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加强了其西部与南部的安全。未央宫北面有桂宫、‘北阙甲第’和北宫为屏，东南则有长乐宫为障，可谓是固若金汤。”［21］上林苑物产丰富，也是屯军的绝好场所。上林苑设有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4］（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p737），“员吏七十三人，领士七百人”［20］（《汉官》，p8）。他们不但保卫着上林苑的安全，也是都城的一道防线。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赤眉十余万人入关。徐宣、樊崇等入至弘农枯枞山下，与更始将军苏茂战。崇北至蓩乡，转至湖。引兵入上林”［22］（卷八《刘玄传》）。更始帝得知情报后，便北走厨城门，逃到高陵去了。可以想见，上林苑为更始帝这次逃跑争取了时间。后来，东汉官军打败赤眉，然而仍有诸多势力割据于关中。于是，大将军冯异“屯军上林苑中”，且战且行，各个击破，“出入三岁，上林成都”。［23］（卷十七《冯异传》，p648）其下注文曰：“成都，言归附之多也。”说明冯异选择上林苑作为军事据点，在战略上是成功的。
以上所述，是皇朝更替之际，上林苑所发挥的军事功能。这时，上林苑更直接地介入了军事进攻与防御之中。而在大一统时期，上林苑也曾间接地发挥着它的军事功能。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为了征伐百越，乃穿昆明池，以训练水军。《史记·平准书》记载：“是时越欲与汉用舡（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舡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上林苑中捕杀凫雁的佽飞射士，身轻如燕，武艺高强，平时在上林苑中进行射猎训练，关键时刻大抵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四）上林苑与城市经济、社会首先，上林苑中多样化的水体类型是城市用水的重要来源。
早在秦代，人们就开始利用潏、滈二河丰沛的水量，作为上林苑中阿房宫的水源，杜牧《阿房宫赋》歌之曰：“二川溶溶，流入宫墙”，当指此二川。［24］（p73）西汉初年，最先把潏水引入长安城，后来汉武帝凿昆明池于汉长安城西南方向，其位置比都城高出一级阶地，除向东引出昆明渠与漕渠相通外，又下引昆明池水通过潏水供应长安城用水。［25］（p193～210）这不仅确保了关东粮食转运长安的补给线，也成为都城长安城市供水的主要调节水库。
其次，上林苑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地。秦汉时期，少府为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4］（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p731）少府的属官众多，到了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设水衡都尉掌管上林，其中的衡官专门负责上林苑的税收。“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赀不满五千，徙置苑中养鹿。因收抚鹿矢，人日五钱，到元帝时七十亿万，以给军击西域。”［20］（《汉官旧仪》卷下，p51）武帝充分利用上林苑中的大片空地，获得了大量资产。
第三，上林苑铸有三官钱，是全国流通货币的来源。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地方权力很大，特别是在封国之内，拥有高度的自治权，铸币权即是其一。这不仅不利于经济流通，而且容易造成官钱私铸，以致物价暴涨。汉武帝时，此一弊端更加显露，“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26］（卷三十《平准书》，p1434）。陈直先生认为此三官分别是钟官、辨铜、技巧。［27］（p78）因为皆属于上林水衡都尉管辖，故称“上林三官”。其分工为：钟官主铸钱，技巧掌刻花技术，辨铜掌原料。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上林苑旧址中（今户县大王镇兆伦村）勘查出一处规模宏大、延续时间较长的大型西汉铸钱遗址。遗址按区域分为陶窑区、建筑区、制范区、钱币冶铸区、弃范堆积区等。再从大型建筑基址以及出土的“上林”瓦当和纪年钱范等分析，这里应设有较高级别的铸币管理机构，有一套从制范到铸钱的完善体系，并自武帝到王莽延续了百余年。［28］（p77）第四，上林苑中有大量中央政府控制的手工业，为皇室和都城服务。长安城未央宫中有东织室和西织室，其部分丝绸原料可能由上林苑的茧观（或称茧馆）提供。此外，上林苑中还有生产建筑材料的制陶业，规模最大的要算上林苑东南部、终南山北麓生产砖瓦的官窑。《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华峤《汉书》载：“武帝时居杜陵南山下，有砖瓦窑数千处，引凉州木东下以作宫室。”
