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事实上的小品及赋的成就高于前期的长篇大论。原因在于前期之论有较强的功利目的，而小品、赋等随手拈来，意趣横生，较能体现苏轼的才情。苏轼随手记事，短短数语，便是一段妙景；寥寥几笔，就出一片心境，这种功夫实在是文学的化境。前人曾感叹《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短短84个字，便简略传神地勾勒出作者的行为，描绘出庭中月景，渲染出作者恬淡又寂寞的心境。生动的叙事、写景，议论、抒情的交融，使这小文成为后世小品文的典范。
苏轼在黄州期间，神宗念及苏轼的可怜处境，屡次想起用他。一次对宰相王挂说：“修国史这等大事，一般人难以承担，还是请苏轼回来干吧。”王挂面有难色，表示反对。后来别人做了这项工作，但上呈后神宗不满意，于是又想到起复苏轼。便提议让苏轼任江州太守，但仍遭坚决反对。苏轼在黄州患眼病期间，长久不出门，因而引起传闻，传说他已病逝。消息传到京城，神宗叹息，心情难过，连饭都不愿吃，后来才弄清是一场传说误会。
这一次神宗下了决心，他不顾阻挡发了手诏，诏令苏轼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即便如此，小人们仍不想放过他。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上来后，神宗激赏：“真奇才也广旁边却有人进言：“观此表，苏轼仍不满于上。”
神宗愕然，问：“何以言之？”对曰：“表中有‘兄弟并窃于贤科’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等话，意思是苏轼兄弟本以直言极谏入朝，后却以诗词被遣，这在他们实是无罪的。”这段话实际上说出了历史真相。神宗说：“我已了解苏轼的内心，他决不会有恶意。”
苏轼他早已经看透；官场险恶，也体验至深。他在黄州已置下田产，做一农夫，逍遥自在，有何不好。苏轼出于不忍辜负圣上的殷切期望和提拔之恩。
苏轼元丰七年四月，在朋友们的送行下，别离黄州。
途经九江，便入庐山游玩。庐山山谷奇秀，令苏轼目不暇接，他无法一一赋诗，索性一诗不作。深山之中，僧人们遇到苏轼，纷纷传言：“苏子瞻来了。”苏轼对深山之中居然有这么多人认识他感到惊奇，不觉赋绝句一首（《初入庐山》）：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后又作了几首诗。《题西林壁》一首最为有名：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谈的是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必须着眼于整体，如果身在其中，往往会各执一端。
苏轼七月，抵达金陵（今南京），病中的王安石穿着便服，骑着毛驴，亲自去江边接他。
王安石是熙宁变法的领袖，苏轼因诗文反对新政而获罪，他俩应该说是政敌，但私交上他们一直没有交恶。
王安石为新法而得罪了很多人，但都是因公得罪人，他从不搞栽赃诬陷，徇私舞弊这些小人之举。他个人生活一直很严谨。他后来终被他那帮党人所陷害，息居金陵。
苏轼的“乌台诗案”与王安石无关，系那帮小人所为，王安石最后还为苏轼说了关键的一言。可能王安石息居金陵后，有所反思，对敌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苏轼一开始对新法就不是彻底否定的，其中的一些措施他认为还是合理可行的。任地方官期间，他即常常“因法以便民”。滴居后，他与下层人民接触很多，他对新法便民的一面又有了更多的认识。到金陵之前，他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反思自己对新法的态度，他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与股达道书》）虽属谦逊之言，却也反映了苏轼对新法的重新认识。
苏轼与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相见，不由不百感交集。
王安石在蒋山住处数次饮宴苏轼，二人饮酒游山，唱和谈论，流连忘返。传说王安石与苏轼在山上饮茶时，王安石指着桌上大砚，对苏轼说：“请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苏轼立即答道：“我说上句吧，‘巧匠断山骨。”’王安石沉思良久，竟无以续之。他于是站了起来：“且趁此好天气游览蒋山之胜，对句现在不着急。”王安石门下的人见此暗笑，王安石素好以此难人，他的门下之士常常答不出来，没想到苏轼不为所困，反把王安石自己困住了。王安石自己其实也是个富于才华的大诗人，有很多名诗为人传诵，如《佣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此次王安石与苏轼以诗唱和，也是相互倾慕。王安石将自己近作给苏轼看，苏轼读到“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赞叹说：“自屈原、宋玉没世斤年未见《离骚》句法，未曾想今天得以见到。”王安石毫不谦虚：“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不过不与凡夫俗子说罢了。”王安石虽自负至此，但对苏轼却不得不叹服。苏轼离开金陵后，曾寄给金陵太守王胜之一首和游蒋山的诗，王安石取而读之，当他读到“峰如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之句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
