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荣禄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保全自己的做法，慈禧当然感激涕零，因而对他也格外“宠礼有加”；不但赏赐他黄马褂，而且以“保护使馆，为主剿匪”有功，赏戴双眼花翎及紫貂皮袍，甚至还加封荣禄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头衔。除此之外，为了奖赏荣禄的一片忠诚，慈禧还将荣禄的女儿指婚给醇贤亲王的儿子载沣；载沣是光绪帝的弟弟。慈禧这样做，一来是为了表示对荣禄的特殊恩典，二来也是稳定光绪家人的心，使他们不致对自己造成不满。荣禄的女儿与载沣结婚后，即生下儿子溥仪；这个溥仪后来做了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这就是宣统。
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死家中，终年67岁。慈禧听到消息，悲哀地说：“荣禄死了，今后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忠心耿耿、足智多谋呢？”旁人见慈禧过于伤感，赶快劝慰，慈禧说：“你们哪里知道，荣禄是我一生中最信赖的大臣，数十年来一直同我患难与共，好几次难关都全仗他的胆识谋略渡过的，如今他这一死，令我想起无限往事，怎不叫我格外伤心呢？”
为了褒奖荣禄的忠诚，也为了鼓励别的奴才也效法荣禄忠于自己，慈禧诏谕对已死的荣禄格外抚恤。除晋封一等男爵，赐予陀罗经被外，还特赏三千两银子治丧。又旌表其功绩，人贤良祠，并且把他的平生功绩，付与国史馆立传。复赐祭席一桌，派恭亲王溥伟前往祭奠，以示恩宠殊荣。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西学为用——张之洞传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壶公、无竞居士、抱冰。直隶南皮（令河北南皮县）人。曾祖父张怡熊，官浙江知县；祖父张廷琛，官福建知县，父亲为贵州道员。张之洞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咸丰二年（1852）直隶乡试以第一名中举；同治二年（1863）应利部试，中进士。殿试时，他的文章侧重时政，且论述方式不落俗套，某些考官对此不欣赏，但某些考官却称赞他的文章。文章交由慈褡太后定夺后，张之洞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同治六年至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执掌文职。他在此期间热心奖掖人才，在四川任学政时的作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在成都创办“首经书院”，并设一书局刊行古代经典和各朝史籍；为学生们撰有一部有关提高学习和写作的读本，名为《轩语》二卷，于光绪四年刊行。同时刊行的还有一部中国要籍提要，名《书目答问》四卷。张之洞为《书目答问》作序言，上署日期为光绪元年。这是一部在中国古文献学上极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多次增补、修订再版。光绪四年，张之洞在四川任期届满返京。此后至光绪七年，主编京畿地方志——《顺天府志》全书凡一百三十一卷。
光绪五年，张之洞升国子监司业。他在这一职位上尽职尽力，授道传业，指斥流弊，因而获得太后的赏识，其声名也广为播扬。光绪五年，中俄伊犁之争进入高潮，这更是张之洞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光绪六年一月，清廷今廷臣会议使俄大臣崇厚与俄签订的伊犁条约等事宜。崇厚在此约中允诺付给俄国一大笔赔款，出让了所争议地区的大约三分之二领土。张之洞里上一份措辞强烈的奏折，力主废除中俄伊犁条约并处死崇厚。他对中国实力持乐观态度，为主与俄国开战。由于这份奏折的呼吁，光绪六年二月令左宗棠率军西征，清与沙俄又重新签订了于中国较为有利的条约，张之洞因伊犁事件而声名鹊起，声望与日俱增，累累升迁，至光绪八年，提升为山西巡抚。
张之洞到了山西发现，由于饥荒和普遍存在的官吏贪污腐化，这个地区的情况相当糟糕。他惩办了作恶多端的祸首，并支持许多振兴措施，鼓励发展地方冶铁业，扶助书院和学者等等。为培养封建人才，1882年张之洞在山西设令德堂，“选通省高材生肆业其中，专治经史古学”。令德堂不囿于一家之学，而是汉宋学并重。书院聘请的教师中，主讲《尚书》的杨深秀精通今文经学，杨秋湄则精通算学、史学、地理学。这些人都是主张变通的。令德堂为山西培养了一大批“通省人才”，其中不乏俊秀之士。如杨之培从其父杨秋湄学地理，从杨深秀、吴锡钊学算学，而“通中西法”成为令德堂楷模。尤其是书院襄校杨深秀后来积极投身于变法事业，直至献出生命。他还曾经制定了一个开拓内蒙古的方案，他也曾试图禁种罂粟，并令学者和官员戒掉吸食鸦片之恶习。这一切的努力都证明他是极力想挽救颓败的局面的。光绪十年他到广东就任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是当时越南危急的形势。他的策略是利用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攻击在越南的法军，以期牵制法军对台湾的进攻。他尽心竭力地为这次战事筹饷，其功劳是有目共睹的，当他的某些部下被劾渎职时，他并未受严罚。光绪十一年初，中法开始议和，三月二十九日冯子材（他是张推荐的）率中国军队出其不意获凉山大捷，但凉山之战并未对议和条款产生影响。条款仍以《李福协定》为蓝本，据此，中国放弃时越南的宗主权。张屡次上疏反对议和条款，他强调指出中国在最后时刻之军事胜利，但皇帝不采纳他的意见。
