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魏伯阳，总结了前人经验，着成《周易参同契》三卷，阐述了炼丹的理论和气功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亦如实地指出了金石对人的危害。书中有关气功的论述，至今仍有研究和参考价值。而其所述炼丹之术，在化学史上亦有重要贡献。
二、道家学说与道教养生术
西汉初期，统治阶级很重视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即指托名黄帝，渊源于老子的新道家学派，这时的道家思想，已经将阴阳、儒、墨、法等各家思想批判地吸收进来。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要旨”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可以看出，这是承袭了先秦道家贵生、养神的思想。同时，也是对汉武帝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思想的有力批判。
汉武帝既崇尚儒术，又祟信神仙，然当时黄老之学声望甚高。于是，方士们逐渐将黄老之学与神仙术结合，形成为具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宣称他们的那套“养神保真”之法，可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然而人不能永远活下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养生学应摒弃其荒谬的成仙思想，而取其养生之术。事实上历代道家养生名家几乎都是以其养生术而传世的。
道教所行养生之术很多，如外丹、内丹、服气、胎息、吐纳、服饵、辟谷、存思、导引、行蹻、动功等等，这是将古代所流行的养生之术，皆吸取进来，加以发挥。
由于道教注重养生，崇信神仙，故而将诸子之说，兵、农诸家之书及占星、阴阳、五行医经医方等数术方技诸家之书广为收集而为道教经籍。因而，道教经书之中，内容广泛而丰富，有关养生的书籍多收其内。
东晋医家葛洪，精研道教理论，在养生方面作出很大贡献。他从预防为主的思想出发，首先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认为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长寿。
葛洪对于导引、吐纳等养生术也十分重视。在他所着的《抱朴子·释滞》中指出：“行气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首次提出了“胎息”功法，并详述其要领。
葛洪对炼丹之术也进行了研究，他在《仙药》中论及的植物的如灵芝、茯苓、地黄、麦冬、巨胜子、楮实子、黄精、槐实、菊花等，经现代研究分析证实，确有抗衰防老、益寿延年的作用。当然，他的金丹长生之论在养生方面并不足取，但在化学上却是一大贡献。
南朝的着名养生家陶弘景，精于医学，通晓佛、道，“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精研，便有养生之志”（《梁书·处士传》）。他辑录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的许多养生文献，而成《养性延命录》一书，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着。全书共二卷分为：教诫、食诫、杂诫、服气疗病、导引按摩、御女损益等六篇。
书中论述的养生法则和方术甚多，概括起来，大致有：顾四时、调情志、节饮食、宜小劳、慎房事、行气吐纳等几个方面。
《养性延命录》收集了先秦及两汉时期的养生文献，也反映了陶弘景的养生学思想，这本养生专集对于推动养生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佛家养生思想的传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很难考定，但一般都以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入中国，明帝始建白马寺为据。
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经论被翻译过来，当时传译的僧侣学者大都利用老、庄之学的概念来译解佛经，由文字“格义”到思想会通，经过长时间的消化和吸收，佛学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很大发展。公元6世纪末至9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极盛时期。
佛学的传入，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仅据隋唐史书记载，传来的医书和方药书就有十余种。佛学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彻悟成佛”，然而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进行修炼，所以佛学中也含有与佛教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有关养生健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汉唐时期的养生家们取其养生作用之长，纳入中医养生思想之中。例如参禅。禅是禅那（dhya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故称参禅。在修习禅定的过程中，有调身、调气、息心静坐的方法，静坐气功，只是修禅的形式或基础，并非修禅目的，但初学静坐的人必须懂得这些调身调气的方法，使身心保持健康状态，以保证修禅的顺利进行。这种方法是有强健身体、祛病延年作用的。养生家则将此融入吐纳导引健身功之内，成为以静坐为特点的健身功法。
又如达摩《易筋经》原为佛门养生健身功法。达摩又称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相传《易筋经》是他译写的，故称《达摩易筋经》后传于世。成为中医养生学中的健身术之一。唐代《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的天竺国按摩法，也是由当时印度传入的佛教徒常作的一种体操式的按摩法。
佛学认为人体也是由自然界构成物质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和合而成。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人之体温、热量，风为呼吸。一般说来，“四大调和”，人方可使田，一大不和，生一百一病，四大不调，生四百四病。所以，佛家也强调身体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与中医理论近似。孙思邈将其收入《备急千金要方》之中。
佛学讲求调理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存关系”，因而十分重视环境调养，植树造林，行医施药等公益事业。特别是植树造林，犹为突出。而寺院地址的选择，也是十分讲究的，多为环山傍水，山清水秀之处，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既是佛教修行之处，又是养性怡人之环境，以宁静、空气清新、环境幽美为特点，为养生调摄增添了不少内容。
佛家有很多戒律，如五戒、十戒、普萨戒等。这些戒律多是对佛教信徒修行时的纪律约束，具体地说是对酒、色、食、财等诸方面欲念的节制和约束，以使人专心修禅，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这种思想被吸收而融入养生学中，充实了养生学中“养神”“固精”“节欲”等方面内容。
佛家的经典着作十分浩瀚，一部大藏经即有1076部5048卷之多，后世又续有增加。其中，有关养生的论述十分丰富。此外，隋代智法师着的《六妙法门》（即《小止观》）、《摩诃止观》（即《大止观》），以及阐述心理修养的《百法明门论》《妙云集》等，均是论述养生的佛教典籍。不仅对佛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于养生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进一步发掘、整理，以使其为社会、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四、道、儒、佛、医思想的汇通