苏轼十二月一日，抵达泅州。这时他已钱粮两空，这里离汝州还很远。苏轼上书皇上，请求在常州常住，文中陈述至为可怜：“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泅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不久乞表得到恩准，苏轼归田常州的愿望实现了。
苏轼在泗州有一次偶作词曰：“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泅州太守一见此词，急忙找到苏轼，说：“先生名满天下，一有新词，马上就会传到京城。法定：‘泗州夜过长桥者，徒刑二年’，况我还是太守。请你把词收藏起来，万勿示人。”苏轼说：
“我一生罪过，开口常不在二年徒刑以下。”这说明了苏轼当时已文名满天下，诗词为人广为传诵，道出了苏轼一生因口得祸辛酸的事实。
苏轼获准定居常州，很感高兴，他准备在此安居乐业。不久他就接到敕命，被委任为登州太守。他六月启程，经过漫长的旅程，十月十五日到登州太守任。
登州即今天的山东蓬莱，古来即以海市蜃楼闻名。
苏轼到登州仅几天，以为肯定见不到这人间奇迹了。他去向东海龙王祈祷，未曾想真灵，第二天他果真看到了瑰丽的海市盛景，他为此留下了《登州海市》这首名诗。
上任刚刚五天，他又接到诰命，以礼部郎中召回汴京。
苏轼连被擢升的详情是。原来朝中局势已起了变化，三月神宗去世后，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亲政。高后是反对新政的，他请出了司马光，原来反对新政的人纷纷被起用，而新派人物陆续受贬逐。历史进入“元祐更化”时期。苏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司马光荐举，而回到朝廷的。十二月苏轼以礼部郎中召回京后，又接连升迁，先是升为起居舍人，接着又免试升为中书舍人，哲宗元祐元年八月，他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法——这是个极为显要的职位，专掌敕命，等于是替圣上说话的。朝廷赐三品官袍、金腰带、白马及金镀银鞍银辔一副。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苏轼从七品连升，终至三品高官。
苏轼是一个不会拉帮结派、见风使舵的人，因此成了反对派的障碍。司马光为相后，全面废除新法，使一切都回到熙宁前的老样子。苏轼抱着一以贯之的“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的渐进改良思想，认为全面废除新法，改弦换辙，其方式与王安石是一样，势必会造成社会动乱。新法实行多年，有些在实践中是合理的，就应保留。苏轼是个心直口快、不徇私情的人，他并不因为司马光的推荐支持他的做法。为新法之事常吵得不可开交，甚至闹到政事堂上，司马光很恼火。
如免役法，是王安石新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办法是百姓付税代替兵役。司马光准备废除免役法而恢复兵役法，苏轼不同意，说：“差役、免役各有其害。免役之害在于培敛民财，以至十室九空；差役之害在于离民于田，以至田园荒芜。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司马光说：“那你看应该怎么办呢？”苏轼回答：“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免役已实行多年，还是不改为好。况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代就开始分开，唐中叶始有常备之兵，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彀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这样天下便利，即使圣人再起，也难以变动了。现在你何必又要改变呢？”苏轼在政事堂上陈述此理，司马光极为愤怒。苏轼又说：“记得你曾对我发过感慨，那时韩琦宰相要在山西招募义勇军，身为谏官的你不顾宰相发怒而坚决劝阻，现在你当宰相了，怎么又不让我说话了呢！”司马光苦笑，不再说话。司马光这一次虽被堵住了嘴，从此开始烦恨苏轼。
