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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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万柳堂的变迁及其流风遗韵(1)

孙冬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历史上有两处私家园林都叫做“万柳堂”,它们的变迁过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于认识古代私家园林在北京生态环境中的价值,了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以柳树为象征的田园风光的文化意义,追溯当代相关地域命名的历史渊源与地理基础,都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元代“万柳堂”的兴衰与所在地点

“万柳堂”最初是元代修建的私家园林之一,元末明初的学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1]。野云廉公,指元代名臣廉希宪(1231-1280),《元史》卷一百二十六有传,而客人中的“松雪赵公”,就是号为“松雪道人”的大书法家赵孟頫。这是迄今所见关于万柳堂的最早的史料。

借助于陶宗仪关于歌姬度曲、赵孟頫赋诗的文字,万柳堂的自然环境被艺术地呈现出来。他随后写道:“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蹙红罗。乳燕雏莺弄语,对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多,似琼珠乱撒,打遍新荷。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只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透过这些华丽的辞藻,万柳堂的布局依稀可见:堂前有广达数亩的池塘,水中开满了荷花,周围有亭台阁榭,通栽柳树、石榴,蝉鸣声声伴着莺歌燕舞,显示了一派休闲胜地的风光。之所以命名其为万柳堂,不外乎是这里的植被以柳树为主且数量众多的缘故。

万柳堂的位置,陶宗仪只是笼统地说在“京师城外”,也就是元大都城墙之外。到明代万历年间,蒋一葵《长安客话》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平则门外迤南十里花园村,有泉从地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金时,郡人王郁隐此,作台池上,假钓为乐。至今人呼其地为钓鱼台。”“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2]。这里明确指出,元代的万柳堂是在金代的钓鱼台所在地修建的,而钓鱼台在平则门(即今阜成门)外以南十里的花园村。对照当代地名,在阜成门西南、玉渊潭北侧与西北侧,有东钓鱼台与西钓鱼台,后者距离阜成门正是大约十里远,而花园村至今仍是玉渊潭以北的一个区片名称,与村庄稀疏的古代无异,而当时的道里、方位更不可过于拘泥。这样,可以推断,廉希宪所筑的万柳堂,当位于今玉渊潭西北侧的西钓鱼台一带。蒋一葵还指出:“元人别墅,万柳堂外有匏瓜亭、南野亭、玩芳亭、玉渊亭,今俱废。”“玉渊亭在城西玉渊潭上,潭为郡人丁氏故地。柳堤环抱,景气萧爽,沙禽水鸟,多翔集其间,为游赏佳丽之所。元时,士大夫休暇宴游于此,赓和极盛,今俱不传”[3]。由此看来,廉希宪选择这里建别墅并命名为“万柳堂”,是当时士大夫的休闲风尚与地理环境共同促成的。令人遗憾的是,蒋一葵紧接着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万柳堂今废,曲池残树,遗迹依然”,文人墨客只有空叹“城西胜迹已尘埃,池水东流何日回”。至于今天的西钓鱼台一带,更早已无鱼可钓,满目都是连片的城市建筑了。

万柳堂园林胜景的荒废,出人意表地影响了关于它所在地点的准确记载。明末以后的文献对此或语焉不详,或南辕北辙,并随着辗转抄录以讹传讹。初刻于明崇祯八年(1635)的《帝京景物略》称:“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频圃中。而元廉希宪之万柳堂,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间,无址无基,莫名其处”[4]。从这段话推测,万柳堂在今丰台区草桥至丰台镇一带,“要在弥望间”意思是“大约在目力所及范围之内”,与《长安客话》的定位相比,比钓鱼台到平则门的路程远一倍。在古代交通条件下选择修建别墅的地点,出入大都更近便、同样具有优越水环境的钓鱼台,无疑比远处的草桥更合适。还有,蒋一葵明确看到了万柳堂的遗迹,这里却是“无址无基,莫名其处”。综合上述情况,基本可能肯定,《帝京景物略》的定位有误。但是,自此之后,几乎所有的文献都在沿用这个成说而不察其谬:

清康熙十一年(1672)刊刻的《天府广记》称:“万柳园,元廉希宪别墅,在城西南为最胜之地。今右安门外西南,泉源涌出,为草桥河,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元人廉左丞之万柳园,皆在于此”[5]。万柳园,即万柳堂所在的私家园林。

康熙二十四年(1685)《大兴县志》:“万柳堂,府城南,有元廉希宪别墅”[6]。定位相对笼统,还将《长安客话》中的一段文字置于《南村辍耕录》名下。但是,它较早地记载了清代广渠门内另有一万柳堂的事情(详见下文)。

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之后的《京城古迹考》,在征引了《天府广记》与《南村辍耕录》关于万柳堂的文字后说:“今查堂在厂渠门内,国初为大学士益都冯铨(按:应为“冯溥”)别业”[7]。这里把两个万柳堂混为一谈,地望判断完全错误。

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日下旧闻考》,将两个万柳堂分开叙述。关于元代的万柳堂,征引了陶宗仪、蒋一葵等人关于廉希宪、赵孟頫饮酒赋诗的事例,但依照《帝京景物略》的说法,将其定位于“草桥、丰台之间”[8]。乾隆五十三年(1788)刊刻的《宸垣识略》,基本是《日下旧闻考》的缩编[9]。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刻的《水曹清暇录》,光绪十二年(1886)成书的《光绪顺天府志》,都指出了京城曾有两个万柳堂的事实,前者称“元时廉希宪与赵松雪游赏地在丰台”[10],后者说“十里草桥,旧有万柳堂,为元廉希宪别墅”[11],定位地点并无明显不同。至于1937年编定的《故都变迁纪略》,也基本上是抄录上述文字而成[12]。

上述多种文献之所以一误再误,可能是由于下列缘故:其一,《帝京景物略》刊刻于明末,在清初相对容易得到,因而流传范围较广,影响也较大。其二,清代及其以后涉及万柳堂的文献,大体上属于整理资料、述而不作的范畴,编纂者只顾抄录前人成文而未详加辨析。元大都时代至明中期的“城西南”,与明嘉靖年间增修南城之后的“城西南”,用字相同但所指地域各异,如果再加上诸如“城西南十里”这样的具体里程,定位的误差就更加清楚。抄录成文者忽略了增修南城前后北京城区范围的不同,难免为照顾文献记载而削足适履,将万柳堂的位置南移。其三,元代的万柳堂在明代只存少许遗迹,为考证和定位增加了难度,也增加了后人的臆测程度与记载文字的陈陈相因。

明末与清代记载的讹误,在当代北京仍然有些影响。今南三环西路西端的立交桥,就被命名为“万柳桥”,其地位于草桥西四里、丰台镇东南八里,正是清人所谓“草桥、丰台之间”,命名的历史渊源一目了然。

二、清代“万柳堂”的环境变迁

元代的万柳堂虽然衰败了,但绿水池苑、荷花碧柳的布局风格,被后来的高官在修建休闲别墅时继承下来,甚至直接沿用了“万柳堂”这个名称,这就是清代的另一个万柳堂。康熙二十四年(1685)《大兴县志》称:“今广渠门内东南角,有大学士益都冯公溥别业,慕希宪遗踪,亦名万柳堂。旁置育婴社,以收养遗弃婴儿”[13]。这是关于冯氏万柳堂较早的记载,其地应在今龙潭公园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