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入京出京披甲领兵
左宗棠用兵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战机；筹措战事，更是注重节制兵丁人数，并且以保证粮饷充足为根本。当时刚开始西征，左宗棠担心各行省协助军饷不能按时到达，曾经上疏建议向外国借款。沈葆桢反对他的建议，光绪皇帝下诏说：“左宗棠以西线战事为重，国家又何惜千万金，特拨给款银五百万两，再准允他向外国借贷五百万。”左宗棠部队出塞共二十个月，新疆南北各城能全部收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做到军饷及时供给充足。当初议论西部边防事务时，左宗棠主张发展屯田，听到的人都认为左宗棠迂腐。等看到左宗棠上奏论述关内外过去屯兵的利弊，以及论及将兵农划开为二，挑选精壮的人为兵丁，让老弱的人去屯田垦地，大家于是才佩服左宗棠老谋深算。新疆平定后，朝廷升调左宗棠为军机大臣。入朝觐见后，皇上赏赐左宗棠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可由内待二人搀扶着上金銮殿。左宗棠在朝廷任高职，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很多读书人兴奋地议论说，中国相当长时间落后，非常脆弱，这次左宗棠打败了沙俄，中国有希望了。外国人也渐渐传说他的战功。他刚入京师时，内城有教堂高楼，在楼上可以俯瞰宫殿，民间老百姓传说左候到，教堂高楼就要被捣毁。外国人为此也惶惶不安。左宗棠不得不公开贴出告示让大家放心，于是谣传停止了左宗棠在军机处当值，因他长年在外征战并不熟悉朝中的礼节、掌故，因而屡屡受害；他性格耿直，难免得罪人，因此就有许多同僚多厌烦埋怨他。宗棠本人也不乐意居住在京城之地，于是进京不久，便称病乞求引退。九月清廷命他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上任后出巡吴淞，路过上海时，洋人为左宗棠树龙旗，鸣礼炮，非常恭敬地欢迎他。
光绪九年，法国人攻打越南，左宗棠这时已七十有余，且身体多病，已致仕在家。但当他听知此消息时马上请求到云南指挥军队，并下令让旧部王德榜在永州招募军队，号称“恪靖定边军”。到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终于爆发，云南、越南官军溃败，左宗棠被召入京，再次任职军机处。不久法军大举向中国内地进犯，光绪皇帝诏令左宗棠到福建视察部队，左宗棠命王鑫之子王诗正暗中率军渡海到台湾，号称“恪靖援台军”。王诗正到台南，受到法兵阻击，他与台湾军民一道最终击败法军。而王德榜会合其他部队在谅山取得大捷。中法和议达成，左宗棠称疾请求告退，但尚未获准，七月在福州病逝，时年73岁，赠太傅，谥“文襄”。将其灵位入祀于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以及立有战功的各省建立专祠祭祀。
赞襄大臣煊赫一时——肃顺传
肃顺（1815~1861），字雨亭、豫庭。满洲镶蓝旗人，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父亲乌尔恭阿是济尔哈朗的第十二代王爵继承人，死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子端华袭封了王爵。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驾崩时，端华和僧格林沁、载垣均为顾命大臣。这几位王公一同辅佐新君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在朝的十一年中，他们忠心耿耿；咸丰皇帝由端华得识肃顺。
肃顺为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十六年，经例试授辅国将军，任散侠大臣。道光二十九年，任奉宸苑卿。一年后，擢内阁学士后屡任工部、礼部、户部左侍郎，同时兼副都统，咸丰七年（1857）初，擢左都御史，十月，迁理藩院尚书，次年十月，擢礼部尚书。咸丰九年起直至死前数日，任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
吏治的好坏影响着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决定着王朝之兴亡、国运之盛衰，乾隆中后期以来，清王朝吏治败坏，腐败丛生，整饬吏治势在必行。咸丰皇帝执政的最后三四年间，国内外局势一派混乱，为此他逃避于声色。许多以前由皇帝和军机大臣共同处理的军国大事这个时候均由几位御前大臣，主要是载坦和端华来处理，但是这二人生性优柔寡断，因此遇事常常向肃顺请教。这样一来，肃顺逐渐握有重权。肃顺则愎自用，常常用严厉的手段处置昏庸无能、贪污腐化的官吏。所以一旦肃顺秉政，就接连兴起几个大狱，意在抑制腐败。咸丰八年，他在耆英一案中得到了充分表现。耆英与英法联军在天津谈判时陷入困境，他擅自离开天津回京。九卿奉旨议罪，由于肃顺的力主，耆英论死。在处理另一案时，肃顺也同样采用严酷手段。当年十一月，有人弹劾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受贿舞弊。