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传
赵普，字则平，生于后梁末帝龙德二年（922年），卒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原籍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15岁时随父迥（或作迥）避后唐之乱，迁居洛阳定居。赵普自幼学习吏事，后周显德三年（956年），他成为匡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的幕僚。赵匡胤破滁州，赵普审案有奇法，遂用为幕府推官。后来为赵匡胤谋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一代名臣。赵普读书不多，自言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大概是一位工于心计的人物。
一、黄袍加身的预谋者
赵普读书不多，年轻时与赵匡胤交游，彼此引为知己。后被聘为后周的永兴军节度使刘词的幕僚，受到刘词的赏识。刘词去世时，遍表向朝廷推荐了赵普。不久，赵普又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显德三年（956），周世宗柴荣亲征淮南，滁州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军过淮水后，周世宗命令禁军统帅殿前都虞候赵匡胤率部强攻，袭破清流关（今安徽滁县西北），占领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宰相范质根据刘词的推荐，奏请任命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就这样赵普在滁州与赵匡胤相处了一段时间，越普的才智受到赵匡胤的赏识。当时捕获盗匪百余人，当斩首盗案中，赵普怀疑其中有无辜的，就细心核查，又请赵匡胤亲自审讯，不少人因而得以免去死罪。由此，赵匡胤更加重视赵普的才能。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滁州患病时正值赵匡胤出征，赵普早晚奉侍汤药，尽心照料，弘殷因此以同宗看待他。平淮南后，赵匡见的父亲领同州节度使时召赵普为推官；赵匡胤移镇宋州时又任赵普为掌书记，赵普已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中坚人物。屡建战功的赵匡胤，更加得到周世宗的信任和器重，显德六年（959），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这个职务是总领禁军及统帅出征诸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军队的最高的权力机构，担负着重要的军务和责任。显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儿子、年仅七岁的宗训即位，也就是龚帝。
即使有顾命大臣的辅佐，但主弱君轻之势已成现实，此种形势给掌握有禁军大权的赵匡胤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个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的行动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着，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朝廷得到契丹勾结北汉大举进犯中原的消息。宰相范质、王溥未察虚实，决定派赵匡胤带军征讨。
正月初三赵匡胤整军出发，当晚宿营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驻扎之后，军中将士开始议论纷纷，军心思变，当一些将士簇拥着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和赵普要求立赵匡胤为帝时，老谋深算的赵匡胤还想试一试军中拥立他当皇帝的呼声到底有多高，于是他就厉声说自己忠于皇帝，如果知道你们谋逆，不会宽恕你们，然而众将士的表态十分坚决。赵普为进一步激励将士，又故意说如今外寇压境，应首先杀敌，拥立之事待凯旋归来后再议，诸将士又齐声说不可。
赵普见已水到渠成，便对诸将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于是起普开始进行一番周密而紧张的布置：一方面提出要求约束将士，不许掠劫，保证都城人心稳定，使各方面不发生骚动；另一方面派遣军使飞驰人京，密告赵匡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准备内应；又命令陈桥夜宿的将士全副武装，时刻待命。
第二天黎明，拥立之声震荡原野，赵匡胤在酒醉酣睡中猛醒。赵普、赵光义已带领武装将领破门而入，对赵匡胤说诸将无主，愿立殿前都点检为天子。并不由分说便把象征皇位的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大家跪在地上叩拜，山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军队返回京城后，后周在朝百官，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使承认了现实，以宰相王溥、范质为首的百官降阶跪拜降服。赵匡胤就这样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而直接参与策划指挥这一兵变的起普也理所当然成了开国元勋。赵匡胤取代后周后，改国号为宋，即为宋太祖，建都对梁（今河南开封），改元建隆。
