、洪福会群众。同时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省都相继建立了共进会分会。在湖北，孙武等人积极吸收会员，将会党按军队形式组成五镇，准备起义。但会党不受约束，行动难于统一。从此，共进会的联络重点亦转向新军，在新军中建立组织。
1911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派人到达武汉，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共谋举义。9月24日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成立了革命领导机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10月10日，两个组织联合发动了武昌起义；湖南、江西等省的共进会积极响应。共进会对辛亥革命在长江流域各省迅速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宪政讲习会
宪政讲习会，又称宪政公会，是杨度与熊范舆等，于1907年夏在日本东京创立的。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举人王阊运的门生。1902年起曾数次赴日，先后就学于宏文速成师范及早稻田大学法政科，以兼容并包、无所偏颇的姿态，周旋于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1902年与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曾任中国留学生会馆总干事，1907年秋回国。杨也曾倾向革命，后崇拜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并结识梁启超，遂转向改良主义。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杨度热衷于立宪运动，于1907年创办《中国新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一同鼓吹君主立宪。梁启超看重杨度是“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便拉杨度，老维新派熊希龄和立宪派的蒋智由、徐佛苏等，商量筹组政党。而在商谈中，梁、杨意见不一致，都不愿屈居第二位，便很快分手。杨度与熊范舆另立宪政讲习会，自谋发展。熊本是贵州苗族人，得湖南即用知县后，去日游历，热心于立宪运动。宪政讲习会成立，杨度为预留将来与梁合作的余地，并未出任会长，而推熊为会长。
宪政讲习会《总章》宣称，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执行”。态度相当平和。但在《宪政讲习会意见书》中却表现的相当激烈。《意见书》激烈抨击清朝专制政府“冥顽不灵，贪饕无耻”，是“亡我中国”的祸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民选议院对清政府进行监督的缘故。如欲救中国，“非改造责任政府不可，欲改造责任政府，则非设立民选议院不可”。一开始就把民选议院的问题提出来，作为运动的中心目标，这是宪政讲习会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不但这样宣言，而且也这样行动。1907年秋，熊范舆第一个上书请开国会，随后雷光宇以全湘士民的名义上书，预备立宪公会的朱福诜专折上奏，竭力陈述开国会的必要，一时朝野官绅纷纷趋时应景，大谈国会问题。熊之上书，实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
宪政讲习会迅速在国内发展势力。是年冬，首先在湖南展开活动。那时，曾任日本大隈内阁文部相的犬养毅到中国活动，在湖南应宪政讲习会之邀发表宪政演说。次年春，该会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分会，主要从事国会请愿的联络活动。此时，杨度已被召入京，以后补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宪政编查馆是清政府为推行预备立宪，于1907年8月由考察政治馆改设的，直属于军机处。下设编制、统计两局。先后增设译书处、图书处、官报局等机构，负责办理宪政、编制法规，统计政要以及翻译东西各国宪法等事务，以研究利用最有利的宪政形式来保持封建统治。杨度利用宪政编查馆行走的地位，在上层统治集团间广为游说，鼓吹速开国会。此后杨便失去立宪派领袖地位，成了官方赞助立宪的人物。熊范舆后被滇督李经羲召入云南任知府，宪政讲习会从此涣散。
政闻社
政闻社是清末立宪派的政治团体，由康有为、梁启超、蒋智由、陈景发等发起，1907年10月正式成立于日本东京。
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后，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兴奋异常，感到时机来临。康有为说“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梁启超写信给蒋智由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为适应形势，他们急切整顿组织，四处活动，以谋求政治利益。1906年12月，远在美洲的康有为以保皇总头领的名义，发布一篇《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蒇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宣称：“中国有立宪自存之日，君民有保定安庆之时……吾保皇会之期望即申，吾同志之目的亦已达矣。皇上不危，无待于保，归政虽要，沿属更端，就本会之义务言之，此后当无所事事，而成立大党，遍布五洲，实居举国之先河，而为政党之前导也。”为此，他通知会众，于1907年元旦，举行庆典，赞颂“皇上无虞，宪政将行”，祝贺保皇会完成历史使命，宣告一个大政党成立。他为了鼓动人们加入国民宪政会，把政党的权利吹得天花乱坠：“各国政党不论君主民主其通行之例，一国大政俱归政党执政，其党多得政者，所有行政职事，俱为本党人所允，不入本党者，不得享受，凡一切铁路、矿山、银行、工厂，开辟大利，俱给本党人承受。就美国而论，乃至邮政寄递电信之夫至徽矣，亦必现任总统同党之人，乃得充补，其大者无论矣。”言外之意，立宪后的中国，所有的好事都被国民宪政会的会员所占有，不入会的只能干瞧着。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但在“公启”里，没有提出足以号召会众的纲领。梁启超写信要求康有为采用帝国宪政会的名称，并劝他不要以个人名义，而应以新纲领来号召会众。梁启超预计到保皇会改名后，仍难在国内展开活动。所以，他积极筹备新组织。
1906年12月，梁启超、熊希龄及杨度筹商建立新的政治团体。他们曾预拟新的组织名为宪政会，主要在国内活动；暂不设会长，待条件成熟时与康有为领导的帝国宪政会合并，共戴康有为为会长；新组织在东京正式成立后，即移总部于上海，由杨度任总干事，主持会务。他们设想由熊希龄回国运动，拥戴醇亲王载沣为宪政会总裁，载泽为副总裁；并联络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请其赞助；并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社会名流加入。但这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组党设想，不久熊希龄回国。梁启超又因约请蒋智由与杨度发生矛盾，使得杨度另立旗帜而去。杨度分裂出去的原因：一是杨度同梁、蒋等存在领导权的冲突；第二是政见上的分歧，杨度自居民间势力的代表，认为梁的有些言论是站到了官方的立场上。
1907年6月，梁启超秘密回到上海，想联络岑春煊及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当时，岑春煊被奕勖、袁世凯等排挤出京，情绪低落，岑不愿见梁启超。而张謇、郑孝胥等人也不愿与梁启超套近乎，梁启超没有达到目的，复返日本。这时组党之事已筹商就绪，并开始筹备出版《政论》杂志。同年7月17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报告政闻社已经组成，但其正式成立是在10月17日。那一天，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革命党人获知，张继等率众直捣会场，梁启超非常狼狈。章炳麟写了一篇《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的报道，在《民报》上发表，报道说：“阳历十月十七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梁启超登，力士在右，与会者以次坐，政闻社中在前，革命党员在政闻社后，他留学生在革命党员后。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之曰：‘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余人奔而前，启超跳自楼，旋转而坠，或以草履掷之，中颊……政闻社员去鬲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
政闻社宣布的政纲是：（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的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的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梁启超为争取合法地位，还特另声明：“其对于皇室，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为避清廷忌讳，康、梁都没有在政闻社挂名。当时宣布的发起人有徐佛苏、蒋智由、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为给康、梁留位子，政闻社不设正副会（社）长，而设总务员一人，邀马良担任。另设两个常务员实际负责社务，一为徐佛苏，一为麦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