汉唐时期，道、儒、佛思想盛行，三家之说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当时的道家思想——黄老哲学，已经融进了儒、墨、法、阴阳等诸家之说。而佛教的传入，也并非全部照搬，而多利用老、庄学说来译解佛经。实际上，被翻译过来的佛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合了中国的哲理。这种融合、渗透，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医学。这一时期的着名医家之所以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发展，也往往是受其影响。不少医家于道、儒、佛之说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吸收、融合、汇通了道、儒、佛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充实、丰富和发展了养生学内容。在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医家是唐代的孙思邈。
孙思邈精通道、佛之学，广集医、道、儒、佛诸家养生之说，给合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着成养生专论。不仅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有大量养生论述，还着有《摄养枕中方》，内容丰富，功法众多，在我国养生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在养生学方面的贡献，大要有以下五方面。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病”的思想，以此为养生原则，提出了“养性”之说，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反复强调“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
第二，奠定了我国食养学的基础。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孙氏认为饮食是养生防病的重要手段，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种，分谷米、蔬菜、果实、鸟兽四类，多为日常食品，并论述其性味、功效，以供人们酌情选用。此外，他还提出了老人饮食的具体要求。孙思邈的食养、食疗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强调房中补益。在《备急千金要方·房中补益》中指出：“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强调不可纵欲。为防止性生活不当而诱发某些疾病，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禁忌》中指出：“男女热病未瘥，女子月血、新产者，皆不可合阴阳”。这些观点，都是很科学的性保健内容。
第四，重视妇幼保健。在《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他破历代医书之惯例，首列妇科三卷，次列儿科二卷，除疾病治疗外，对妇幼保健的论述甚详。算得上是世界上从社会角度强调妇幼保健的第一人。
第五，融道、佛、儒、医于一体，收集、整理、推广养生功法。由于孙思邈通于道、佛之学，对其养生之理论及养生之术皆有精研，故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既有“道林养性”“房中补益”“食养”等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天竺国按摩法”等佛家养生功法。不仅丰富了养生内容，也使得诸家传统养生法得以流传于世，是我国养生发展史上极有价值的医学文献。
第四节 宋元时期
两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思想界产生倡导融道、儒、佛三教于一炉的所谓“理学”，又出现“新学”哲学流派，他们既有争论，又互有渗透，互有吸收和发扬，这对医疗保健有一定影响。在医药卫生保健方面，改进医事管理，发展医药教育，促进医药保健的发展。此外，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医疗保健取得成就提供了有利条件。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和发展，对医学的着述和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古代的养生学说得到了较好的结承，并且有了进一步发展。金元时期，许多着名的养生家和医家，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养生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充实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
一、养生保健方法的日臻完备
宋元时期，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也日益丰富发展。
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圣济总录》，共二百卷，二百多万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及养生、杂治等，分为66门，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前数卷大量论述了当时流行的“运气”学说，而且对养生保健的一些方法做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可见，当时十分肯定这些方法的效果，并倡导这些保健方法的适用。宋代宫廷编着的方剂专书《太平圣惠方》，不仅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而且载有许多摄生保健的内容，尤其注意药物与食物相结合的方法，如记述了各种药粥、药酒等。这些方法符合医疗保健的需要，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宋元时期，全面整理了前代本草文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同时期世界药物学领域占领先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元医家和养生家根据阴阳五行等理论对于药物的性味功用等多有发明，使其既适用于疾病辨治，又有利于防病保健。例如寇宗奭编撰的《本草衍义》中，根据体质和疾病，选择相应性味的药物。指出只有明了药性，有的放矢，方可收到治病保健的目的。此外，张元素的《珍珠囊》、李杲的《用药法象》、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等，对此多有发挥，更切适用。
针灸学在宋元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以及新的针灸专着，如《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十四经发挥》等，同时，又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张依据不同时间，选择不同穴位，达到治疗保健的目的。
宋代整理的《正统道藏》及其辑要本《云笈七签》，虽属道家典籍，但书中记述很多导引、气功、按摩等有关方法，对于防病保健具有重大的价值。
二、老年医学的充实和发展
在唐代孙思邈重视老年保健的基础上，宋元医家、养生家寻求新的老年保健方法，全面认识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丰富老年人的治疗保健原则和方法，促进了老年医学的发展。宋代陈直撰《养老奉亲书》，元代邹铉在此书的基础上继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内容颇为详尽，是老年医学专着。金元时期学术争鸣，对老年保健的理论和方法的认识更趋完善。
（一）强调精神摄养
根据老年人的精神情志特点，陈直指出：“凡丧藏凶祸不可令吊，疾病危困不可令惊，悲哀忧愁不可令人预报……暗昧之室不可令孤。凶祸远报不可令知，轻薄婢使不可令亲”。说明保持老年人情绪稳定，维持心理健康是非常必要的。邹铉还指出了心病心医的情志保健的原则。《寿亲养老新书》中载有一首诗：“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还是病生时”。说明了只有进行自身心理保健，才可杜绝情志疾病。