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摇滚青年，我外甥也许能找到个在酒吧里周末弹唱的机会，但也挣不着什么钱：假如吵着了酒吧的邻居，或者遇到了要“整顿”什么，还有可能被请去蹲派出所这种事我听说过。此类青年常在派出所的墙根下蹲成一排，状如在公厕里，和警察同志做轻松之调侃。当然，最后还要家长把他们领出来。这孩子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姐姐、姐夫，对这种前景深感忧虑，他们是体面人，丢不起这个脸。所以长辈们常要说他几句，但他不肯听。最不幸的是，我竟是他的楷模之一。我可没蹲过派出所，只不过是个自由撰稿人，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我的职业和摇滚青年有近似之处，口口声声竟说：舅舅可以理解我！因为这个缘故，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负起责任，劝我外甥别做摇滚乐手，按他所学的专业去做电气工程师。虽然在家族之内，这事也属思想工作之类。按说该从理想、道德谈起，但因为在甥舅之间，就可以免掉，径直进入主题：“小子，你爸你妈养你不容易。好好把书念完，找个正经工作吧，别让他们操心啦。”回答当然是：他想这样做，但办不到。他热爱自己的音乐。我说：有爱好，这很好。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再去爱好不迟。摇滚音乐我也不懂，就听过一个《一无所有》。歌是蛮好听的，但就这题目而论，好像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我外甥马上接上来道：舅舅，何必要快乐呢？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啊。前人不是说：没有痛苦，叫什么诗人？我记得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连这话他都知道，事情看来很有点不妙了……痛苦是艺术的源泉，这似乎无法辩驳：在舞台上，人们唱的是《黄土高坡》《一无所有》，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不但中国，外国也是如此，就说音乐吧，柴科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是千古绝唱，据说素材是俄罗斯民歌《小伊万》，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声。美国女歌星玛瑞·凯瑞，以黑人灵歌的风格演唱，这可是当年黑奴们唱的歌……照此看来，我外甥决心选择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以此净化灵魂，达到艺术的高峰，该是正确的了。但我偏说他不正确，因为他是我外甥，我对我姐姐总要有个交代。因此我说：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科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万；玛瑞·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听说她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他马上就想到了，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却不是自己的，这不合算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但我把外甥说服了。他同意好好念书，毕业以后不搞摇滚，进公司去挣大钱。
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这几天我正在飘飘然，觉得有了一技之长。谁家有不听话的孩子都可以交给我说服，我也准备收点费，除写作之外，开辟个第二职业职业思想工作者。但本文的目的却不是吹嘘我有这种本领，给自己做广告。而是要说明，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本文所示就是其中的一种：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马上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心灵感悟年龄不分大小，工作不分先后，善于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中年人的责任之一就是做青年的思想工作，让他们走上正轨，替年轻人正本清源，把年轻人引导到我们希望的道路上。因此，我们这个国家是不容易出现“狂人”的国家，只有在“礼崩乐坏”时“狂人”们稍微露露头，于是后人皆以为他们有风骨，景仰不已。
王小波的文章总是很给人以启发，他认识问题的角度总是很特别。
一不小心成权威
席双旗