苏轼利用自己现在官居显要，接近皇帝、皇太后的时机，常直言朝政，改其弊端。朝中奸臣多被贬落，昔日因苏轼而受牵连贬落的人纷纷召回，“苏门四学士”
又汇聚到了苏轼身旁。这时，圣旨虽由皇上下，但具体措辞却由苏轼。苏轼学识渊博，行文引经据典，文采斐然。
他此时拟就的贬吕惠卿词令天下人传诵称快。吕惠卿原系王安石一党，后又呈王安石的私人书信而陷害了王安石，终于取而代之。苏轼在《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中说：“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箭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被江东。”
吕惠卿在朝时民愤很大，苏斌对其罪状生动形象的描绘及痛快淋漓的谴责，使人们连称解气。元祐二年，苏轼兼任侍读，即给皇上上课。他在给哲宗讲解历史上的治乱兴衰、邪正得失时，每每引申到现实中来。一次他对哲宗说：“西夏侵入我边疆，掠杀我民数万，但大臣们竟隐瞒真相，官官相护，这样下去岂非要演成颓乱之势。”
哲宗听了深以为然。元祐三年冬天，苏轼主持礼部考试。
考生们手冻得不能执笔，苏轼对这种苛刻戒规作了变动。
考试时监视的御林军态度十分粗暴，常常凌辱考生，苏轼对此非常气愤，他奏请圣上，逐走了那些举止傲慢、狐假虎威的兵士。使考生们在舒适的条件下得以发挥自己的水平。
苏轼还朝之后，常与“苏门四学士”，特别是其中的秦观、黄庭坚饮酒作乐，诗文往来。常与他们讨论诗文技巧。秦观一次，出示他的新作，其中有“小楼连宛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两句，苏轼说：“十三个字，只说出一个人骑马从楼前过。”苏轼也拿出近作，内有“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三句，晁补之说：
“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的事。”他们对此深感叹服。苏轼有一次将自己新作的小词给晁补之、张耒问他们，“我的小词比秦观如何？”晁补之、张来回答：“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作小词是秦观的所长，他们此语是偏向秦观的。但撇开他们的倾向性，客观地看，这两句评语还是很准确的。秦观偏于细腻，而苏轼喜欢豪放，“小词似诗”在当时古人看来含贬义，但所含的创新意义却未被人认识到。苏轼常与黄庭坚有一次互评对方的书法，苏轼说：“你的字虽清劲，但笔势有时太瘦，宛如树梢挂蛇。”黄庭坚说：“你的字我不敢轻议，但有时觉得偏浅，很像石压蛤蟆。”两人大笑。他们又有一次，互评对方诗文，苏轼说：“你的诗文格韵高绝，但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黄庭坚说：“人常说的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就是指东坡而言的。”黄庭坚此语实际上开启了后世评苏“诗不如文”的观点。
苏轼有一天，忽然被召入殿中，太皇太后高氏与他进行了一场对话：
太后：“前年你任何官？”苏轼：“臣为常州四练副使。”太后：“令任何官？”苏轼：“翰林学士。”太后：
“你为何晋官如此快呢？”苏轼：“仰仗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思典。”
太后：“非也。”
苏轼：“难道是大臣的举荐吗？”
太后：“亦非也。”
苏轼惊恐：“臣虽不才，但绝不敢走旁门邪道。”
太后：“这是先帝神宗的遗愿。先帝在世时，每读到你的文章，必感叹‘奇才、奇才’。但他生时未及进用你。”
苏轼听到此话，不觉失声痛哭。太皇太后及哲宗也流泪不止。临走时，太皇太后撤御前金莲烛送苏轼回院，这真是万分的恩宠了。
元祐元年司马光逝世后，苏轼与旧党的矛盾主要发生在他与程颐之间。程颐是个呆板顽固的道学家，当时在朝中势力很大，号为“洛党”的首领。如苏轼给皇帝讲学时，自己站着讲，两旁听的官员坐着听。程颐则认为自己该坐着讲，而旁听的官员该站着听，这样才符合儒家尊师之道。皇帝有时也被他的刻意做作弄得不耐烦。
有一次程颐讲学休息时，哲宗信手折一柳枝，程颐马上劝阻：“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很不高兴，掷枝而去。
苏轼是一洒脱之人，看不惯程颐的所作所为，他常常不顾情面地当面嘲弄程颐，致使程颐对他积怨很深。
程颐一次主持司马光的葬礼，那天正逢明堂庆典，苏轼与群臣参加完庆典后又去参加吊唁，被程颐挡了驾。程颐说：“《论语》云‘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既已参加庆典，就不能来吊唁。”苏轼俏皮地回答：“孔子说‘哭则不歌’，并没有说‘歌则不哭’呀。”程颐一时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