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类型也很多，仅战舰一类就有20余种。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船舶，就是明代造船业发达的标志。其二是促进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以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和瓷器，换取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品、珍珠、玛瑙、香料、药材等，这在客观上为扩大丝织业、瓷器业等手工业品的生产开辟了道路。以瓷器业为例，当时景德镇是全国的瓷器制造业中心。洪武年间，景德镇有官窑20座，到宣德年间，已增至58座。不仅官窑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所造瓷器的质量也大有提高。永乐年间制造的压手杯，杯外青华深翠，式样精妙，最受西洋各国欢迎，是明代瓷器的珍品。其三是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素的增长。以出口最多的丝织业为例，明代中叶以后，家庭手工业逐渐地向工场手工业转变，已经出现了封建末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素的增长，还有其他中国社会内在的原因，不能完全用郑和下西洋来说明一切。
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刺激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刺激了丝织业和陶瓷业的发展，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对国际交通航线有较大促进和发展。从郑和在第五、第六、第七三次下西洋的过程中，到达了红海及东非洲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祖法儿、麦加等地方。虽然在郑和之前，中国的使者、商人和巡礼者可能已经到过欧洲东部、阿拉伯半岛及非洲的埃及，但走的都是陆路而不是海道。率领中国船队到红海和东非洲一带，郑和是第一人。从国际交通方面来说，郑和是打开从中国到红海及东非洲一带航道的第一人。他在国际交通史上的地位，可与张骞、甘英、法显、玄奘等人比拟。张骞是打通亚洲大陆国际路线的第一人；甘英是打通亚、欧国际路线的第一人；法显是中国旅行家中航行印度洋的第一人；玄奘是中国旅行家中遍游五印度的第一人；郑和则是打开从中国到东非洲航道的第一人。
在世界航海史上，他到达东非洲的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等地的时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74年，比葡萄牙人发现欧、非、亚三洲航道早79年，他是一个航海事业伟大先导者。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使中国人民的海外地理和航海技术的科学知识有了充分提高。具有历史价值的郑和率船远航《航海地图》分20图40面，清楚地绘出从南京到东南亚沿海、北印度洋沿岸、非洲东海岸的航路，标明了航行的方向、航程的远近、航海的方法、各国的方位等，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对后代的航海也有重大的影响。该图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法，犹如一幅长卷山水画，一字展开，沿途的山脉河流、岛屿浅滩、港口码头、城镇庙宇等，都形象地展现在眼前，自右至左。《航海地图》还是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最详尽的一部亚非地图。它所收集的亚非地名多达500个，其中中国约占200个，亚非其他诸国约占300个，是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所收的外国地名的三倍。从而说明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人对东南亚、北印度洋及东非国家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代，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科学知识。另外还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都详细记述了他们所历30余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以及政治、经济状况，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在爪哇，如果父母去世，儿女先问是火葬、水葬还是犬食。若死者嘱其子女犬食，死后就将尸体抬到海边或田野，任狗来吃。吃光了，儿女们高高兴兴；吃不光，则悲号哭泣，把尸体的残余部分扔入大海。富贵人家还有“殉葬”之俗。主人将死，他所宠爱的婢妾就发誓“死则同往”。主人死后，焚尸火势正旺的时候，发誓的那些婢妾，头戴草花，身披五色花巾，蹬跳号哭一阵，钻入火中，同其主人一起死去。再如，他们对某些国家的社会状况也作了生动的描述。柯枝国人分五等：一等南昆，二等回回，三等哲地，四等革令，五等木瓜。“木瓜者，至低贱之人也。至今此辈在海滨居住，房檐高不过三尺，高者有罪；其穿衣上不过脐，下不过膝；其出于途，如遇南昆、哲地人，即伏于地，候过即起而行。木瓜之辈，专以渔、樵及抬负挑担为生。”（马欢：《瀛涯胜览·柯枝国》）。这段话把木瓜人的困苦状况和社会地位描述得一清二楚，这些生动资料，为研究古鳊的社会及世界历史提供了可靠依据。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的船队，是一支兼有通商和外交使命的和平友好的船队，这支船队为中国人民和海外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从而说明在十五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世界上仍然处于先进的地位，而郑和下西洋所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则是比较落后的，个别地区甚至还处于渔捞采集、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郑和七次出使下西洋扩大了的海外贸易，使东南亚、印度洋地区诸国输入了精美的中国手工业品，也输入了高度发展了的中国封建文化。这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中国铜钱在爪哇、南渤里、旧港等地的普遍使用，促进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繁荣。中国瓷器的输入，使原来以蕉叶盛食的一些地区，开始使用青花瓷盘作为餐具。中国的丝织品，使一些地区的人民衣着更加舒适和漂亮。丰富和提高了这一地区人民的生活，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地区人民的友谊。