送走记者后，黄市长居然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工作很认真，掌握的资料很多，这次多亏了你，要不然，记者的那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
那天，省报的一位记者来我市采访，突然提出要采访黄市长。平时，黄市长接受采访前，我都要给他准备好稿子，采访时把稿子悬挂在摄像机的后面，或者由我举着，好让黄市长看。但这一次因为事起仓促，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就破例没有给黄市长准备稿子。黄市长在他办公室的会客厅里接受记者采访，同时要我在他旁边坐着，以便有些问题好随时提醒他。平时，黄市长接受记者采访时，我的手机都要关机，以免万一有电话打进来，影响对黄市长的采访。但那天的采访只是文字采访，没有摄像和录音，我便只是把手机调到振动状态，并未关机。
记者采访的是有关教育的问题，黄市长因为分管教育，所以对这些东西较为熟悉，应答如流。我一直注意听着记者问的每一个问题和黄市长的每一句回答，时刻准备着当黄市长答不上来时好提醒他。但看到黄市长如此熟悉，就逐渐放松了警惕。
这时，有人打我的手机。我的第一反应是挂掉，但当我看清那号码时，我突然意识到那个号码是市委办公室贾主任的，于是我无奈地按下了接听键。我一边听着记者和黄市长的对话，一边应付着自己的电话。我迷迷糊糊地听到记者说：“我们注意观察了一下，在城区各个小学门口都有卖小吃和零食的，这些小吃和零食卫生条件很差，但对小学生却很有吸引力。你们有没有测算过，每年城区小学生在校门口买零食和小吃要花掉多少钱？”与此同时，我听到电话那头的贾主任问我上次发放的扶贫款是多少，我不假思索地答道：“4300万元。”
我的话音刚落，就听黄市长对记者说：“4300万元。”
我一愣，突然意识到，我刚才的声音有点大了，恰好被黄市长听到，他以为我是在提醒他，竟然原封不动地采用了我说的数字。那一刻，我真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关机。我生怕黄市长以后发现我提供的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数字，那时，我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处理。
送走记者后，黄市长居然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工作很认真，掌握的资料很多，这次多亏了你，要不然，记者的那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我真想把实情说出来，但看着黄市长那高兴的样子，我没敢，我不敢在黄市长的兴头上泼冷水。
记者对黄市长的采访第二天就见报了，我拿起报纸认真地找，希望记者没有写到那个数字，或者用一个大约数。但我失望了，“4300万元”那几个字清清楚楚印在报纸上，直扎人眼。这个数字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数字，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实际情况和这数字相差很远。我想，很快就会有人指出那个数字的荒谬，甚至整个市政府都会知道这件事，黄市长会很下不来台，我受处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我没想到接下来的几天一切都很平静，什么事都没发生。
几天之后，市委分管教育的杜书记在一份讲话稿中也使用了那个数字。我打电话问他的秘书那个数字是谁提供的，他回答说报纸上写的呀。我什么也没说就放下了电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发现，几份报纸和文件材料都使用了那个数字，都是4300万元，不过在前面他们都加了一句话：据权威部门测算。权威部门？我看着那几个字露出了笑容。
不久，那个数字出现在了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中，报告几经修改，最后经审议通过，但那个数字一直没有变。
心灵感悟
（摘自《意汇（黑白版）》）
原来权威是这样炼成的，实实在在的颠覆了央视《大家》栏目给我的印象。
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者，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或苦或乐，可以写一部书，这样才成就了自己权威的地位。
一孔之见，成长为权威可有如下方式，如有需要，任君选择：
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坐得十年冷板凳。用自己的权威学识征服别人。
二、坐上代表权威的位子，强迫别人承认你的权威，假的也成了真的。
但这样成了权威，真是匪夷所思。
为什么总是替坏人提问
杨晓光
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被人监控着生活，可是不被监控的生活又让我们感觉有漏洞，有漏洞的地方不去钻好像吃亏了一样，到头来，我们只配生活在探头下。
