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爱玲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发中心
一、已有的论述
现代学者中对于汉城中轴线的讨论已有多种，如王兆麟先生在1993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上以“一条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南北超长基线”为题撰文，提出“汉长安城大体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并根据考古工作测量所得到“通过汉长安城安门大街的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子午谷口，向北延伸至汉高祖长陵以北，总长74km；这条基线与真子午线的夹角误差仅差1度，与我国大地原点东西相差仅2′左右，几乎重合”的结论断定“汉代的测量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同时也反映出通过安门大街的中轴线不会是随意选择的，而具有更深层的含义。”这一观点得到了秦建明等先生的赞同且有所发展。他们以汉长安城遗址北45km处发现的一处口径260m，深32m的巨型圆坑为汉初修建的礼制建筑“天齐”祠遗址，因而得出“这处遗址与长陵、长安城、子午谷等南北对应，形成了各段成比例的南北超长建筑基线的观点；继而又将西汉朔方郡治和汉中郡治以及秦始皇时代确定于朐的‘秦东门’也都在以长安或咸阳为中心的纵横发展轴上；该基线各段的比例，正合阳九阴六的格局。自北而南，透露出以天、先王、王、地方为序的宗教意味，体现了秦汉社会意识中‘天人合一’的法天观念。”［1］此外，黄展岳先生在《考古》1998年第8期上撰文亦赞成西汉长安城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的观点。
提出与上述观点不同意见的是着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他在论都城“择中”与轴线问题时指出：“‘择中’设计思想是中国古代都城中的重要特点，在汉长安城中，它主要表现为宫城（未央宫）中的大朝正殿（前殿）位置的‘择中’、宫城轴线居中、宫城与都城轴线重合。具体而言，未央宫平面近方形，前殿基本位居宫城中央。未央宫的轴线应为北宫门与南宫门之间的南北大道，这条轴线基本位于宫城东西居中位置。宫城在都城之内的‘择中’而立，应体现在宫城与都城轴线的重合上。未央宫轴线向北连接横门大街，其东为‘北阙甲第’和北宫，西为桂宫；再北的东市、西市位于横门大街东西两侧。未央宫轴线南至西安门，出西安门，宗庙在其左，社稷在其右。这条由横门至西安门的南北线应为长安城的轴线，其南部与未央宫轴线重合。”刘先生在分析了大量先汉都城及其礼制建筑之后，又说：“都城的轴线位置因时代早晚有所不同，一般来讲，时代越晚，都城轴线越居中部（也有个别例外者，如隋唐洛阳城等）；时代越早，都城轴线位置往往偏于一侧。无论都城轴线居中或偏于一边，但就大多数都城而言，其轴线应由宫城轴线延长线形成，也就是说，宫城轴线必须是都城轴线上的一部分。当然，有的都城属于大城与小城相连，如赵都邯郸、齐临淄故城等，其大城与小城的轴线不可能重合，但二者的轴线方向仍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古城的核心建筑是宫城，大朝正殿是宫城的主体建筑，宫城轴线应正对大朝正殿（或其旁）。”［2］与刘庆柱先生稍异的是王社教先生提出的一种观点，经未央宫前殿东侧的南北大道与横门大街的一条南北向轴线，与刘先生的主要区别就在未央宫这一段上。即“未央宫前殿东侧的南北大道”是指未央宫前殿东侧宽8～10m的南北向大道，这条大道北对未央宫北阙，南对未央宫南门，纵贯未央宫中部（据考古发掘资料）。该道北与横门大街相连而成为“汉长安城的实际建筑轴线。”为使人信服，王先生继而又说：“从汉长安城的城圈范围来看，这条轴线明显偏于城的西部，这主要是受未央宫位置的制约。
武帝时在城西修筑建章宫虽位于长安城外，但实际是汉长安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隔未央宫与长乐宫遥遥相对，使这条轴线东西两侧的建筑基本达到了平衡，成为汉长安城名副其实的中轴线。”［3］另外，已故着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似乎亦持这一观点，他认为西汉长安城有意沿袭《周礼·考工记》的建都原则，但未央宫已直抵长安城的南城墙，九庙和社稷就只好皆建在城外。
即便如此，九庙和社稷“还是符合左祖右社之说的”［4］总而言之，对于西汉长安城中轴线问题的分歧就在于两种认识上：一是安门大街，另一个是横门大街与未央宫（或其旁）的连接线上，而其中之主要原因，就在于对“城市中轴线”概念和西汉长安城的修建过程的不同认识等问题上。
二、对城市中轴线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研究中，中轴线一直是一个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城市考古学界比较重视的一个方面。
