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河 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
毋庸讳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时刻刻离不开水，河流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考古学的材料证明，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到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河流始终与古代聚落、城邑、农业生产、渔猎、漕运乃至军事战争等遗迹、遗存密切相关。通观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状况，我们对河流与都市文明关系（自然环境的作用）的理解，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河流对都市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催化及促进；二是河流对都市文明（社会发展）的阻滞及破坏。从另外一方面看，以人类为主体形成的社会文明与河流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先民对河流的积极利用与开发（都市经济的推动）；二是对河流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伤害与滥用（都市的毁坏及变迁）。这四个层次的关系仍然都是今天人类社会发展中（生态环境）的大问题，因此，研究古代文明与河流的关系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从“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说起
《史记·殷本纪》记载：“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史记·河渠书》也说：“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说明中国古代国家、聚落乃至都市文明的形成，皆得益于河流的治理。
近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尧舜禹时期下游黄河改道、洪水泛滥也给中原地区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在内忧外患俱来、生存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原地区居民若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首先消除中原地区的内部纷争，并齐心协力解决好黄河的水患问题。可能就是在上述共同利害关系的推动下，中原地区原本相互独立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诸集团最终选择了联合，迈向了政治一体化的道路。”［1］从考古材料来看，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出现的城堡或城邑以及大中型聚落绝大多数都位于河流湖泊附近，这不但表明河流与先民的生活关系密切，也表明河流的存在是中国古代（城邑）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二、“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启示
《国语·周语》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史记》也说：鲁襄公二十三年，谷、洛水斗，将毁王宫。《汉书·沟洫志》：“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说明河流水系与国家（都市）的政治经济生命线休戚相关。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2］中勾勒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仰韶、殷墟、春秋战国、隋唐时期为温暖期；公元前1100至公元前850年（西周代商至西周初期）、公元初至600年（东汉至魏晋南北朝）、1100年至1220年（北宋末年至南宋时期）、1570年至1710年（明末清初）为寒冷期。这基本上也概括了各段时期气候与河流水流量大小多少的关系。
最近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洛阳的生态环境已经从温暖转向温凉和干燥［3］，特大的旱灾造成了伊洛河的断流［4］，加速了夏代的灭亡。进而言之，二里头“夏墟”、偃师商城都市位置的变迁与伊洛河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同样，根据《郑州商城》考古发掘报告的材料，不难看出从二里岗下层到战国时期城内使用水井的数量与深度逐渐增多及加深，这种现象是否反映出城市供水系统（河流利用）的变化或者城市饮水卫生状况的改变？
三、“爰及沟渠，利我国家”的风貌
《史记·河渠书》载：“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
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这民颇得以溉田矣。”
众所周知，西门豹治邺引渠灌田、李冰父子治都江堰以及郑国渠的开凿，开始了人工对河道的开发和治理；到秦汉时期对于河道的开发达到了空前规模，比如开凿漕渠、整理鸿沟、护理汴渠、开凿阳渠、修整邗沟、维护灵渠等，这些河道的治理不仅支撑了秦汉时期的漕运，也灌溉了大量的农田，可谓“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有力地促进了汉代农业经济的兴盛，对汉代大都市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故，《汉书·叙传下》总结说：“夏乘四载，百川是导。唯河为艰，灾及后代。商竭周移，秦决南涯，自兹距汉，北亡八支。文堙枣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后遂滂沱。爰及沟渠，利我国家。”
以上所载的河渠、河道的遗迹，考古材料都有所发现。而“爰及沟渠，利我国家”在东周列国城市以及汉代两京城（长安及洛阳）与周边河流的关系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四、“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的警示
战国时期的水利家慎到（约公元前395～前315）曾在黄河龙门用“流浮竹”测定河水流速，说明当时已对黄河含沙量作过观测。
此后，《汉书·沟洫志》记载歌谣：“田于何所？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一方面说明了泾水淤泥可以当肥粪，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泾水在西汉时期由于植被遭到破坏，导致大量泥沙入河的信息。同样，汉代张戎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提出“（黄河）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继之，他提出黄河下游易决溢的主要原因是泥沙的淤积，即“民竞决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则决，以其噎不泄也。可以禁民勿复引河”。
另外，汉武帝时期，“自（黄）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干封少雨。
上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于是上以用事万里沙，迹还自临决河，湛白马玉璧，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5］。明确记录了“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植被破坏的状况。
由于西汉时期黄河泛滥成灾，至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虽然“但崇空语，无施行者”，却足以说明西汉晚期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至目前为止，考古材料揭示的人地关系资料越来越多，基本表明大约在东周时期由于铁器的普及和使用，大大加强了人类自身的繁衍和生产能力，同时也带来了对自然生态“破坏力度”的加大。仅仅从众多河流的泛滥与干枯的记述可以看出，人类为自身的“破坏”行为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原古代都市的发展史上对这方面的“体味”更为深刻。
有学者说：农业文明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入了“公然”对抗的阶段，“征服”自然（包括河流）成为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有研究表明：国外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都和环境、气候、土壤、洪水等因素的巨大变化有关系。［6］中国文明，尤其是中原都市文明虽然没有因为自然因素的剧烈变化而中止或中断，但在夏商、商周、两汉、宋元等朝代更替的政治事件中，已经说明了人类与自然的“互利互害”的双重作用。
中国古来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从以上四个层次的论述当中，也可以感触到“河流与都市文明”或“都市文明与河流”的内在、深层关系，今后随着考古学发现及研究的深入，反映人类与自然内在机理的实证作用将会日益提高。
［1］钱耀鹏《尧舜禅让故事与中原社会政治的演进》，《中州学刊》2000年5期。
［2］《考古学报》1972年1期。
［3］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
［4］王星光《黄河中下游地区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和嬗变探索》，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5］《汉书·沟洫志》。
［6］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19～30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