第五，上林苑为都城提供瓜果蔬菜，是城市生活资料的来源。
汉代上林苑中的禁圃是专为皇家的“菜园子”和“果园子”。张天恩根据“禁圃”瓦当的发现与年代，大致给出了禁圃官署所在地及其管辖范围。认为：“户县坳子村东北和周至竹园村附近，分别为禁圃两尉（或两丞）的官署所在地”，而“禁圃所管辖的区域范围，大体应包括户县西北及周至东北部地区。”禁圃的范围相当广阔，除了种植时令菜蔬外，新美瓜果也是其中的重要产品。《三辅黄图》云：“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种植其中。”这些“名果异卉”当由禁圃负责栽培、献纳供奉。［29］（p55～58）在禁圃之外，上林苑中还有一些私人园圃，为城中提供生活资料。因为“城市消费所需要的大量园圃产品，不可能完全从转运贸易中得到满足。特别是一些时鲜果菜，难以长途运输，必须主要依赖于就近供应。这就造成并不断促进了城郊地区园圃业的发展。”［30］（p30）这些私人园圃，既有个体的小规模经营，也有公侯之族的批量生产。《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有一例：“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一些官僚地主亦在城郊经营园圃，除自用外，多贩卖求利。
晋人江统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乘以古道，诚可愧也。”［31］（卷五十六《江统传》，p1537）上林苑中出租的大片空地，当有这些公侯的份。
（五）上林苑与城市社会生活上林苑最突出的功能当体现在娱乐休闲方面，这也是兴建上林苑的初衷所在。上林苑由先秦时期的“囿”发展而来，最初只用于帝王游猎及士兵骑射练武。《史记·李斯列传》载，赵高指鹿为马，二世惊以为惑，“于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如始皇计，尽征其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其材士皆有技艺，背负着保卫京师咸阳的任务，平时则可由公车司马统领随从帝王打猎以显其技，而博君王之乐。
为此，还专门制定了详细的公车司马律，发明了一种专门狩猎的射虎车，《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公车司马猎律》规定：“射虎车二乘为曹，虎未越泛藓，从之，虎环（还），赀一甲。虎失（佚），不得，车赀一甲。虎欲犯，徒出射之，弗得，赀一甲。豹旞（遂），不得，赀一盾”。同时帝王还驯养专门用于捕猎的狗，“主王犬者”曰宫狡士、外狡士。［32］（《法律答问》，p138）到了汉代，特别是武帝拓上林之后，上林苑娱乐资源日渐丰富，加之丝绸之路的通畅，西域及国外的文娱活动传入，使上林苑的娱乐内容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射猎之外，增加了赛马、足球、角抵、杂技、马戏、魔术等表演。此外，还有各色各样的歌舞表演，汉代流行的七盘舞、剑舞、巴渝舞、踏舞是上林苑中经常表演的节目，从西域传来的箜篌、胡茄、胡笛、胡角等乐器，在上林苑的歌舞伴奏中占有重要角色。［7］（p22～23）西汉上林乐府亦位于上林苑中，是负责为皇家歌舞配乐的专门机构。上林苑中丰富的娱乐项目往往令皇帝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汉书·张汤传》记载，成帝常与宠臣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长杨，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
上林苑的娱乐活动主要是为皇家服务的。不过，普通百姓也偶尔能在此开开眼界。平乐观举行的角抵戏，场面宏大，视野开阔，不但是献给外国使节的上好节目，也吸引了长安城及其附近的百姓前来观看。元封“三年（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以享外国朝献者，三百余里内人皆观”，［33］（卷十四《孝武皇帝纪》，p237）元封六年（前105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4］（卷六《武帝纪》，p198）当然，老百姓来观看角抵之戏，是经过皇帝许可的。