据查，主考官大学士柏俊应仆人之请调换试卷，致使优者落榜。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柏俊本人有受贿一事，但由于肃顺、载垣及其同党陈孚恩的力争，终于为柏俊论死找出罪名。另外三位卷入此案的官员亦被处死，其中一位是同考官浦安。这种严刑峻法的结果使肃顺等权臣遭人惧恨与痛骂。但是戊午科场舞弊案并非肃顺罗织的冤狱，案情的处理是同当时的战时环境及清朝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的，处死主考官大学士柏俊艹是肃顺推行重典治国策略的重要步骤，既整饬了吏治、打击了政敌，又为他实施重用汉臣的政策扫清了障碍，戊午科场案对咸同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光三十年后的国内动乱，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很不稳定。肃顺任户部尚书后不久，即试图进行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咸丰三年发行纸币，当年，政府开始将旧铜币熔化重铸高面值新币。没多久时间，伪币大量出现，京城之外，人们拒用新币。由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日益困苦。
咸丰九年末，肃顺逮捕了偷工减料、有贪污行为的铸币局的主管人员和户部官员，一个月后，由于端华的检举，类祐的一名奴仆因和铸币局舞弊行为有关被拘捕。这年底，户部衙门失火，几乎焚毁殆尽，据肃顺推测，此事是几个铤而走险的户部官员所为，以便销毁罪证。此事发生后，又有许多人被捕被杀，但严厉的办法并未能缓和局势，反而更加得罪了从中获利的王公朝臣。由于货币贬值，北京的生活日艰，当时有传说，许多持有贬值的大钱的人在街上遇到肃顺时，即将钱迎面掷向肃顺。
肃顺参与过对外交涉。咸丰九年七月至咸丰十年五月间，他和瑞常在京与俄国使节伊格那捷耶夫将军曾多次举行会谈。咸丰八年签定了《中俄条约》，沙俄从中获取许多权益。为巩固条约所获得的权益，俄国使节又频频来华商谈签订补充条约。谈判恰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舰队之后，谈判历时十个月没有结果，最后，俄国使节离京国国，但肃顺与他的私交很好。
咸丰十年九月，桂良在天津与英、法公使谈判破裂以后，载垣和军机大臣穆荫奉旨去通州议和，以阻止英法联军向前逼进。九月十八日，载垣奉咸丰皇帝命令逮捕了英国翻译巴夏礼及其随员，解送北京关押。联军马上在通州附近进击清军。九月二十一日，奕沂取代载坦和穆荫与英法议和，但英法联军继续进逼北京，次日，肃顺护驾从圆明园出逃，九月三十日到过热河行宫。
北京条约缔结之后，英法联军于是撤离，但朝廷仍滞留在热河。咸丰皇帝将朝政委之载垣、端华、肃顺和景寿四位御前大臣。咸丰十一年二月初，肃顺兼协办大学士。此时，掌权的军机处完全在四位御前大臣的控制之下，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和焦佑瀛又成为四位御前大臣发布圣旨的工具。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垂危之时命其子载淳继承大统，他已无力亲笔写诏，于是就命令四位军大臣及四位机大臣起草诏书，这八人被封为赞襄政务顾命大臣，在载淳未成年前共同辅政。但是，他们发布的一切政令，都必须征得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同意。八大臣本来打算不理会这一限制，故而与两宫太后发生矛盾。一位御史建议应由皇太后摄政，辅之以皇帝嫡亲时，肃顺和众辅政当即起草一道谕旨斥责这位御史的建议。皇太后起初拒绝签发这道谕旨，但在八大臣的胁迫下不得不最终发出。另外，肃顺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主管皇太后的用度和供给，当时京城传说他有意使皇太后挨饿。
后来，皇太后与奕沂密谋推翻入大臣。咸丰十一年十月，清王朝人马从热河返京时，肃顺受命护送咸丰皇帝梓宫，慈禧太后带领幼帝比肃顺早一日抵京，表面上是为了迎接大行皇帝的辞官进城，但慈禧太后一到北京就传旨逮捕肃顺及其他辅政大臣。这一天夜晚，奕沂及一队骑兵迅速抵达肃顺的驻地，肃顺从床上惊起，没有经过任何反抗即被逮走。在北京其他几位辅政大臣也被突然拘捕，次日，当下令逮捕他们的谕旨公之于众时，他们的生命即已经走到尽头。十一月十八日，肃顺在刑场斩首示众，载垣、端华赐自尽以维持体面。据当时的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大骂太后和奕沂，并埋怨其余几位辅政大臣没有听他的话牢牢地掌握住大权。
肃顺集团的其他成员受到一定的惩处，其中驸马景寿得免，由于他是奕沂的姻亲，其余辅政大臣退出军机处，有的流放有的革职。陈孚恩被视为肃顺的心腹，发往伊犁，同治五年（1866）为土匪所杀。耆英之子奏请昭雪其父，被拒，因其父罪有应得。
淮军军阀出卖主权——李鸿章传
