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授杜如晦为右仆射。诏曰：“杜如晦，识量弘恢，神彩凝映，德宣内外，声溢高堂。”从此，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为唐朝的盛世之治呕心沥血。杜如晦是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选官任能的大权，他在引荐贤才，罢除不良官吏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杜如晦取士用人，注重实践。当时选官取士往往重言词口笔，而不察其品德。杜如晦录用人员，主张先由川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在临终前他还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支部尚书、杜如晦精于理政治国，唐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国家纲纪松弛，百废待兴。杜如晦和房玄龄拨乱反正，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贞观之治新局面的开创，与房、杜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杜如晦在朝廷，君臣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也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讨大事，房玄龄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两人同朝辅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因此《资治通鉴》称“二人深相得，同心询国”。杜如晦用人，非常推崇进谏之臣，他认为“天下有净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把净臣看做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他鄙视隋代内史侍郎虞世基，认为他身居要位，处得言之地，但他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却缄口不言，无语谏之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用这样的人执掌大政就是厂位素餐。作为宰相，杜如晦以儒家的传统道德要求自己。他宽厚待人，雍容大度，他能正确对待别人的长处，发挥别人的长处，《资治通鉴》说：“故大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珪）、魏（征）善译谏而房。杜让其贤，英（指李动，封英国公）、卫（指李靖，封卫国公）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因而，杜如晦虽为有唐一代名相，但史书记述他的事迹并不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情严重辞去宰相职务。病重期间，唐太宗亲自前往探望。对杜如晦的英年早逝，唐太宗非常悲痛，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
辅助太宗匡正得失——魏征传
一、投奔瓦岗寨辅助唐太宗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馆陶（今属河北）人。
其父亲魏长贤精通文史，博学多才，曾做过北齐著作郎，后因直谏朝政，贬为上党屯县令，父亲正直倔强的品质，对青少年时代的魏征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一，然而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业也因此衰落。穷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魏征的意志，他性格坚强，胸有大志，好读书，多所涉览，尤属意于历代兴衰得失之道，这为以后他的从政、治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魏征青年时代是在隋末的动乱年代度过的。为了躲避战乱，他出家当了道士，当时，在河南一带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的最大粮仓兴洛仓；起义军开仓放粮，济贫救苦，深得百姓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声威日盛、隋大业十二年（616）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元宝藏知魏征有学识，请他到郡府掌管书记，魏征毅然前往。
李密见到宝藏的书信，常常赞叹不已。以后知道这些书信均出自魏征手笔，李密便请魏征到元帅府任文学参军之职，执掌文翰。魏征向李密条陈十项，但李密在惊奇魏征之才之余，并不采纳他的计谋，隋大业十三年（617），李密刺杀了瓦南军首领翟让，瓦南军的领导力量被大大削弱。瓦岗军是一支很强的反隋力量，曾先后打败隋将王世充和宇文化及，当然，瓦岗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强将死伤不少。
李密对形势估计错误，并且滋生了骄傲情绪，就在李密谋杀翟让不久，王世充。集中二十万大军向瓦岗军扑来，魏征非常关心这次战斗的胜败，他找到李密的一个姓郑长史说：“魏公（李密）虽骤胜，而骁将锐半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朱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无不胜矣。”魏征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光短浅的郑长史却斥之为“老生之常谈”。魏征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结果，李密大败，瓦岗军全军崩溃，李密只得投降唐朝。魏征也随李密到京城长安。魏征归唐后，并不见重用，默默无闻。因而，他自动请求安抚山东。唐高祖李渊同意他的请求并把他升为秘书丞。从长安来到黎阳，魏征给据守黎阳的李密旧部徐世勣写信，劝他归唐、徐世勣深知形势，很快就归顺了唐朝。
这样，魏征凭一封信就使唐朝获得了山东（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徐世勣归顺后成为唐朝的一代名将，在多次征讨中曾立下赫赫战功。李渊赐以李姓，又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李勣。
不久，魏征来魏州，说服元宝藏也归附了唐朝。魏征从魏州又回到黎阳，同年十月，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为其所俘，窦建德就拜任魏征为起居舍人。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兵围攻洛阳，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李世民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魏征再度归唐。
魏征当过道士，又在李密、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目睹了农民起义军的伟大力量，也深刻了解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感情，这使他懂得“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丰富的实践对魏征以后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太子李建成知魏征有才气，便召为洗马，掌图书缮写，魏征因而就成了东宫的官属。李建成十分器重魏征，魏征也对李建成忠心不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征竭尽全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