上林苑宫观诸多，功能也各不相同。除了一些是作为皇帝的行宫和娱乐场所外，也有的成为后宫家室的居所。秦代的甘泉宫位于渭河以南，汉长安城内的桂宫就是在秦甘泉宫的基础上扩建的。
《后汉书·西羌传》：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37年前，秦王政接受齐人茅焦的劝说，从雍城把他母亲接回来，“入咸阳，复居甘泉宫。”从秦昭王母宣太后至秦始皇母帝太后皆居甘泉宫，可知甘泉宫是太后居住的宫殿。秦代的兴乐宫建于秦都渭南宫区长安乡，汉代继续沿用，也常作为太后的居所。《三辅黄图》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余里，汉太后常居之。”位于南山甘峪口一带的萯阳宫则因距都城较远［34］，成为冷宫。《说苑·正谏》云：秦始皇母亲因参与嫪毐之乱，曾被贬于萯阳宫。
（六）上林苑与都市文化上林苑地域广阔，空气清新，景色宜人，极易让人触景生情，流连忘返。对于那些文人骚客来说，上林苑自然成为其文学创作的绝佳采风区。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游猎赋》，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等，都对上林苑有大量生动的描写。特别是《上林赋》，不但描写了上林苑优美的风景，而且对帝王在上林苑中的种种举措也费了大量笔墨，虽然今人多认为其内容有夸大之嫌，但就其文学性而言，无疑应属于佳作之列。试想，若非司马氏身临其境，怎会创作出如此美妙的歌赋？
西汉上林乐府是当时最大的雅、俗兼管的音乐机构，设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其对帝王所起的娱乐功能自不待言，仅从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史这一角度来讲，上林乐府亦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其存在时间仅至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前后只有一百多年，却培养了大量的音乐人才，拓展了宫廷音乐的分布区域。
汉代在上林苑中设有太学，遗址在长安城东南方土门附近一代。最早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当时只有五十人，到了成帝时，已增至三千。“王莽作宰衡时，建弟子舍万区，起市郭上林苑中”［35］（p287），规模更加扩大。太学是我国最早的大学，设有五经博士等，学生最多时达数万之众，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除此之外，汉宣帝时，把上林苑中的一些宫观设为学校，专门学习外语。
元康二年（前64年），乌孙主“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4］（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p3905）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皇室与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都城中的建筑已满足不了统治者的需要，上林苑的扩建缓解了这种紧张状况。皇室和中央政府的不少重要活动安排在上林苑，一些官署机构也设于此，说明都城的部分功能已经发生了空间上的转移。同时，由于政治的大一统，上林苑的经济、娱乐、文化等功能也得以充分发挥，最终实现了皇家园林功能多样化的历史性转折。
三、秦汉上林苑与都城发展之关系
（一）秦汉时期定都关中是上林苑生成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上林苑作为皇室园林这一性质，决定其必然要位于都城近旁。
其中固然受政治、军事、交通等要素的影响，但园林具体选址的地理要素也是不容忽视的。秦汉时期的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山峪原隰相间，河流湖沼众多，植被类型多样。都城南面不远，是着名的秦岭山脉，山势雄伟，奇峰迭出，林木参天；在秦岭和都城之间，横亘着白鹿原、鸿固原、凤栖原、乐游园、神禾原等高大的原面，原面之间又形成隰，原隰相间，错落有致；灞、浐、沣、滈、涝、潏等大小河流纡余委蛇，景态各异；又有渼陂、滮池、皇子陂、水陂、河池陂等许多天然湖泊点缀其间。湖光山色，风景宜人。班固在《西都赋》中赞不绝口，他说：“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36］这样的地理环境，不仅是秦汉时期建都于此的基础，也为皇家禁苑的选择提供了先天性的优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