我们中国记者一行4人，受飞利浦公司邀请，去美国参加北美放射年会会展。展览馆里，从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到超声诊断，从骨头、血管、神经到血液、脑组织的二维、三维，人体的各种细微影像在彩色大屏幕上演绎着，琳琅满目。
正当我们感叹科技的先进时，一位中国记者的问题把正在讲解的飞利浦大中华产品部经理问住了。“这些设备的确无微不至，但它们的存在会不会给医生带来道德风险？如果我肚子疼，去医院，医生会尽量让我去做各种检查，用你们这些机器，查血，查CT，查造影……然后再确诊。而我则只能听医生的。结果，我白白花了一大笔不应该花的钞票。”
经理像听天方夜谭一样：“怎么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各种诊断设备都是要出诊断报告的，不必要的检查保险公司不会支付费用的！而且，医院设备收费和医生收入没有关系啊！在美国绝没有医生会做这样的事情。医生是很看重自己的声誉的。”
我们几个中国记者乘车去芝加哥的奥特莱斯，开车的是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朋友。这期间经过几个收费道口。有些是无人看守的，收费标准标得很大，60分，老远就能看见，司机往道口收费亭的一个窗户的兜子里扔一把硬币，哗啦，道杆抬起放行。那个兜子下边有个秤，能量出硬币是60分还是50分。
一个中国记者说话了：“那我要是扔相同重量的游戏币，能不能过去啊？”
司机回答：“理论上，也可以。我没试过。”“那这个设计可不好，有漏洞啊！”“可惜，老美比咱傻，没人这么干。要不，规矩早破了。”司机说道。回来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记者总是替坏人提问？我们大家都不喜欢被人监控着生活，可是不被监控的生活又让我们感觉有漏洞，有漏洞的地方不去钻好像吃亏了一样，到头来，我们只配生活在探头下。
（摘自《东西南北》）
心灵感悟
有一破窗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未得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那么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为什么总是替坏人提问，因为其实我们大家有时就是那潜在的坏人。
人家欧洲
董玉洁
朋友的声音忽地抬到比帝国大厦还高半层：“是啊，人家吃饭时绝对不喝烈性酒，人家是在酒吧里喝的！”
朋友游历欧洲14天回来，我约上八九好友在饭店为其接风洗尘。
朋友一跨进饭店就脱下外套递给服务生，随同递过去的还有一张崭新的5毛钱小费。只可惜，朋友的绅士风度吓得服务员手足无措，不敢接纳。朋友尚未落座就语重心长地开讲：“我先申明，欧洲无尘可洗！人家那叫一尘不染，一件白衬衣穿了一个星期，脱下来，上帝啊，比在国内刚穿上去还干净！”
他讲：“人家那福利，瑞典、芬兰，生老病死上学读书一分钱不要，还管吃管喝管……”
他讲：“人家那文明、人家那素质！卢浮宫，人家那么多人进去了，跟没人一样；中国一个旅行团进去了，那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进去了，人家特意用中文注明‘不要喧哗，不要随地吐痰’……上帝啊，作为中国人，我的脸都没处搁……”
他讲：“人家德意志人那个守时守信守规矩，三更半夜，一没车二没人，过马路还自觉地等红灯……”
他讲：“人家荷兰，应该叫荷兰王国，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你就想不出来有什么是禁止的……”
他讲：“人家英格兰，吃面条都是用叉子卷起来送进嘴里，人家喝汤都是用汤匙一下一下地舀，哪像中国人端起碗来就灌，灌牛灌驴……”
火锅底的酒精燃尽了又添满，添满了又燃尽，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朋友仍遗憾着、感慨着、痛绝着、愤恨着、面露红光着、唾沫四溅着、青筋暴跳着、振臂疾呼着、掩面而叹着、拍案而起着、捶胸顿足着……我鼓足勇气壮起胆，找缝插针，举起手里捏得差不多已经够穿过整个欧洲近现代史的酒杯，小心翼翼地提议：“我看……我看我们是不是边喝边讲……”
朋友义愤填膺：“酒！最能看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落后、窝里斗、自相残杀、毫无自尊自重自爱意识的就算这酒了！我在欧洲参观学习14天，合计331个小时，吃了41餐饭，中餐15顿，西餐26顿，人家每餐都是酒水放旁边，你愿意喝什么就喝什么，愿意喝多少就取多少，人家从来不劝酒，更没有灌酒一说。我在法国结识了一位朋友，英格兰人约翰·莱斯先生，人家那风度，吃饭只要小半杯红葡萄酒，礼节性地表示一下，那个得体、那个健康、那个文明啊！告别时，我们在一家中餐馆里答谢人家，我们劝人家喝酒，人家大惑不解，目睹几个中国人拼酒，人家惊得目瞪口呆，连连摇头……上帝啊，人家那叫一个文明……”
酒宴在悲愤、肃杀中草草了结，10条壮汉只喝了一瓶“五粮液”，我们还为自己的酒风不雅、纵欲无度而自愧、自责、自省。
一个星期后，朋友来找我，托我请人将他写的一封中文吊唁信翻译成英文。原来，他的那位在法兰西的英格兰朋友约翰·莱斯先生不幸去世了，英年4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