魏征看到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立下了巨大功劳，深得人心。因此他提醒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当此时，逃往突厥的窦建德残部刘黑闼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又把河北失地重新占领，恢复了许多州县。魏征抓住这一时机，对李建成说：“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必有如摧枯拉朽，殿下宜自去之以取功名，并以此结识山东豪杰，庶可自安。”李建成同意魏征的建议，向李渊请命。李渊诏李建成率军征讨刘黑闼，魏征随军出征。唐军至昌乐，刘黑闼严阵拒守，两军形成对垒。魏征向李建成建议，采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两手政策，遣返俘虏，使刘黑闼的同党相信朝廷的赦免政策，以瓦解其军心。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刘黑闼军心涣散，纷纷逃亡，降唐的也不少。最后刘黑闼大败，为唐军所杀。由此，唐朝稳固了在山东、河北的统治。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魏征屡屡劝说李建成早下决心，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但在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却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伏兵，一举把李建成和李元吉诛杀，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李渊被迫接受了现实，他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军国权完全交由李世民处理。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对东官僚属一律宽大。有一天，他把魏征召来责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从容答道：“太子若听我的话，决不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征的才能，又见他临危不惧，更加器重他。任命魏征为太子詹事府主簿，掌握东宫的庶务和文书。
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当了皇帝，这就是唐太宗。唐太宗知人善任，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他派魏征安抚河北。当时，河北州县有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在活动，他们终日惶恐不安，害怕李世民镇压，因而有思乱之心。
魏征曾建议太宗，要对他们出以公心，不计旧怨。唐太宗听从他的意见，派他去安抚，允许他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变动处理。魏征到了磁州（令河北磁县），见到押送进京的李建成侍卫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下令把他们释放，并下令将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一律赦免。这样一来，河北也就安定了。魏征不辱使命，回到长安，唐太宗很是高兴。从此以后，魏征与太宗皇帝的关系日益密切，有时甚至进人太宗卧室商议大事。魏征深感知遇之恩，更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太宗即位不久，宰相封德彝提出建议：“中男虽年来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点兵。政令既出，魏征以为不可。唐太宗怒责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佞以避征役，取之何害？”魏征回答说：“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陛下曾说：‘我以诚信御大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令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他接着说：“陛下初即位时曾下诏言，‘过去交国家的财物，一律捐免。’但有关部门却仍然催交。您的诏书还说，‘关中免两年租调，关外免一年徭役’。有关部门把交纳的租调散还给他们。而又下诏说，‘已经服役、交纳租调的，从明天开始免除。’租调不免，又要点兵，这是以诚信待天下吗？”唐大宗听后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你固执，不通过政事。今天听你议论，真是精辟透彻，我的错误确是不小。”他不但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还奖给他一个金瓮。
贞观元年（627），有人告发魏征徇私其亲戚。太宗请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奉诏责怪魏征，说他不注意检点行为，远避嫌疑，以致招来诽谤。魏征去见太宗说，“臣不敢奉诏，还说，君臣一条心，才叫做一体，哪有抛却大公无私，而专在检点行为上下功夫？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兴亡就难以逆料了”。他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不为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不同？”广魏征说：“良臣身有关名，如稷、契，君主也获得好的声誉。而忠臣则不同，如商纣王时的尤逢、比于，面折廷争，身诛国亡。”太宗听了非常高兴。接着间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广。”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连声称好。贞观三年（629）二月，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当了宰相。贞观七年又改任魏征为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长官，更是当然的宰相。
二、敢犯人主颜永为诤臣范
贞观十年（636）六月，魏征屡以目疾请为散官，散官是没有实际职务的官员，太宗不得已，以魏征为特进，“仍知门下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其实还是在宰相位上，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繁杂事务。直到贞观十六年（642）九月，才罢相为太子太师，贞观之初，唐朝君臣之间曾发生如何治国的讨论。唐太宗认为，大动乱之后，很难把百姓教化好，而魏征对此却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大乱之后，百姓对治理的要求，就如同饿极了人求食一样。唐太宗对魏征的话有点怀疑，他说，古人云，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百年才有成果。魏征回答说，这是指平常人说的，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一年就可取得成功，三年才得成绩已经不算早了。而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盅惑君心。他指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变得浮荡奸诈，秦用严刑峻法，汉施仁义、刑律两手，都未能取得成功。如果听信魏征的话，国家必然大乱。
魏征针锋相对，以历史事实驳斥了封德彝的人心不古的议论，说如果人心越来越奸诈，那么到今天人就都变成鬼，还能谈什么教化？魏征的这一番话，把封德彝说得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而对唐太宗说来，却坚定了他大治天下的决心。
在具体政策及措施的做法上，朝臣们也各执一词。有人要太宗“独运威权”，有人建议太宗“震耀威武，征讨四夷”。而魏征建议唐太宗应“惬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史即服”。魏征的治国方针是把重点放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上，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唐王朝长治久安；而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魏征认为，必须“抚民以静”。他以隋朝和贞观初期相比，隋初的仓凛、户口、甲兵都比唐初又多又强，但是，“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
魏征此处所说的“静”，就是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并非对百姓没有任何役使和盘剥，而是动之以时，适度而已，而不像隋炀帝那样，“虐用其民”，“诛求不已”，使老百姓无法生活，最后只能揭竿而起。唐太宗是个贤明的君主，他把“抚民以静”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贞观二年（628），他就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唐大宗的“抚民以静”思想和魏征不谋而合，君臣一心，使“抚民以静”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抚民以静的具体做法就是：必须减轻徭役，繁重的徭役，必须侵占农时，耗费大量的劳力。魏征常常提醒唐太宗勿搅民扰民。一次，唐大宗要巡游南山，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好久不见出发的动静，魏征为此询问唐太宗。唐太宗告诉魏征，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