在任两广总督的六年中，张之洞脑中装满了改革计划和方案。他试图在两广省内改革税收制度；他把增收的款项用在多项事业上。光绪十三年，他建立一座兵工厂，该厂最初造炮弹，后又制造小武器，他为在广东沿海巡逻的舰队增添多艘舰只，并于光绪十三年设立一所水陆师学堂，他还招请几位年轻的留学生做幕宾；光绪十五年，张在广东开设中国第一家近代钱庄；光绪十三年他创办“广雅书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书院之一。先绪十三年由他本人及几位官员和商人出资，设立“广雅书局”。许多学者受聘担任书局的编辑或校对。该书局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出版了约一百七十六种书。其中大部分为清代学者所撰述。除七种之外，这些著作于1920年均被收入《广雅书局丛书》再版。
广雅书院和书局的成就引人注目，而张之洞则因创办之功经常被称为张广雅。由于张之洞的努力，广东当时的财政情况有了好转，其后任李鸿章在光绪十五年任广州总督时，就有了这样的感受。在此期间，京师政坛上南北党争日趋激烈。当时掌管户部的南党首领翁同和极力反对属于北党的张之洞。但由于张之洞在广东留下一笔充实的库银和一些重大的改革成果，张之洞为他的北方同僚多少挽回一些困张佩纶在马尾战败而失掉的声誉。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从广东调往武昌任湖广总督，这是他提议修建京汉铁路的结果。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李鸿章管辖下的直隶省。光绪十四年，计划把现有铁路从天津延至通州。许多御史和官员以为这样会有利于入侵者和引起村民骚乱并使驿夫失业为理由，坚决反对延伸这条铁路。当征求各省督抚们的意见时，张之洞上书大力支持修筑内地铁路干线，他建议在内地修一条大铁路从北京西南的芦沟桥至汉口，而且他列举了御史们无法驳倒的这条铁路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好处，他的建议被批准。光绪十五年八月，他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以实现其计划。据预算，这条铁路将耗资三千万元。国库为此储备了二百万元，但第二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关系趋于紧张，这笔资金就被挪用来延长天津至唐山铁路东段的修建。修筑芦汉铁路的计划因之被搁置了。
张之洞对发展中国工业和他对修筑铁路一样有兴趣，他任湖广总督十八年，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主要事业之一是汉冶萍钢铁厂。汉阳铁厂是他在湖北兴办的实业建设中最重要的一项。早在抚晋期间，张之洞就认识到进口洋铁非强国之道，萌生建立近代化铁厂的意念。督粤之后，提出在广州城外兴建铁厂的计划，并电告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及后任薛福成，向英订购铁炉二座。该年底，张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将拟建之铁厂移至湖北。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1890年11月动工兴建，1893年9月，炼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等十个分厂建成，次年6月投产。此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厂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七年。一位外国观察家对当时汉阳铁厂的描述是：“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化铁炉之雄杰，辗轨机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汉阳铁厂的建成，耸动中外视听。然而，由于专制官办体制的腐败无能，铁厂从投产之始便财经亏损，张之洞为此心力交困，只得于1896年“招商承办”，委“亦官亦商”的盛宣怀督办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由译员出身的李维格任总稽查。离开广东之前，他订购了一套铸铁工厂的机器，光绪十六年他到武昌后不久，铸铁厂即在汉阳开工。光绪二十年，与汉阳铁厂配套的大冶铁矿开工，两年后，因资金不足，铁厂卖给私人股东，由大实业家盛宣怀经营。光绪三十四年，江西萍乡煤矿将上述两厂合并为汉冶萍公司，张之洞兴办了另一些企业，如棉纺厂，丝厂，制革厂，他还主持了一项精心设计的筑坝工程，为大批人提供就业机会。湖北还组建一支新式的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小型模范军队。他创办多所各种类型的学校，并送学生出国留学，主要前往日本。他的财政改革使湖北的岁人由光绪十五年的大约七百万两银增加到光绪三十三年他离开武昌时的一千五百万两，这使朝廷对他更为赏识。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原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北方指挥军队，张调往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努力向北方发送给养和新兵。力主抗战，反对李鸿章的议和；和约缔结之后，他再一次极力敦促修筑京汉铁路。计划获准后，奉命回到武昌去监督计划的实施。他打算向中国投资者发行股票但没有成功；光绪二十二年末，盛宣怀获准借外资修筑铁路。光绪二十四年，芦保段建成，光绪二十六年延至北京，光绪三十二年京汉的铁路全线完工。