在陈桥兵变中赵普起着一个智囊的特殊作用，《宋史》虽然对此略而不记，但旧史也零星地透露一些蛛丝马迹：赵昔与赵匡义都是此一事件的酝酿者，然而他们却守口如瓶，兵变之际，他们枕戈待旦，做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将士们时刻应招，竭力拥立，倡言是为了富贵，煽动并统一思想和行动的必有其人，可是人人心照不宣。当时大将石守信担任留守京师的殿前都指挥使，都虞侯王审琦为侍卫亲军的高级军官，他们都一致赞同拥立，如果说他们没有一点忠于后周小皇帝思想，简直不可思议。所有这些情况都不言而喻地说明赵普应该是主谋之一。他做了赵匡胤及其上层官员想说而不便说，想做而不便做的话和事，事先由与赵匡胤很早就联宗的赵普秘密地去说去做，所以事先秘而不宣便可一举成功。如果不是赵普出谋，而靠舞刀弄枪、迷信武力的将领，包括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甚至赵匡义等都是计虑难周的。可见，赵普在兵变事件中主谋的作用，是其他将领难以替代的。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石守信、高怀德等一大批拥戴者都得到晋升，而有大功的赵普只得了个右谏议大夫兼充枢密直学士的一般官职。这是军事政变阴谋的继续。无论赵匡胤或赵普心里都很清楚，为了保持朝中和社会的稳定，后周的原班人马不能动，他们虽然没有尽力拥戴，但既成事实之后又没有反对，这样不致于削弱刚建立的国家机器；至于赵普，不封官或封以高官都等于自我暴露，所以如此封赵普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君臣二人对封官问题都有很清楚的认识。
二、定“先南后北”战略
为了进一步稳定政权，赵普支持宋太祖对后周旧臣采取诱之以官爵的措施，使他们改奉宋朝，于是京城迅速安定。但即便如此，领兵在外的一些地方大员仍然倚仗手中重兵，据有数州权势，不甘心降宋，采取与宋对抗的行为。建隆元年（960）三月，盘踞在晋南的昭义节度使李筠，联合北汉，率先起兵反宋。宋太祖决定亲率大军出征。
赵普认为这次出征事关重大，对稳定局势、巩固宋朝初建政权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他对太祖说：“陛下初登宝位，广耀神武，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在此举矣！”并请求随太祖亲征。太祖笑道：“你能胜任打仗的事么？”当大军到达莱阳时，赵普向太祖建议乘敌不备，迅速出击。
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的意见，加快进军速度，一举攻克泽州城。李筠投火自焚而死，其子李守节投降宋朝。平定李踢后，赵普因功被任命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赐第宅一所。八月，扬州的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反宋，宋太祖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后，于十月亲率大军出征。
出征前，宋太祖问赵普征讨扬州之策，赵普认为，李重进虽然据有地形和防御工事方面的优势，但“士卒离心”、“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太祖对赵普的意见点头称是，发兵东下，进军神速，不久即包围了扬州，于十一月攻下扬州，李重进走投无路，全家投火自焚而亡。后周这两股反宋势力被赵匡胤很快镇压下去，这为赵宋王朝稳定的国内局势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军事上又为进一步开展统一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宋朝初建时，所继承的后周疆域只不过拥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它周围还盘踞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割踞政权。
在北方，有势力雄厚的辽国，有盘踞太原的北汉；在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漳州等封建割据势力。
宋太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但究竟应当从何入手，他日夜筹思，耗尽心血。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宋太祖带着弟弟赵光义微服出访赵普，赵普见太祖冒着大风雪到自己家来，急忙添炭、烧肉，置酒款待。
赵普问：“这么寒冷的深夜，陛下为什么出来了？”宋太祖直接了当地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都是他人的地方，因此来见你，”赵普说：“陛下认为天下小吧？南征北讨，应该是统一的时候了，愿意听您的计划，”宋太祖试探地说：“我打算收太原，”太原是北汉都城，太祖的意思是采取“先北后南”的策略，从北伐开始。赵普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攻下，西北二面便由我们独立去抵挡，不如暂且等到诸国平定，太原弹丸之地，怎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呢？”这就是赵普提出的“先南后北”的战略，太祖笑着说：“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特意来试试你的，”赵普的话更使宋太祖下定了决心。
为统一天下旷日难决的战略方针就这样被君臣二人定了下来。经过一番军事上的周密准备，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开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在起普的精心布置下，赵宋首先进攻南方中实力最弱的荆南和湖南，结果取得完全的胜利，这两个割据政权完全被消灭，使宋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更大的主动权。