郑和七次出使下西洋中国和南洋（即东南亚地区）的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意义。自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朝时，我国就有使臣到达南洋海域。唐朝时，已有不少中国人散居在南洋各地，当地的居民称他们为“唐人”。元朝时，东南沿海的许多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不堪忍受蒙古统治者的掠夺和剥削，纷纷渡海跑到南洋地区。这些人成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华侨。他们在南洋群岛定居、生息，成为南洋群岛的主要开发者。明朝初期郑和出使西洋时，在南洋群岛各地，到处都可遇到华侨。
仅旧港一地就有华侨数千人。爪哇岛上的新村，原本是一片沙滩，由于中国人的定居、开发，才成为有千余家华侨聚居的村落。即便郑和船队的人员中，也有在南洋定居落户的。一次远航中，洪宝所属的一艘宝船有300人，遇上了风暴，到处漂泊。经过18年，回到国内的只有府军卫的士兵赵旺等3人。余者200多人，有的可能葬身于大海或异乡，但定居于异域他乡的也肯定不在少数。郑和下西洋以后，由于交通的发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到南洋去的中国人就更多了。明朝后期时，至少有十多万华侨散居于南洋各地，其中住在吕宋（今菲律宾）的华侨有三、四万人，住在爪哇的有二、三万人。
这些到南洋谋生的华侨，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是受国内统治者迫害的人。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居住国的开发、建设。他们有的开垦荒地，种植稻子、甘蔗、胡椒和茶树；有的上山开矿，经营金矿、锡矿；有的行医，为当地人民解除痛苦；还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同居住国人民一起开发了当地的资源，促进了南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一互通婚姻，加强了我国人民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正因为郑和七次出使下西洋促进了南洋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南洋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增强了中国人民与海外诸国人民的友谊，所以南洋各地至今流传着各种关于郑和的传说。当地人民怀念郑和，不少地方以郑和的名字来命名。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塔；马来西亚有三宝城、三宝井；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垅、三宝公庙、三宝墩、三宝井等。
在中国，三宝（三保）太监郑和出使下西洋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世代传颂。
郑和船队从海外诸国带回来的药材，如血竭、没药、安息香、乳香、苏合油、芦荟、木香、苏木、降香、龙涎香等，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宝库，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健康。他们买回来的西洋布、胡椒等香料，也有益于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提高。
郑和下西洋，在明朝初期的历史上，就是所谓“宝船弊政”。因为郑和出使西洋，所耗费的钱粮、赏赐、物品是十分浩繁的。而它以大量的丝织品、瓷器等手工业品换取的大部分则是供封建帝王、统治阶级玩赏享用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等奢侈品，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毫无益处，以至于到明仁宗朱高炽时，把“西洋宝船”列为劳民伤财的弊政，毅然决然地加以取消。明朝成化年间，车骑郎中刘大夏也曾说过：“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不仅如此，郑和这支庞大的船队，实际上垄断了明朝的大部分海外贸易，这就妨碍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但总起来看，郑和七下西洋，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明朝宦官郑和出使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率领船队在当时世界上是规模大、组织严密、技术先进、首屈一指。其伟大航海活动比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探险活动早，比他们大、时间比他们长。由此可见，郑和出使率船队七次下西洋，创出了伟大业绩，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世界航海史上伟大的先导者。郑和的名字列入历史名册，世代流传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