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响。至光绪二十四年，外国列强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使许多学者猛醒。张之洞所是时代的前驱，对于当时及后世，影响较大者有二事：一是重视教育事业。二是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中，著《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光绪最终听从康有为的主张，开始“百日维新”。原先张之洞的态度是同情维新的，他向皇帝推荐一批思想开明的青年，其中就包括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期，他写下著名《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刊行，皇帝下令将它分发给所有官员和学者，这篇著作的真正目的是鼓吹一个先从教育着手、逐渐改良的方案，而不是皇帝和康有为正在尝试的大刀阔步的变革。文章大意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复兴儒家学说，并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采用它的哲学，这就是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张之洞致电慈禧，竭力主张惩办维新党人，尽管他与维新党中多人颇有来往。此外，他拒绝同刘坤一一同上书反对废黜皇帝。光绪二十四年之后，张之洞受到朝廷的怀疑，同时又为维新党人所憎恨，他们认为他胆小怕事而且背信弃义。他与维新派的最后决裂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当时一些维新党人聚集在汉口，准备在义和团起事的掩护下，秘密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慈禧政权，使光绪皇帝重新掌权，但计划为张之洞所得知，他下令逮捕并处死其领导人唐才常及他的十九名同谋。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义对张之洞的政治才能是一次考验。张之洞忠于慈禧太后，身为总督，他的职责要求他服从朝廷的命令，但他意识到一场排外运动的危险性。他和刘坤一所采取的做法，使他们在义和团起义中得以同时受到慈禧和外国人的信任。他一方面奉北京朝廷之命向北方调拨军队，但这些调出的军队是强征而来未经训练的，最精锐的军队他却留在身边。一方面他又向外国人表明他不完全排外的立场，上海外国领事团被告知，只要列强不派军队侵入长江流域，张和刘将保证长江流域外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项建议被列强基本上接受了，并且为其他督抚所采纳；它使中南地区外国人的安全得到保障。
张之洞的政治才能应变能力使他在义和团起义之后，在朝中颇受宠信，加封太子太保。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下谕召询有关最需改革之事项，他和刘坤一合递了三份奏折。这三份奏折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建议设立现代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并鼓励学生去国外留学；第二，提倡依照西方国家行政和军事改革。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刘坤一去世，张之洞再次在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任职五个月，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朝议之后，他受命参与制订全国学制。有关学校体制的建议书于光绪三十年一月送呈御览。上奏中的学校体制显然以日本模式为基础。为了推行新学制，张支持废除由来已久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于光绪三十一年终于被明令废除。
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奉召进京授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逝世，此时，张已是衰落的满清王朝仅存的著名人物，漫长而紧张的官僚生涯使他精疲力尽，他于宣统元年（1909）十月四日去世，谥“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