中轴线的设置确是我国城市建设中的一项具有悠久传统的布局方式，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那么在此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城市为什么要规划中轴线，也就是中轴线的功能是什么？
现代汉语词典里“轴”的定义是把平面或立体分成对称部分的直线［5］，该直线就是这个平面或立体的对称轴，这种对称也就称为轴对称。另外，从对称的角度来讲还有中心对称。现代都城考古学已经证明，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既有中心对称的范例（如陕西半坡遗址［6］等），也有轴对称模型（如鲁国故城、清代北京城［7］等）。细细体味这些都城，我们不会感受不到古代帝王们至高无上的皇权思想、封建等级秩序，还有建筑群的稳重、平衡、统一的美学视觉感受及中国人传统的“中庸”、“四平八稳”的思想内容，此即为中轴线的功能，也即是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所规划的理想建都模式的用意所在。
从理论上来讲，都城尤其是大一统帝国的都城都应该有非常明确的中轴线以此来体现帝都的气魄与绝对皇权，但在汉帝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形势下，政局动荡，经济残败，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等，使出身于布衣的汉家统治者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汉初宫城大都是在秦代旧宫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所以，说汉都长安城是按照《周礼·考工记》进行建造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当汉高祖看到未央宫，见宫城、门阙等如此壮丽、豪华时，就责问萧何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8］因此，说汉初都城如何经过精心规划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下面从汉长安城及其礼制建筑——宗庙的建造过程两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上述论题。
三、汉长安城的建造
对城市中轴线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城内主要建筑物的布设，而古代都城建设中宫城的布设是左右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的的关键因素，布政之宫的位置不仅限定了城市道路的走向，更直接规定了城市的中轴线。
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隋唐长安城不论从其建造规模上，还是从其规正整齐的规划上，都可以说是古代都城建设的典范之作。其修建次序为先宫城，次皇城，最后京城，由里到外的顺序进行的。汉都长安城的修建同样包括宫城与外城两部分，翻检汉代史料，其建造顺序亦与唐都一致，以同样之顺序展开，即先筑宫城，而后外城；且后者形制，受前者的影响较大。
（一）长安宫城建设汉都长安城中以长乐、未央和建章三大宫最为着名，皆在不同时期成为统治者的布政之宫。
长乐宫营建的确切时间，文献失载，仅知其是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的。《三辅旧事》云：“兴乐宫秦始皇造”［9］；《史记集解》引《关中记》云：“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汉太后常居之”；《三辅黄图》云：“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汉太后常居之”［10］，均未言明其建于何时。但长乐宫中有鸿台，台建于秦始皇二十七年［11］，因而，兴乐宫的建造时间可以大概推算一下，至迟建于该年之前。至于汉长乐宫城的建造年代，则迟至汉灭楚后。《汉书·高帝纪》：“五年…后九月，徙诸侯子关中，治长安宫。”后九月即闰九月，这大概就是长乐宫始筑之时间了。另外，《西汉会要》云：“高祖五年，治长乐宫”［12］。不然，在高祖六年冬十月（五年闰九月之后的月份）“令天下县邑城”之时，一般县邑均已开始建造城池，首都之宫城反建于其后，于情于理恐均不通。
至于长乐宫建成之时间，史、汉中均有记载。《汉书·高帝纪》：“七年冬十月……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十二月，上还过赵……立子如意为代王……二月至长安。”
《史记·高祖本纪》：“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洛阳至长安。