一、用农民鲜血染红顶子：李鸿章的发迹史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在家排行老二，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父李文安，别号愚荃，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因此李鸿章也算是官宦世家出身。李鸿章一生的轨迹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后，留馆任编修。编修虽说是一个七品小官，但是清代的汉人入阁拜相，差不多都以此起家，关键在于各自的学问与道德修养的高下。
没过多久，太平军兴起，中止了李鸿章走翰林升官的道路。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回到家乡办起了团练。不久，李鸿章因军功被授道员的头衔，并赏顶戴花翎，成了四品官，这也成为李鸿章以后做官的本钱。但是，由于当时官场上的倾轧与猜忌，李鸿章没能青云直上，只得寻找其他出头的捷径。
这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小胜利，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认为一旦投奔到老师的麾下，必定得到重用。在他的心中，仿佛大好前程已经指日可待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到了曾的幕府后，李鸿章也是不甚得意。一是因为李已经是四品的道员，而在曾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幕僚；二是当时曾国藩也只是以侍郎身份督办江西军务，官位不算显赫，因此李鸿章也不会通过依附曾国藩而很快得志；三是李原本在家乡办团练，认为可以独当一面了，而现在则没有了出头露面、立功表现的机会。因此，师徒间难免有点小的磨擦，李鸿还曾一度拂袖而去，“闲居一年”。
李鸿章的吏才在弹劾翁同书一事上露出了冰山一角。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有不当之处，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跑，没有尽到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有负朝廷所托。曾国藩对此极为愤慨，有意上书皇帝弹劾，祈求下旨严惩，但又难于措辞。
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弟弟则是状元翁同龢（h），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最初让一个幕僚拟了一稿，觉得不很满意，不想采用；自己来写也没有能说得妥当周全。这时候他想起了李鸿章。李果然没有辜负所托，奏稿写成之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充分指出翁同书的实际过错，而且还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结果，翁同书被革职查办，发配西北边疆。李鸿章有如此吏才，曾国藩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而曾国藩把李留在营中，是为了培养他的领导才能和陶冶其志气，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他也不会永远把这只猛虎关在笼子里。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一带进展顺利，江南除镇江一城为清军所有，此外就只剩了上海一座孤城（当时上海隶属于江苏）。江苏的官僚和士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曾国藩身上。但此时曾国藩掌握的湘军只能用来巩固新收复的失地，没有余力兼顾上海。于是写信给在湖南招募新兵的弟弟曾国荃，让他带领一万人前往上海负责防守。但是，曾国荃因有其他打算，没有同意。曾国藩于是推荐了李鸿章。
这样，历史给了李鸿章崛起的机会。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逐渐摆脱了曾国藩的制约。同治元年（1862）三月，就在李鸿章带领新招募的淮军到达上海不久，清廷将江苏巡抚薛焕调任他职，而以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方便地利用上海的财力和物力，扩充自己的淮军和改善武器装备。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跃成为具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的方面大员。在上海，李鸿章统领军配合“洋枪队”攻打太平军，用起义军的献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上海成了他的发迹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