继而又挥师指向后蜀，作为下一步进攻目标，乾德二年（964）宋军向后蜀发起进攻，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占据了成都，后蜀灭亡。不久，又于开宝三年（970），挥师征讨南汉，第二年正月，宋军直逼广州，南汉虽困兽犹斗，但在宋军强大攻势下伤亡无数，广州遂迅速被占领。及后宋又平定了岭南，南汉灭亡。开宝七年（974），宋太祖派十万大军进攻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南唐，南唐对宋军的进攻缺乏准备，因而宋军的推进也比较顺利。过长江天险后迅速包围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经一年左右，金陵被宋军所破，南唐也灭亡。
在宋军一连串军事胜利的威逼下，南方剩下的吴越、漳州割据势力，也慑于宋军强大威力，先后降宋。至此，宋朝已经完全统一了南方。开宝九年（976）二月，群臣为庆贺平定南方的巨大胜利，一起上表要给宋太祖加尊号“一统太平”。太祖说：“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坚决不同意。是年秋天，宋太祖下令征讨北汉。
正当宋军已经逼进太原城，胜利指日可待之际，宋太祖却于同年十月不幸猝然去世，征伐北汉的军事行动暂行停止。宋太祖在世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宋太宗即位后，继续实行宋太祖的大政方针，决心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太平兴国四年（979）春，兵分四路，向北汉都城太原发起包围，并且一举成功地击败了契丹对北汉的援军。
四月，宋太宗赴太原督战，北汉坚持到五月，终于力竭城破而投降。攻取北汉瑭的成功，再一次显示了赵普制定的“先南后北”战略方针的正确。赵普并非一味主张对外军事征伐，宋太宗又掉北汉后，决定乘胜收复后晋石敬瑭割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
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先后两次出兵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均被辽军击退，尤其是第二次战役，宋军死伤惨重，全线崩溃。
当时赵普对出兵燕云就持反对态度，在雍熙三年上疏太宗时提出：首先，不能低估辽的实力，出兵燕云失败，就是明证；其次，太祖平息了割据势力并剥夺了最高将领的兵权，但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自立为政，酿成内患的情形足资借鉴，这是长期用兵可虑的问题。赵普认为，北征燕云是“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是在朝奸邪小人欺君的结果，要求追查兴兵主谋，对首恶者“早正刑章”。
三、“杯酒释兵权”的导演者
宋太祖一方面在筹划统一天下的大事，一方面又在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立起来的宋朝会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自己手下的大将会不会效仿自己也来一个“黄袍加身”？建隆二年（961），宋太祖在一次召见赵普时问道：“天下自唐朝以来，数十年间仅帝王就换了八个姓氏，战争不息，生民涂炭，这是什么缘故？我想消除这种频繁的战争局面，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又有什么办法？”赵普回答说：“出现唐末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所致。要想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剥夺藩镇的权力，制约他们的钱谷，收取他们的精兵，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稍夺其权，制以钱粮，收其精兵”的十二字方针颇对赵匡胤的胃口，于是君臣二人便围绕这十二字大作文章。
赵普说的藩镇当然包括握有兵权的禁军宿将，这些人自五代以来常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普认为，对付藩镇的好办法，只有使他们丧失叛乱的条件，才是惟的好办法。太祖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于是君臣二人密谋，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兵权是藩镇赖以生存的支柱，因而“收其精兵”便成为宋太祖和赵普首先要解决的头等重要问题。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宋太祖和赵普乘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由淮南回京的时机，解除了一人所中禁军的兵权，收归皇帝所有，改任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任韩令坤为成德节度使。这是收兵权的第一次行动。同年七月，赵普数次向太祖提出收回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典领禁军的权力、安排其他职务的请求。
宋太祖开始有些犹豫，认为他们都是旧日故人，交情深厚，绝不会背叛。赵普提醒太祖说，我也不认为他们会背叛，不过据我了解，他们都没有统驭部下的本领，恐怕不能制服部下；倘若军中万一有人作乱，到那时他们也就不可能控制得住，只能任人摆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