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史记·叔孙通传》：“汉七年，长乐宫成。”此所成者，当为宫城，非仅宫室，顾炎武所谓“（高帝）七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13］；《三辅黄图》亦谓“汉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宫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14］，均说明此时长乐宫城就是长安城，是高祖在位时的布政之宫。
其次，未央宫城兴筑之始末，史、汉记载颇有出入。《史记·高祖本纪》：“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余反寇于东垣。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汉书·高帝纪》云：“（七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
仅凭上述两种记法，确实很难断定未央宫建于何时，所以才会有《三辅黄图》、《西汉会要》、《历代帝王宅京记》及刘庆柱先生的“从《汉书》说”［15］，记未央宫建于高帝七年二月，并没有说出其中的理由。笔者认为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大家试想自长乐宫始建的高帝五年九月至宫成的七年二月有18个月的时间，而在这18个月之中，西汉政府虽然结束了与项羽的战争，但与匈奴的战争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平城白登山之围”就发生在这期间，不说时间上，就是经济上，在汉初战争阶段能否允许同时修建长乐、未央二宫？况且此时未央宫又是因过于华丽才遭到高祖批判的，所费也就可想而知了，其财政支出来自何处？再从下文惠帝修筑长安城的工期看，当不应常年役使百姓修建长乐宫，那么18个月之中至少有一半时间没有劳作，或人力较少，那么又如何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量呢？所以，高祖决定徙居长乐宫时应还没有修建未央宫。
等到了第二年（八年冬）高祖再次东征时，萧何利用农闲季节，方始筑其宫阙，至八年十二月“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这样理解似更为合理。退一步讲，以七年二月为始筑之时，又如何理解大事记所云其筑成之时间为始营之次年［16］的说法。
且《汉书·高帝纪》亦云：“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九年冬十月，应就是未央宫城筑成的时间。
之后到高祖去世的三年半时间，未见有大规模的工程。
最后，与都城轴线规划有较大影响的工程建设则是城西建章宫的营造。［17］对此，史、汉记载则较为简单，仅知建章宫的始建年代为武帝太初元年。《史记·武帝本纪》云：“上还，以柏梁台灾故……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汉书·武帝纪》第六：“太初元年（前104年）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二月，起建章宫。”
对于建章宫筑成之时，史籍则无明确记载，或许在当年即已完成。不过，建章宫在西汉中期（武帝时期），起到了皇宫的作用，武帝多次在此视朝［18］，直至昭帝元凤二年才作出“自建章宫徙未央宫”［19］的决定。
此外，与城市布局有关的宫殿建筑就数北宫和桂宫了。据《三辅黄图》载：北宫“在长安城中，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桂宫“汉武帝造”。二宫位置见附图1“西汉长安城图”。至此，西汉几个主要宫殿建设渐次完成，构成了汉长安城的基本框架。
（二）长安外城之修筑关于长安外城的修筑，是在高祖去世几年后才开始的。古史王政重民力，故春秋城筑必书。胡传春秋程氏云：“凡书城者，完旧也，书筑者，创始也。”［21］汉代长安城纯系创筑。汉长安城城垣之营筑，先后经过了五年的时间，但其起迄年月，史、汉记载有所不同。《史记·吕太后本纪》：“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孝惠元年，始作长安城西北方。三年，初作长安城。”
可见《史记》对此事记载，甚为舛讹。始筑时间，即云三年，又说元年。而《汉书》对此事之记载，同样也有矛盾。《汉书·惠帝纪》云：“元年…春正月，城长安。五年…九月，长安城成。”又《汉书·地理志》云：“长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汉书》纪、志对初城时间虽然一致，但城成时间则又有五年、六年之别。
又《史记·吕太后本纪》索隐引《汉宫阙疏》云：“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又《汉书·惠帝纪》郑氏注：“三年，城一面，故速罢。”将上述两条内容与《吕太后本纪》对比，则该段史文或者本作：“三年方筑长安城（当年城一面），四年就半（筑东面），五年（筑北面）城就，六年诸侯来会，十月朝贺。”如此不谬的话，则依尊纪卑志原则，长安城始筑之年则为三年，城成时间为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